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胡适去世56周年,有不少人纪念,这真是一件感人的事情。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历史》的前言中回忆胡适晚年时的一个说法,年轻人称他为“胡适先生”,说明了一种隔膜,更正式或更好的说法应该是“适之先生”或者“胡适之”。

如果胡适地下有知,他对今天的人称他为胡适先生应该感到开心了,又过了几十年,而中国还是忘不了他。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胡适

前段时间去北京出差,我带了《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在飞机上看。在北京,听鄢烈山老师的演讲,号召今天的读书人应该向胡适学习,学他的乐观、温和和坚定。

坐在台下听讲的我很感动,很想告诉鄢先生,我包里就有一本胡适呢。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是鄢先生的知音。

胡适可能是最近150年最好看的读书人,比徐志摩要帅很多。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物。生前,他留下了巨量的文字,同时也布下了迷魂阵。

台湾学者江勇振写胡适的传记,四卷本,差不多280万字,可谓把胡先生扒了个底朝天。要冲破胡适留下的迷魂阵,发现一个历史更深处的胡适,确实并不容易。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徐志摩(左)、胡适(右)

胡适鼓励同时代的人写自传,可以留给后人更多的资料。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40岁的时候,就写了《四十自述》。他写了英文的小型自传,也接受唐德刚的访谈,做了个人口述史。

所以,《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就是他各个版本的自传。这是他想让我们知道的“自我”。相比于江勇振苦力寻找的情史,胡适在自传里所塑造的“自我”,也许更值得我们去审视。

终其一生,胡适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现代读书人。胡适和李大钊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大家多认为他强调的是“问题”,但是就这个句子来说,“多研究一些问题”——研究两个字也很重要。今天人们多强调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调他的自由主义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再关心胡适“研究”了什么,是如何“研究”的。我们增在把胡适偶像化,同时也在把他浅薄化。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坐落于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

胡适父亲去世之前,就发现这个三岁的小儿子,是一块读书的料。他临终的时候嘱托,一定要供胡适读书。他的遗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胡适的命运。

母亲把供养胡适读书视为自己的使命,送他去私塾的时候,别的孩子一年学费两元,她要给老师4-10元,并且要求老师为胡适“讲书”。所以,胡适少年老成,没有别的孩子那么贪玩,但是很早就立志要做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父亲的遗言,也约束了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年纪比胡适的亲生母亲还要大,早已成家。

在胡适的记忆中,母亲在两个嫂子的夹磨下过得非常艰难,也很难掌控家庭的大局。但是,这个家庭的信仰,就是让胡适读书。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胡适父亲胡传

胡适的二哥在上海做小生意,看到科举制度废除,考功名无望,就带胡适去上海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胡适在各种回忆中对两个哥哥都有所不满,但是,正是二哥把他带往上海这个举动,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史。

在上海的时候,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当时,革命话语盛行,同学中也有不少要做革命家的。但是,大家竟然也达成了一种难得的共识:胡同学,你读书好,是个做学问的料,还是别玩儿革命了,好好读书吧。这就是胡适的境遇。

他是同学中比较成熟的人,同样也有着年轻人的激进,但是,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不但他自己有读书做学问的自觉,周围的人也爱护他保护他,想让他走做学问的路子。

所以,“成为胡适”,这个过程在他赴美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公学的时候,没有主持学潮,没有冲到革命前线,到多年之后他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告诫同学们,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不要被激进冲昏了头脑。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留学美国期间的胡适

所以,那个在美国读书的胡适,虽然在和梅光迪、任叔永这些同学论辩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是在给《新青年》写的文章中,他却老老实实地把标题改成了《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看了之后大赞,紧跟着写了一篇跟帖,标题叫《文学革命论》。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而胡适是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学者。

胡适晚年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基于“学者”这个身份认同。他做驻美大使,从个人角度看,到处演讲,和美国名流谈笑风生,从为国的层面讲,辛苦募捐、游说支持抗战,总是有功的,但是在自传中,他很少谈起。

相反,除了新文化运动之外,他谈论篇幅最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对禅宗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谈起自己在学术上的探索和贡献,他从来都不谦虚。

所以,这位年少成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30多岁的时候,就公开说自己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了。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我们总是惊叹于胡适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志向,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以学术为业”。

名士风流,社交宠儿,妇女之友,国师策士,这些标签也都属于他,但是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一种苦恼。

大陆有些人说,胡适的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学问还没过时。余英时先生反驳道:也许胡适先生的学问过时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没有过时。

这话由余英时说出来是合适的,余先生的学问,就是站在胡适的肩膀之上。从胡适到余英时,可以看出几代学人一脉相承的坚持,这恰恰证明了胡适对自己“学者”和“读书人“的定位,是多么重要。

不要小看这种身份的自觉和坚持。前段时间《无问西东》很火,很多人都在讨论西南联大精神的衰落。郑天挺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教务总长,作为学者的他,根本不想当这个总长,朋友们劝他:以大局为重,你个人就做出一点牺牲吧。

这就是“做学问“的信仰。放到今天,一个教授被任命为院长、副校长,有几人能够拒绝?

读书推荐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