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去世56周年，有不少人纪念，这真是一件感人的事情。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历史》的前言中回忆胡适晚年时的一个说法，年轻人称他为“胡适先生”，说明了一种隔膜，更正式或更好的说法应该是“适之先生”或者“胡适之”。
如果胡适地下有知，他对今天的人称他为胡适先生应该感到开心了，又过了几十年，而中国还是忘不了他。
▲胡适
前段时间去北京出差，我带了《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在飞机上看。在北京，听鄢烈山老师的演讲，号召今天的读书人应该向胡适学习，学他的乐观、温和和坚定。
坐在台下听讲的我很感动，很想告诉鄢先生，我包里就有一本胡适呢。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是鄢先生的知音。
胡适可能是最近150年最好看的读书人，比徐志摩要帅很多。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物。生前，他留下了巨量的文字，同时也布下了迷魂阵。
台湾学者江勇振写胡适的传记，四卷本，差不多280万字，可谓把胡先生扒了个底朝天。要冲破胡适留下的迷魂阵，发现一个历史更深处的胡适，确实并不容易。
▲徐志摩（左）、胡适（右）
胡适鼓励同时代的人写自传，可以留给后人更多的资料。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40岁的时候，就写了《四十自述》。他写了英文的小型自传，也接受唐德刚的访谈，做了个人口述史。
所以，《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就是他各个版本的自传。这是他想让我们知道的“自我”。相比于江勇振苦力寻找的情史，胡适在自传里所塑造的“自我”，也许更值得我们去审视。
终其一生，胡适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现代读书人。胡适和李大钊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大家多认为他强调的是“问题”，但是就这个句子来说，“多研究一些问题”——研究两个字也很重要。今天人们多强调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调他的自由主义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再关心胡适“研究”了什么，是如何“研究”的。我们增在把胡适偶像化，同时也在把他浅薄化。
▲坐落于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
胡适父亲去世之前，就发现这个三岁的小儿子，是一块读书的料。他临终的时候嘱托，一定要供胡适读书。他的遗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胡适的命运。
母亲把供养胡适读书视为自己的使命，送他去私塾的时候，别的孩子一年学费两元，她要给老师4-10元，并且要求老师为胡适“讲书”。所以，胡适少年老成，没有别的孩子那么贪玩，但是很早就立志要做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父亲的遗言，也约束了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年纪比胡适的亲生母亲还要大，早已成家。
在胡适的记忆中，母亲在两个嫂子的夹磨下过得非常艰难，也很难掌控家庭的大局。但是，这个家庭的信仰，就是让胡适读书。
▲胡适父亲胡传
胡适的二哥在上海做小生意，看到科举制度废除，考功名无望，就带胡适去上海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胡适在各种回忆中对两个哥哥都有所不满，但是，正是二哥把他带往上海这个举动，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史。
在上海的时候，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当时，革命话语盛行，同学中也有不少要做革命家的。但是，大家竟然也达成了一种难得的共识：胡同学，你读书好，是个做学问的料，还是别玩儿革命了，好好读书吧。这就是胡适的境遇。
他是同学中比较成熟的人，同样也有着年轻人的激进，但是，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不但他自己有读书做学问的自觉，周围的人也爱护他保护他，想让他走做学问的路子。
所以，“成为胡适”，这个过程在他赴美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公学的时候，没有主持学潮，没有冲到革命前线，到多年之后他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告诫同学们，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不要被激进冲昏了头脑。
▲留学美国期间的胡适
所以，那个在美国读书的胡适，虽然在和梅光迪、任叔永这些同学论辩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是在给《新青年》写的文章中，他却老老实实地把标题改成了《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看了之后大赞，紧跟着写了一篇跟帖，标题叫《文学革命论》。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而胡适是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学者。
胡适晚年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基于“学者”这个身份认同。他做驻美大使，从个人角度看，到处演讲，和美国名流谈笑风生，从为国的层面讲，辛苦募捐、游说支持抗战，总是有功的，但是在自传中，他很少谈起。
相反，除了新文化运动之外，他谈论篇幅最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对禅宗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谈起自己在学术上的探索和贡献，他从来都不谦虚。
所以，这位年少成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30多岁的时候，就公开说自己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了。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我们总是惊叹于胡适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志向，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以学术为业”。
名士风流，社交宠儿，妇女之友，国师策士，这些标签也都属于他，但是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一种苦恼。
大陆有些人说，胡适的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学问还没过时。余英时先生反驳道：也许胡适先生的学问过时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没有过时。
这话由余英时说出来是合适的，余先生的学问，就是站在胡适的肩膀之上。从胡适到余英时，可以看出几代学人一脉相承的坚持，这恰恰证明了胡适对自己“学者”和“读书人“的定位，是多么重要。
不要小看这种身份的自觉和坚持。前段时间《无问西东》很火，很多人都在讨论西南联大精神的衰落。郑天挺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教务总长，作为学者的他，根本不想当这个总长，朋友们劝他：以大局为重，你个人就做出一点牺牲吧。
这就是“做学问“的信仰。放到今天，一个教授被任命为院长、副校长，有几人能够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