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本身没什么好畏惧的；生命毫无意义，一点都不吸引人。可以献出生命或家产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拥有生命与富足的；这一点都不是夸大，而是一种深切的体验，难以坐视不管的原动力。爱情只是这种原动力的一小片段罢了。”
这话有一点十多年前所谓“新新人类”的口吻，很叛逆，很愤激，但它发表于1914年9月，是奥匈帝国的部队中，一名33岁的志愿兵罗伯特·穆齐尔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处在开拔之中的他，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他的话发表在了《新评论》上，被看作一份挺战宣言，并没什么特别的。
着军装的穆齐尔
可是，穆齐尔后来成了名缀文学史的小说家，他的日记、札记和其他文章都被收集出版，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瑞典作者皮特·恩格伦特地引用了它。这可绝对是一百年前的人，包括穆齐尔本人在内，所料想不及的。《美丽与哀愁》是一本一战的“个人史”，也就是说，是从诸多个体的角度观察战争的历史著作，援用的都是亲历那个时代的个体的记述，通过他们的所见、所思、所感来勾画一幅完整的图景。这些记述显示，那时候的人并不是从未想过自己生命的金贵，但是他们认知和情感的出发点，并不是个人的体验。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瑞典] 皮特·恩格伦 ，中信出版社 2017年版
“知识=体验×敏感性”，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20世纪以后的人是用这个公式来获取伦理知识的，它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像战争这样的大议题的看法。在这之前，普通人自觉地安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表现战争的艺术作品，最容易想到的，是跨在马背上的拿破仑，所谓拿破仑战争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历代文学先贤书写的战争故事，都是皇帝、将军、英雄唱主角，而对其他人只作笼统提及，他们完全是战争苦痛的承受者，而与荣耀和壮烈无缘。
如果对西方文艺隔膜，就想想中国好了，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中，没有出现过一个小兵卒的想法或姓名，他们是“军心大振”的一分子，也是“尸横遍野”中的一分子，他们为领袖、为名将、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们驭使，以后者的荣辱为个人的荣辱，以得到他们的统率、赏赐和抚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第四次出祁山，“点起蜀军二十三万”，罗贯中真没有心思去描写内中一个小卒的心情：“要打仗了……”
“要打仗了”，在《美丽与哀愁》中，我们一次次听到这样的心声，有时只是一闪念：女人看到一张丈夫手写的卡片时的闪念，路人看到后备军人挥舞的帽子时的闪念，半大青年扫到一眼偶然落在脚边的传单时的闪念。士兵的耳边回响着歌声，异常亢奋的乐曲声，而在远离欧洲的远东，战船上服役的德国水兵听出了炮火的不同寻常——那是在得到宣战消息后开的炮，须臾之间，连大海都不复往日的样子，前方，依然安静的港湾里布满了敌人，尽管看不见。
这些闪念，因为被当事人以文字记载，而为一百年后的我们所知。我们很难得知在红白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或者普法战争中，普通人在想些什么，这些战争都太久远了，除非有什么名垂后世的作家写了书，也得是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种级别的书，否则，战争只能属于个别的帝王将相，由他们发动，被他们定义甚至冠名。而在《美丽与哀愁》中，我们却能读到这样的故事：
12岁的德国女学生艾尔芙莉德·库尔，在1914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跟着外婆参加了一场咖啡馆里的聚会，在聚会中，一名中年单身女教师埃拉·贡普雷希特跟外婆起了争执，埃拉提到，一名德国军官跟部队俘虏的一个法国士兵激烈地争吵起来，原来这俩人战前分别是语言学教授，当时正在讨论古普罗旺斯语诗歌中的虚拟语气用法，发生了分歧。举座闻之大笑，外婆却愠怒地说，她不觉得两个教授拿着枪互相残杀是一件有趣的事。“那些士兵应该把枪丢在上，说‘我们再也不要蹚这个浑水了’。”埃拉质问：“那我们的皇帝怎么办？还有德国的荣耀呢？还有我们德国士兵的名誉呢？”外婆提高嗓门回应：“每个母亲都应该去对皇帝说：‘我们现在就要和平！’”
在过去，不管打多少仗，普通人都只有参与或配合的份——我们不会意识到，他们也是个体，也会有疑问、伤感和厌倦的时候。而这位外婆已经经历了三场战争，1864年、1870年和1914年，她的知识足以积聚起敏感性，产生了激烈的道德判断，而作为一个母亲和祖母，她延伸到所有不特定参战者的同情心也早就觉醒了，这种内心的戏剧，通过艾尔弗莉德的记述，再被皮特·恩格伦摘引、复述而为我们所知。
赫拉利的公式可以用到无数的案例里。“要打仗了”，我该怎么看？依知识的不一，回答者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老外婆心生厌恶，拍桌子痛骂，但她12岁的外孙女就深感震惊，因为“从没听过有人说出这样的话”，而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人，身无负累，不管处在社会的哪一个位阶，都可能有想参与一下的想法。和老人的愤怒一样，入伍者的喜悦也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被“洗脑”的结果，就像那个中年单身女教师所体现的，皇帝、荣耀和名誉构成了他们的知识，从而为之敏感的东西也不同。何谓有价值的人生？运兵车上挥舞帽子的人自有他们的想法，即便要不了几个月，这想法就可能改变。
一战战壕里的士兵
德国公海舰队的水兵理查德·施通普夫，是书中一个有些复杂的人物，他本是非常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热爱德皇，战争爆发时，他摩拳擦掌地期望借此机会跟“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好好算一账。不过，施通普夫在看到那些格调低劣的煽动战争的明信片时，却会非常愤怒，听到街上的童谣里唱的“每颗子弹打中一个俄国佬，每把刺刀刺中一个法国佬，每一脚踢走一个英国佬”，他觉得很无聊，丢德国人的脸。但是，如果报上刊发的歌唱战争的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能够成诵，就又会让他读得十分激动，眼眶都能湿了。
如果那些普通人能发发微博，能够互相看到其他个体的处境，流血漂橹的战役估计根本就打不响。可惜他们不行，只能靠着很多年后，由有心人收集他们的见闻和心情，给这些地下的魂灵组织一场虚拟论坛，让表情各异的脸轮番出现。这些貌似很无知、或者知道得很片面的人，恰是因为只能观照到很小的一片范围，恰是因为他们写日记，写书信，只是用于打发焦虑，宣泄压力，安抚亲朋，所以他们的字才带有真实的温度，他们的蒙昧、下意识的冷漠、激动或偶得的清醒，才有被重视的价值。
一位在德军中服役的丹麦士兵克里斯滕·安德烈森，出于秉性，一直期望着和平能尽早降临，他设法帮助伤员和难民，目睹建筑物被炸毁他都于心不忍，更不用说看见死尸了。从他的战地记事中，我们能读出一个人的情绪与判断，是如何独立于本方胜负之外运行的。在参与了一次成功的攻城战后，安德烈森写道：“战争是多么残忍无情！最崇高的价值都被践踏在脚下——基督教、道德、温暖的家。”
安德烈森的情感抒发尤显珍贵——不只因为少见，更因为它的真。安德烈森的写作根本不考虑“外部性”，而今天的人发的微博和微信，其中的见解、心情则完全不可信赖，因为发者知道或希望自己的话会被别人看到、采集、传播，而那些天天刷手机的人，则干脆不知道还有什么想法是自己的了。
社会的学习本来是非常缓慢的。前年，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伦理的战争叙事，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战争完全是一种情感现象，无论发生在19世纪的凡尔登、20世纪索姆河还是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都是毫无疑问的最坏的东西，而文艺作品所能做的，就是在认肯这一点的前提下去多姿多彩地描绘个人的感受。然而，只要想想1929年，距一战结束已过去了十年有余，欧洲才出现了像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种纯个人角度的战争叙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就会明白，今天人人都能大谈特谈的共识，曾花费了多少时日才告达成。“知识=体验×敏感性”的公式是来之不易的，且需依赖一些偶然因素：不如设想一下，倘若一战如开战时众人所料想的那样，几个月就结束，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拉锯了足足四年有余，嗣后还在苏联、巴尔干、希腊等地引起众多内战或种族相残的余波，导致了范围足够广泛的惨痛体验，只怕新的伦理，那种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伦理，还要推后一段时间才能在人心中扎根。
而现在的问题是，人文主义显得太正确了，像任何一把尺子一样无聊。《西线无战事》放在今天来看根本不算什么，二战过后，《裸者与死者》、《从这里到永恒》等等“反战小说”都以书写个人体验为能，几十年后，《拯救大兵瑞恩》、《敦刻尔克》和菲尔·克莱的获奖小说《重新派遣》之类，继续就“战争给个体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为主题作文章，每位作者、编剧都认为这种体验值得分享给广大的受众。他们也会考虑如何区分于别人的叙事，因此在叙事口吻和电影特效上煞费创新的苦心，但无论怎样，他们不可能跳出“主流”之外，所谓的“2000码凝视”对准了每一张布满尘土血污的士兵的脸。
《拯救大兵瑞恩》电影剧照
《美丽与哀愁》一书所具有的那种别样的戏剧感，也只有凭耐心才能领会，作者皮特·恩格伦不需要我们匆匆地形成“战争是地狱，摧残生命与人性”这种认知，他翻扒故纸堆，从中制作出一部戏剧，每个剧中人都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命运，或终结于死亡，或终结于悲伤，或终结于下落不明，以及沉默。它的理想的读者应该是一位演员，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里说，演员的人生就是“在时间中学会主宰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漫游在诸多面孔之中，漫游在一个个不同于自己所处的世纪的世纪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