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著《云庐感旧集》
艺术史学者白谦慎致力书法和学术。自从1973年入萧铁门下学习书法，这门艺术成了他的终身爱好。而1978年考上大学后，学术研究便成了他立身的职业。1990年在美国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书法从爱好变为职业。《傅山的世界》奠定了白谦慎在学术界的地位，正在进行的吴大澂研究也让人充满期待。如今出版的《云庐感旧集》，写了十五位师友，从中可见白谦慎的学艺之路。
书中人物，我只访问过章汝奭和张充和二位，读来格外亲切。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白谦慎的老师中，二位在书法界名气最响，张充和更是日隆。名气也许只是误会的总和，我亲眼所见的章汝奭与张充和，则是纯然学人，与世俗毫无相干。
1980年代初章汝奭先生（右）和白谦慎（左）
白谦慎写老师章汝奭，不流于世俗。有人见了他，常问：“你‘混’得怎样？”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章汝奭这辈子从来没有混过！”他唱京戏、打桥牌、斗蛐蛐，但每做一件事，都能做得很精。白谦慎说：“老师的书法，以二王和颜真卿为根基，旁涉诸家，点画凝重，气息淳厚，格调清高。如果让我来概括老师的书法，我会用‘清’和‘大’这两个字来描述。‘清’说的是老师的字有一种清雅之气，这使他的书法不同于世俗的作品。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书法中俗气、混浊的东西很多。老师喜欢写蝇头小字，但他的字却很大气，堂堂正正，不营营苟苟。”
章汝奭先生题签
我曾数次在上海古北路章汝奭先生家听他畅论书法，也曾陪他在状元楼吃饭，席间他臧否人物的神情至今难忘。甚至对白谦慎在报纸上发表的观点，章先生也别有看法。
张充和
如果以书法的气息而言，白谦慎更近于张充和。记得我2007年在耶鲁访问张充和，临行时，她对我说：“你到波士顿，可以去找小白。”可见“小白”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白谦慎在美国读艺术史专业，更是张充和推荐的。白谦慎在《充和送我进耶鲁》一文，细说此中因缘。1986年10月，白谦慎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位于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88年8月，白谦慎到华盛顿拜访傅申，带了自己的书法去请教。傅申看了白谦慎写的小楷，便请他欣赏张充和的蝇头小字，在旁说了一句：“看了这样的字，就知道我们从小就没有写好字。”1989年 9月4日，白谦慎第一次到张充和家访问，这才开始彼此的交往。1989年10月13日，白谦慎在电话中顺便提到自己准备转行，张充和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你想不想到耶鲁大学来读艺术史系，你若愿意，我会郑重推荐。”为了把白谦慎推荐给耶鲁大学教中国艺术史的班宗华教授，张充和开着车直奔艺术史系，自己敲门找班宗华，对他说：“你的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我向你推荐一个研究书法的。”这是她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向耶鲁推荐学生。多年后，白谦慎告诉张充和的儿子以元：“你母亲只见过我两面，就推荐我上耶鲁了。”张充和笑道：“好像我的眼力还不错。”
张充和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云庐感旧集》中尤为珍贵的是记录一些书法界不太受注意或正被遗忘的人物。比如白谦慎记早期的老师王弘之：“在日常的谈话中，王老师更多的是启发和品评。其实，当时周围的其他老师也都是通过品评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文革’中上海有个很红的工人书法家，我初学书法时，很喜欢他的字。1973年我在静安区办事处实习时，骑车路过一个‘群力皮鞋店’，那个店的招牌就是用那位当红书家的字体写的，我很喜欢。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那位书家的字帖去给我的会计老师濮思炽先生看，他的简单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字俗。’一个会计老师，平时并没看出他喜欢书法，居然对上海的当红书法家发出如此自信而又尖锐的评论。当时年轻，对濮老师的评价非但不理解，而且还满腹狐疑。不过我知道，他绝不是信口臧否。濮老师‘文革’前在市分行工作，是非常优秀的财务专家，在业内有很高的声誉。濮老师的‘棒喝’至少让我明白，自己认为漂亮的字，别人不见得抱有同样的看法。”这一段看似闲笔，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甚至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1937年孙中山外孙王弘之与家人合影
王弘之老师多年后将自己的家世告诉白谦慎：他的母亲孙婉是孙中山先生的次女；父亲王伯秋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孙婉到美国留学时，中山先生委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王伯秋照顾孙婉。日久生情，两人相爱，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和王弘之。可王伯秋在家乡有原配，王母以死相胁，不许王伯秋和原配离婚。只要能和王伯秋在一起，孙婉并不在乎是否有妻子的名分。可中山先生则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做“妾”。王伯秋幼年丧父，是大孝子，在左右为难之中，他选择了和孙婉分手。“文革”结束后，王弘之和在台湾的姐姐王纕蕙恢复了联系。一个偶然的机缘，王纕蕙打听到母亲还健在，寓居澳门，设法取得联系。1979年，王纕蕙安排弟弟赴香港，与阔别六十年的母亲见面。当王弘之在上海办好赴港手续、买好机票准备出发之际，噩耗突然传来：望眼欲穿的孙婉，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于6月3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白谦慎写道：“2006年，王老师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意外去世。从此我到上海，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音容笑貌只能在回忆中再现。王老师去世后，师母继续着王家1949年后的故事的写作，取名为‘岁月’，并嘱我为尚未完成的书稿题写了书名。可2012年，师母也因脑出血溘然辞世，留下了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一部是写她的娘家蓬莱李家的）。最熟悉王老师的人走了，他的故事，不知何人、何时还能完成？”这段历史，如果有心人进一步挖掘，何尝不是绝佳的影视题材？
1978年，白谦慎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知道他爱好书法，曾经带他去拜访季羡林，观赏季先生的书画印章收藏；还安排他和华人德拜访了魏建功。本科快毕业的那年，白谦慎到中联部实习，赵宝煦嘱白谦慎以小楷抄录赵作旧体诗两首，奉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先生雅教。对此，李一氓很高兴，还特命白谦慎为他治印两方：“一氓吟草”“一氓八十”。李一氓在晚年题字时，经常用这两方印。有一次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座谈会，李一氓还专门提起，现在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还有喜欢书法的。白谦慎的这段回忆，现在读来颇有“古风”。
白谦慎笔下的汪世清，更可以说是“今之古人”：“汪先生对明清艺术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他对清初四僧和龚贤等书画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艺术史中的难题，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们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雾中。但汪先生从不喜欢张扬，对名利的事，他看得很淡。”多年来，汪世清一直热心地为同道和晚辈们提供种种学术上的帮助，而又从不求回报。我想另举一例以为佐证：余英时先生的名著《方以智晚节考》中，《方以智死节新考》第一段云：“余草《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既脱稿待刊，忽获徐复观先生转来北京汪世清先生手稿印本一份。据方中通《陪集》及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订正余所撰《方以智晚节考》，读之大喜之望。……此文所创获则皆汪世清先生之赐也。”
白谦慎带学生观摩翁万戈先生收藏（2004年）
莱溪居主人翁万戈先生也是我当年计划访问的旅美学人，可惜无缘。如今读白谦慎写翁先生，心向往之。2007年，当白谦慎告诉翁先生，因要参加纪念傅山先生四百周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而不能参加七月为他九十大寿举办的晚会，并为此深感遗憾时，翁先生风趣地说：“你当然应该参加纪念傅山先生的会议，九十岁不能和四百岁比。”言毕大笑。至今翁先生年逾百岁而著述不已，想是这种豁达的性格使然。
翁万戈与摄影师斯坦纳在博物馆（约1950）
白谦慎的感旧集中，有师亦有友。其友中，以曹宝麟、华人德、潘良桢三位为熟，所交以书法为中心。曹宝麟以一手米字名世，最近尤以揭露书坛腐败而震动业界。白谦慎从“恰同学少年”忆起，原来曹宝麟是北大中文系汉语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力先生。最妙的一节是：“1979年的一天，宝麟和我一起骑车进城。傍晚在回北大的路上，他告诉我说，他近来研究古文字颇有心得，他在考释甲骨文方面有一些不同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我虽不研究文字学，但也知道郭沫若先生是这方面的权威。听说宝麟有了新见解，自然很是兴奋。回到北大后，我们在校园内的一个小饭馆要了点菜和啤酒，边喝酒，宝麟边在一张小纸上写写画画，解释给我听他的见解。我虽不完全懂，但仍很有兴趣地听着。宝麟说，下次去见王先生时，要向他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几天后，我去他的宿舍小坐，问他是否已向王先生报告自己的发现。他说，已见过王先生，但受到王先生的严厉批评：证据不足，无以立论。”后来曹宝麟在他的论文集《抱瓮集》的序中提到了当年被王力先生批评一事：“我在北京大学从先师王力先生学的是古代汉语，专业方向为汉语史。负笈三载，体会最深的，莫过于了一师‘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治学精神，与乾嘉诸子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讳言有过被先师斥为‘穿凿’的沉痛的教训。”这一治学精神，真该多讲给后学听听，可一扫时风。即使知音寥寥，如此空谷足音也不妨多弹。
华人德和白谦慎是北大同级校友，毕业后的同声同气尤见可贵。比如1987年华人德发起成立沧浪书社，白谦慎在海外无法出席，所寄贺信的最后一句是：“在今天，我们的书法、书社不应是某一阶层、某一组织的附庸，愿书社能始终以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屹立于中国书坛。”以此观之，今日书坛的机构层出不穷，值得反思者何其多！画家吴冠中晚年有感于艺术界的弊端，多次呐喊：“取消美协！取消画院！”何尝不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反省？
白谦慎的另一位诤友潘良桢，对官本位文化及其在书坛的反映非常不满。“良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对利用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具有天生的反感。”白谦慎写道，“因为，当年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依然还要努力。”对于白谦慎和他的诤友们的努力，我抱一种“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的态度。
不过，白谦慎在写潘良桢时顺便提到“上海的寓公文化”，不可等闲视之：“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上海不但是介绍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也是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在上海有许多清朝、民国的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后人。即便是中国近代的资本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工商界人士的。这一社会背景，使他们和中国传统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艺术品味还是非常中国化和传统的，收藏中国的书画艺术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1949年以后，由于盛行阶级分析理论，这些遗老遗少及其后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许多人便以书画自娱。于是在1949年后的上海，依然有一个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特殊阶层。以我在上海请教的五位老师来说，萧铁先生出身常熟望族，王弘之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外孙，其父亲王伯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和东南大学的教务长；金元章老师的父亲是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师母出身杭州望族，姨夫是篆刻家王福庵；章汝奭先生的父亲章佩乙，曾任《申报》主笔、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次长，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这些人物正是《云庐感旧集》的主角，其中蕴藏的文化价值，如同一座还未深挖的宝山。在我看来，对中国书法，与其抨击时弊，不如取法传统。前人书法中的精华，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也许正是“文艺复兴”的源泉。（文/李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