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应如何适当地生活和写作？

2018-03-06 来源：华文好书

本文摘自《希尼三十年文选》，[爱尔兰]谢默斯·希尼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叶芝绝不会仅仅“满足于活着”，因为那将意味着扔掉词语，扔掉姿态，扔掉戏剧和超脱的种种可能性。从其诗歌生涯开始，他就强调并实现艺术的异样性，它不同于生活；梦想的异样性，它不同于行动；最后，他游移在他的视域模式之内，如同游移于某个隐形的影响和防御的圈内，某种精神防弹玻璃内，独享如帐篷内的恺撒，专注如溪流上的长脚蝇。

不管叶芝要我们怎样理解《长脚蝇》，我们都不可忽视那驱使长脚蝇前进的信心和支持这信心的能量，这能量因一个信念而充沛起来，也即艺术过程具有某种绝对的有效性。那是作品自身的一种玻璃抛光，它引开所有其他真理，除了它自身的真理。艺术可以以其脸色逼退历史，想象力一旦形成并掌握了发生的事情背后的秘密，就可以鄙视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当叶芝设想并体现这种艺术追求时，我们可以嗅到一种猛烈，一种无情的因素。“心灵的黄眼鹰”和《天青石雕》一诗里的中国佬那“古老的亮眼”，还有那个打量坟墓的骑手的“冷眼”，全都暗示着不怀好意的欲望。如果艺术家心灵的行为有爱的行为具备的所有强度和欲望，以及所有潜伏的侵略性，那么可以说，叶芝的艺术想象力常常处于一种只能正确地用阳具崇拜来形容的状态。

那么，这是堪作榜样的吗？我们完全同意那种“对生，对死／投以一道冷眼”的武士式逼视和确定性吗？我们对这种昂首阔步说是吗？我们能承担得起对那紊乱地、难驾驭地继续着的生命投以不屑吗？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对待叶芝那个断言，他断言那坐下来吃早餐的人是一捆“偶然和不连贯”，断言在他诗中重生的人是“某种有意图的、圆满的东西”？我个人对这种态度所包含的不妥协是极其欣赏的，如同我觉得叶芝如此经常决意要使两样东西争吵不休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赞赏和效仿的。这两样东西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

人的才智被迫去选择

生活或作品的完美，

而如果它选择后者就得拒绝

天堂般的大宅，在黑暗中发怒。

最后，使人感佩的是，他能够做到生活和作品并非分开而是形成一种延续，能够做到他的视域的勇气并不是把自己局限于辞令，而是在行动中迸发。例如，与想象力的另一位伟大辩护者华莱士·斯蒂文斯不同，叶芝承担其浪漫主义的后果，把它付诸行动：他在那电报和愤怒的世界中宣传、演说、筹款、管理、从政，全都是为了实现视域中的那个世界。他的诗歌不只是印刷的诗集抵达识字读者和批评家的世界那么简单，而是为了在文盲和政客的世界中尽可能地活得正直坦荡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的华美之花。除了《选择》一诗中那响亮的对照之外，我们还必须建立另一个识别标志：

一位诗人理所当然是一个以完全的诚实生活的人，或毋宁说，他的诗愈好，他的生命就愈诚实。他的生命是一次生活实验，而他的后继者有权知道它。最重要的是，抒情诗人的生命必须被知晓，我们必须明白他的诗歌并非无根之花，而是一个人的言语；必须明白在任何艺术中取得任何成就，或可能独立自主很多年，或走一条没有其他人走过的路，或在别人的思想有整个世界的权威做支持的时候接受自己的思想……或把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如此地更贴近一个人的灵魂）交给世界去批评，都绝非小事。

我钦佩叶芝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较量，确定哪些是他愿意谈判哪些是他不愿意谈判的领域；钦佩他绝不接受别人的论说方式，而是提出自己的。我觉得，这种霸气，这种明显的傲慢，对艺术家而言是堪作榜样的；对他来说，坚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视域、自己的指涉范围是应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常常会显得不负责任或装模作样，有时候显得麻木不仁，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正直行为，或一种保护正直的狡猾行为。

当然，终其一生，以及自他死后，叶芝一直都因其信仰的难以捉摸、因其行为的超然和因其指涉范围的古怪而不断遭到驳斥。首先是精灵。然后是托斯卡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和戈尔韦的大庄园。然后是月相和大轮。可信赖的市民问道，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重复文盲农民的幻觉的易上当的唯美主义者，这个在乡间大庄园里把阶级制度的封建事实神秘化的势利眼食客，这个建构历史模式然后以几何学和托勒密天文学的胡言乱语预测未来的江胡骗子？我们也许会倾向于用可信赖的市民的方式来回答，由他定调子然后替叶芝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