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怎么样？
按照莫言的计划，2018年，莫言还有作品在《花城》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编辑部主任陈崇正对我说，这组照片包括两个短篇小说和三首诗，小说是《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诗歌是《雨中漫步是猛虎》（外两首）。
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组小说大部分是2012年春天创作的，只是因得奖一事被搁置，一直没有发表。在五年时间里，莫言一直在修改这批作品。
“小说里的原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故事，于是莫言笔下的人物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
关于《收获》上的这三篇小说新作，程永新表示与莫言此前的作品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些许不同。“他以前很善于用漂亮的长句，这三个短篇里，长句子不见了，或者比较少，相反，人物非常生动，语言又相对简洁。看得出这些小说是精心打磨、推敲过的，不是轻易出手。”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表示，“好作品才是作家的‘王道’。”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尤其是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向来是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在《檀香刑》里，莫言成功化用了高密一带地方戏种茂腔，小说《蛙》的后一部分，则是标准的多幕话剧。“
“莫言新发表的剧本《锦衣》自然而自由地展现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施战军说。
莫言自己这样解读《锦衣》的创作由来：“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经常半夜听到女儿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母亲跑来问她女儿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
这个文学剧本是莫言在2014年的时候写好的。“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发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后来我读到一些史料，看到曾经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了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
“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一方面因为剧本太长，有三万多字，而按照舞台的要求大约一万多字就够了，所以《锦衣》若要搬上舞台还要进行大量删节；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词也不是按照规范的唱词写的，这个唱词对平仄有要求，我写得很自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艺术创作的领域。”
李壮在《北京青年报》上指出，《锦衣》改编自民间传奇故事，情节不乏套路，人物脸谱化，但借由半唱半白的形式，却有一种浩浩荡荡、泥沙俱下、野马脱缰的语言快感。
打油诗是诗歌吗？
引发争议的是莫言的组诗《七星曜我》。受民间文化传统影响，莫言有写“打油诗”的爱好。组诗《七星曜我》是莫言的致敬作品，他把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特朗斯特罗姆、V.S.奈保尔、勒·克莱齐奥这七位作家的交往和印象写成了诗。
莫言对自己的诗也进行了解读：“我写诗的过程也很长了，但一直羞于拿出来示人。这种白话诗也一直在写，一直感觉到这些内容就是一个随笔，记一件事，记一个人，用这种分行的、基本押韵但又不严格押韵的句子记下来，累积起来。这一次的这七首，是和知名作家的交往、友谊。我想着，这七位作家，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本国、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的，称得上七颗文坛巨星。恰好，北斗七星嘛。这个“曜”字也是在给星球起名字时经常用的一个字，它不是“照耀”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而是另外的含义。”
李壮的评论很含混：“写诗的莫言将创作的浓度集中于语言本身。“《七星曜我》里的莫言喋喋不休，其中满满流溢的都是莫言式的聒噪与幽默；诗歌文本的形式约束看似构成了外在的节制性力量，实际上这种限囿却令裂变增殖的语言魅力更响亮地爆发。”
发表这组诗歌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说，“《七星曜我》这组诗，一般作家很难写出来，与多位国际知名作家的交往，融合在诗句的意象中。”
上海的评论家张定浩则对《七星曜我》这组诗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说莫言的诗是一个笑话，那将是对笑话的侮辱。事实上，最好的笑话中所体现的精微心智与文明，莫言是不可能理解的。莫言的诗是数十年来反智主义结成的恶瘤，他颠覆了我们对诺奖作家惯常的认识，这个小丑，这个庸俗肤浅的心灵。”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光祖在《文学自由谈》杂志2019年1期发表《莫言归来的败象》一文里，对莫言发表的新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纳博科夫说，抚摸你那神圣的细节。莫言的这几个短篇小说的最大症结，就是没有细节，何谈神圣的细节。读完《天下太平》，我发呆了很长时间，难道一位作家的才华，丧失如此迅速吗？我们知道莫言是靠那点乡村记忆写作，他接续的不是中国文学的精英传统，他来自民间，是民间文化养育了他。至于西方文化，他更是一无所知。但不至于下滑得如此惨不忍睹？
至于他发表在《人民文学》9期的组诗《七星曜我》，还有戏曲剧本《锦衣》，我就不想多谈了。那本不值得一谈。《锦衣》基本是外行的写作，不说情节的胡编乱造，只谈戏词，就问题多多。充其量只是趣味低下的顺口溜而已。再说他的诗，更是顺口溜，而且格调极其低下。我们只能佩服他的胆量。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作用的。他自以为的“诗”，依然是蹩脚的顺口溜。他对新诗的语言把握，还基本是一个外行。”
长篇小说是真正是考验？
莫言显然不能同意这些批评。在2018年春节来临之前，莫言在给朋友们拜年的短信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副新写的书法，也是一首新创作的打油诗：
“骂声如雷天外来，
刀光剑影枪成林。
貌丑非因人之过，
腹黑确系鬼缠身。
左墨误泼书家案，
旁诗错叩诗人门。
我本愚氓不可训，
狗年抖擞狗精神。”
诗结尾注明是“左书地沟油诗迎接戊戌春节”，还盖有莫言的印章。
但是，争议归争议，但更多的人则对莫言手上在写的长篇小说满怀期待。
毕竟，这是莫言获诺奖后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文学圈里，公认的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实力和才华，还是长篇小说最能够体现作家的水准，进步还是后退。
这也是莫言现在面临的挑战。“我想，读者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出长篇。这个我一定会认真写，也一直在做着充分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出，慢慢来吧，不要着急。过去差不多了，好，就出版吧，现在可能得再放放，再拖拖、改改，希望更加完美一点。”
在莫言看来，长篇并不是衡量作家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准：“长篇也好、中篇也好、短篇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国外很多大作家，像契诃夫，一辈子也没写过长篇，但他们的文学地位依然是重要的。”
莫言对写长篇还是充满了兴趣，也正在准备、正在写，但什么时候能够写完、什么时候能够满意到可以拿出来发表，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写作的时候，还是要放下一切包袱，不要让诺奖变成沉重的担子，或者一个沉重的冠冕压在头上，那就没法写了”。
我希望莫言的长篇小说写作顺利。1994年，我到西安，在陕西作协采访陈忠实，当时陈忠实表态要写《白鹿原》下部，写新中国的后五十年。但在《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陈忠实为名利所困，直到他去世，陈忠实手上的这部作品一直没有写出来。
希望莫言能够打破“诺贝尔魔咒”。
那个当年的高密农家少年，已经站到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黄袍加生身，衣食无忧，愿你能够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