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著，殷云露 译，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出版
笛卡尔的错误
如果不提及笛卡尔这位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极具影响的科学家，不提及他在身、心、脑三者方面的观点，我就无法向大家呈现本部分内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关注的是笛卡尔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以及这个观点的几个现代变体。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心智与大脑有关，但仅限于将心智看作软件程序，运行在一个称为大脑的计算机硬件上；或者大脑和躯体是相关的，但只是说前者必须要在后者的生命支持下才能生存。
那么笛卡尔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呢？还是用更好的说法，不礼貌、不友好地问一句，笛卡尔到底哪一点错了呢？有人可能会先抱怨并责备他让生物学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机械论作为生命过程的解释模式。但这也许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会继续转向那句“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其首次出现于 1637 年法文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第四部分，还有 1644 年拉丁文版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第1部分中 。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所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 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 (res extensa) 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
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一个基本的意识出现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心智；如果心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思考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进而用语言来沟通和组织思维也成为可能。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存在”是先于“思考”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后再思考，我们存在之后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思考只因我们存在，因为思考的确是由生物的结构和运作所引发的。
当我们把笛卡尔的声明放回到它所属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想一会儿，是否这句话的含义与现在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可以看一看，是否这句话只是对感受和推理的一种肯定，而并没有涉及其起源、成分和时间特征呢？是否这句话只是笛卡尔为了调和宗教压力而创造的呢？后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无从证实这一可能。笛卡尔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墓碑碑词，“Bene quilatuit, bene vixit,”其意义是“隐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这句话来自欧维德（Ovid）的《哀怨集》（Tristia，3.4.25），难道笛卡尔隐秘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吗？对于前者，我认为笛卡尔写的就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他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定无疑，且任何质疑都无法动摇它：“……评论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确定无疑，即便是特别刁钻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动摇它，我决定，将其作为我追求的哲学的首要原则。“
这里，笛卡尔在为自己的哲学打下逻辑基础，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Fallor ergo sum）相类似 。在下面几段中，笛卡尔明确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据此，我知道“我”是一种物质，其全部本质或性质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 ; 所以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独立于个体，比后者更容易理解 ;即使没有躯体，灵魂也不会消亡。“
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个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个鸿沟 ; 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极为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作品简介：
《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著，殷云露 译，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出版
在20 世纪，笛卡尔推崇的身心二元论占据主流。二元论拒绝承认情绪在理性决策中的作用，认为情绪是理性思考的杂音。然而，既是临床医生又是神经科学家的达马西奥，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性决策离不开对身体情绪状态的感受。这一论断简单却有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配西方几百年的身心二元论。自《笛卡尔的错误》出版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达马西奥教授通过丰富的临床案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绪在人类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的躯体标记假设，为身心之间的联结提供了当代科学的确证，把虚无缥缈的心智转变为具体可感的实在之物。为我们思考人类的理性和意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
书中丰富的临床案例和富有洞见的理论假设，共同为我们带来一场人类意识探索的盛宴。达马西奥教授带领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带领我们走进人类理性的深层结构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