马克斯·韦伯
在中国社会学界，讨论最多的西方社会学家当属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都持续促进着中国学者思考如何解读自己的国家，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理解并反思韦伯对中国的刻画。这一理解、反思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近日，北大文研论坛召开了“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本次研讨会上，有许多参会学者从中国接触韦伯的过程，以及韦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和启发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国语境下的韦伯理论。
中国接触韦伯的过程
此前大多数人认为韦伯思想进入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但是参与讨论的苏国勋教授——也是普遍公认最早系统性研究韦伯的中国学者——提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韦伯的书籍传入中国。1936年，曾经留学德国的郑太朴先生就翻译并出版了韦伯的著作《经济社会史》，这是韦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本中文书籍的封面上。而在整理燕京大学时期的文件时也发现，费孝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只是从未公开发表过。因此，中国接触韦伯的时间或许要比原先认为的更早一些。
经过中国历史的一段动荡时期，80年代中国再次接触到韦伯的思想，而苏国勋教授正是这一次接触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正值苏联的影响逐渐消退，韦伯思想再次成为可以研究的内容，苏国勋教授作为社科院的学生，被准许在给定的认识论或辩证法的主题之外选取研究方向，而这就开启了他研究韦伯思想的生涯。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之后，当今中国的韦伯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部著作都已经有了至少3种译本，而《韦伯作品集》也已经出版了十几册。
除了韦伯的一手文献之外，参与研讨的台北医学大学蔡博方教授则分析了韦伯二手文献的中文译介过程。他将这一过程的结构看作是形成韦伯目前在中国的形象的内在原因之一。蔡博方教授把所有的二手文献分为传记、理论述说和理论阐发三种，以描述性-批判性的系谱为横轴，以传记-思想的系谱为纵轴，给这些文献定位。由此，就可以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这些二手文献在译介过程中的发展趋势。
蔡博方教授指出，理论阐发类的文献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从社会学思想，到社会理论，直到收敛为社会学理论。而理论述说类的二手文献则呈现出发散的趋势，着重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这些发展来看，80年代的韦伯形象似乎还遗留下了不少问题，例如怎样看待韦伯本人的生涯与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就意味着必须将这些二手文献的译介重新放回到8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去思考。考虑这一时期的韦伯形象，注意到韦伯如何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影响之后韦伯思想与形象的发展，也促进我们去思考韦伯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韦伯思想对中国的启发
研讨会中更多的学者从韦伯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韦伯对中国的影响和启发。苏国勋教授提到，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并不单一，许多因素都可能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可以称作“多元因果分析”。曾经我们纯粹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人们的行动，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理解现象的唯一原因。但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揭示出，无论如何文化、精神的因素也都起到了作用。“新教伦理”这种精神要素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就具有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正是这一种新的联系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应当有多种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并非由某种单一的因素起到决定作用。这种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以及其建立的选择亲和性关系，不仅拓宽了视野，也使我们摆脱了决定论思想的桎梏，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背后的种种因素。
另外，苏国勋教授还认为韦伯的理论弥合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冲突。韦伯将个人行动背后的利益驱动与结构制度的制约结合起来，在制度之外也寻找人们主观行动背后的意愿。这种结合不再简单地将人们的行动完全禁锢在结构的限制当中，也不会完全从解构的角度把一切还原为行动。这对于日后我们理解社会行动的方式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结合上面提到的文化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韦伯的这种分析就是将利益、动机和制度分析与社会类型、文化与结构分析整合在一起，这就将原先长期对立的行动与结构要素弥合在了一起。阎克文教授也同样提到，韦伯比较强调个体主观行动背后的意图，集体则在本质上都是个体的复合体，由此弱化了集体的能动性。韦伯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类型的方法论，他有关观念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想法都对后来中国法律、政治、社会研究等等给予了启发。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唯物和唯心二者的高度对立由此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韦伯的理论在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释的可能性。
值得反思的韦伯中国研究
当然，苏国勋教授也认为有必要对于韦伯这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进行反思——并非从史实或者文本细节层面寻找瑕疵，因为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韦伯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有中文阅读能力，所以不必在这一层面苛责他。对于韦伯的批评则应该重视其理论和方法论中的问题，例如苏国勋教授认为韦伯似乎持有欧洲中心论和宗教进化论的思想，忽视了儒教本身作为一个道德性的民俗信仰所具有的独特之处。
另外，在韦伯对于中国的分析中，他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文人政治和儒教上，并未进行非常全面的考察。克斯勒（Dirk Kaesler）教授指出，由于韦伯的主要问题和兴趣并不在于中国，而只是使用这样的比较研究试着解释德国的问题，因此他不免对于中国的想象显得有些偏颇。例如，韦伯将古代中国文人的地位想象得非常高，达到接近皇帝的地位，然而显然这是有些夸张的。克斯勒教授认为，由于在韦伯当时身处的德国，知识分子正逐渐失去话语权，因此他倾向于将中国想象成一个他理想化的文人治国的地方，这也是他不愿触碰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的原因。
另一些韦伯的中国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则来自其他学者对他的解读之中。由于韦伯提及中国的部分集中于宗教社会学，韦伯也的确有些过度强调了儒教的作用，导致人们忘记了他的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将一切都归因于宗教问题，因此中国对于韦伯的讨论曾一度集中于是否必须要在中国发展新教的伦理体系才能促进现代化。事实上，这是将新教伦理放在决定论、一元论的方法之下进行反思，这显然是有悖于韦伯本人的方法的。概括来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误解：将韦伯理论看作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韦伯论述的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把选择亲和性关系直接看作了因果决定关系。在费瑞实（Thomas Frohlich）教授看来，将宗教看作现代化工具的理解是倒置了韦伯的论述。因此，我们也应该关注除了儒教等宗教体系之外其他的要素，例如Matthias von Gehlen教授就试着从中国传统对购买房地产的态度出发，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当中，von Gehlen教授认为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导致了两个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除了对于购买房地产的态度之外，他还提到结婚的早晚、性别地位的不同以及企业辈分原则的影响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影响。田耕教授则从宗教之外的政治角度寻找新的问题：韦伯支配社会学论述中的家产制问题也是一个跨越东西方的共同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在东西方的不同反应也构成了中国并未遵循西方现代国家发展道路的原因之一，因此如果进一步探索对于家产制国家背后的传统的比较研究，也会对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有更好的理解。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韦伯在中国语境下的呈现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即中国接触韦伯文献的结构性过程，以及韦伯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我们既继承也反思了韦伯对于中国的刻画，建立并破除了许多我们对于韦伯理论的误解，同时韦伯的看法也为未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都意味着，尽管距离韦伯去世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他的思想仍然值得中国学者继续讨论、反思。在中国学者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努力中，韦伯将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