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1945年1月，前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据说，当年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发现了1.4万条人发毛毯，还有7.7吨头发。
近百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重新回望这段历史，除了沉痛哀悼，更难得的或许应是理性的反思。而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人——他曾是卡尔维诺口中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之一。
他，就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
1944年底，在加入那不勒斯的一支反法西斯游击队后不久，莱维被捕，他选择承认自己是犹太人，避过了被立即枪决的命运，却开始了集中营长达 11个月的地狱梦魇。
莱维相信，正因为人类发明了奥斯维辛，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有愧的；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取消正义和邪恶的界限。我们仍要保留拒绝认同邪恶的最后的权力，肩负起对人性、对他人无限的责任。
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原因为自杀。而莱维的著作虽然此前在欧洲国家已经颇具影响，但在中国，却是直到最近几年才陆续有中文版本，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获得关注。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莱维，这个亲身经历过残酷集中营生活的幸存者是如何看待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浩劫的？
他眼中的奥斯维辛是否有所不同？劫后余生，重获自由的他为何出狱后又选择了跳楼自杀？对于人性，他的思考为何能如此深邃、引人深思？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
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
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
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
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方面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
斯维沃 在小说《泽诺的意识》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
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
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组织的集体。
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
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加上其他身体疾病，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迅速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前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
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18岁意大利小伙子恢复勇气（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勇气）。
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便感到无比慰藉。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肯定是些希望的话语，也许凭借我25岁的年纪和三个月的“老资格”，编了几句“新来者”可以接受的谎话，无论如何，我赠予他短暂的关心。但我也不安地记得，在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其他请求耸耸肩膀。
这时，我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也深深吸收了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则，并时刻遵守着它——首先要照顾好自己。
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
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
“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
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
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
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缓解，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
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
“卡波”安排我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干活。我的任务是清理一个大房间中的瓦砾。这房间装满了尚未安装完成就被炸坏的化学器材。沿着墙壁有一条两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个稍高于地板的水龙头。
一条水管？
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用手指接住这水滴，它们看起来的确是水。
我没有容器，而那些液体正慢慢地流出来，没有压力：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满，也许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
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
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你没有接受职位，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
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
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
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
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和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
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最糟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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