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社会，农业决定着古代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深刻而无形地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命运。人口和土地是农业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当二者的比例出现失调时，王朝的统治就会出现危机。人地比例失调，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催命符。
王朝的人口极值往往出现在鼎盛之后、灭亡之前，且更加靠近灭亡。西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出现在王朝末期的平帝时代，而不是鼎盛的武帝时代；东汉也是在黄巾起义前夕的桓帝时，而不是中兴的年代；唐朝人口最多的是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北宋是靖康之变前的徽宗时代；明朝则努尔哈赤在辽东起事时的万历年间。
汉代与清代的农耕图，千百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并无太大变化
早在战国末年，韩非子就指出这个支配中华文明命运的死结：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与乱。
清代前期人口增长前所未有的迅速。顺治康熙时代出生的海量新一代农民，以奇快的速度填充了因战争而空旷的土地。这使得清帝国的鼎盛很快到来。到康熙后期，中国人最为期待的盛世就已开始。而人地比例失调问题，也在此时显露端倪。开创“康乾盛世”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如何解决这一千百年来困扰着统治者的问题呢？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超长的帝王生涯，让勤奋的康熙帝得以长时间思考社会问题。康熙后期，玄烨通过多年累积，终于明确认识到人地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的存在。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玄烨指出：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歉岁，艰食可虞。
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玄烨又说：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虞民食不充。在这句话里，空间上已经没有了“南方”的限定，“偶遇歉岁”也变成了“纵当大获之岁”，玄烨已经察觉到人地矛盾问题的普遍性。
当年底，康熙帝的思路进一步清晰：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
公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玄烨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观察：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
能够认识到人地失调问题“理有必然”，可以看出康熙帝的思维连贯且富于逻辑。那么，他能为“人地矛盾”这个已经索去无数王朝性命的死结，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他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农业人头税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字上不变，以后出生的男丁不再加派人头税。算是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刻，减轻后来人的一些负担。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对各级政府清查民间田亩面积之类的事情反应平淡。清查田产是让政府得到征收土地税的依据，以便向耕地摊派税收。康熙帝没有组织过全国性的清查，也没有要求地方官去做这件事，有些想做的官员还被他阻止。他知道民间存在大规模垦荒却没有登记纳税的行为。但他认为：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康熙帝睁只眼闭只眼地任由农民自谋生路，这是仁慈，也是无奈。
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总比不做要好。玄烨日渐老去，更好的解决方案还得期待后继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康熙帝还多次叮嘱大家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
雍正：“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继位的雍正帝，拥有自以为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决心与态度也显然比康熙帝要积极得多。
他的点子是什么呢？开荒！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继位不到半年的胤禛便提出了他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生？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整段话前面的部分都是他父皇的口气，胤禛并没有新的思考与探索。但康熙帝从来没有把大规模开荒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完全是胤禛的独创。然而开荒如同啃鸡肉，容易咬下来的大块肥肉早就在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被开发殆尽，到雍正朝，大规模的开荒已经没有实施的空间与条件——这招早过时了。
但雍正帝并不承认，依然将新开垦土地的数量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性指标，在雍正朝一贯的严苛政风下，强行在各地贯彻执行。压力山大的官员们只好驱赶百姓四处搜刮土地，外加编造数字蒙混过关。
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报的垦荒数字中，大多数要么不过是黄河在旱季露出的几亩沙质河床，要么就是石头山上的几块碎土，甚至连老百姓祖坟边上的那点“耕地”也被算了进来。而广西上报的垦荒数万亩，干脆就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方官瞎编的。广东说开了二十万亩，其实连半亩都没有。安徽望江等几个县更聪明，荒还没垦，就先把“新田”的税收摊派下去了，搞出了个“有赋无田”的妖孽局面。
雍正朝的十三年里，胤禛解决了清王朝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在人地矛盾这件生死攸关的事务上，雍正帝可谓毫无建树，把问题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他的继承人乾隆帝。
乾隆帝：各地官员各显神通
综合相关研究，乾隆初年的人口数量已超过一亿，即将接近明王朝时的中国人口极值。弘历继位之初，北京、江西、湖南等地稳定了好些年的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从康熙中叶开始的“盛世”已经接近中国历代盛世的最高年限，人地矛盾的激化似乎即将开始，乾隆帝本来极有可能是个亡国之君。
登基伊始，乾隆帝果断中止了雍正朝打鸡血式的催垦策。此后他将发现新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的希望，寄予基层地方政府官员。他大幅度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将“农事考课”强行列入决定官员前途的考核。
自古以来，中国县太爷们的日常就两样：刑名和钱谷。具体农业上的事，老百姓自己会去搞，政府一般不管。但从乾隆皇帝开始，这些事儿他们不光得管，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还要管得很仔细、很认真才行。
既然开垦这招被皇帝封印，要在农业上做出点成绩，就只能更好地发挥既有耕地的产能。清史专家高王凌先生指出：十八世纪清代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发展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
乾隆帝没有规定“以粮为纲”，而是给各地官员们留下各显神通的机会。他们要做的是在稻麦之外，引进或推广一种适合本地种植谋利的作物。各地县官大多出身民间，田间地头的事情，他们还是懂的，真要他们管理农事，也不至于胡乱瞎指挥。
科举考试中，东部省份优势很大，考中的人更多，加上官员任职回避本土本乡的原则，所以很多东部精英们带着家乡的先进农业技术，被派往全国大展拳脚。
比如乾隆初年，山东籍官员将柞蚕带到贵州山区。几年下来，遵义出产的柞蚕丝绸，竟能跟传统老字号吴丝蜀锦在全国市场上一争高下。江浙籍的官员带着家乡的棉花大力向内地推广，使得棉布终于在乾隆年间取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此外，官员们也在各地奋力寻找各种有利可图的作物推广种植。比如茶叶、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
几年下来，乾隆帝收到的各地奏折中，说这种作物“一亩可收稻田数亩之利”，那种作物“获利过稻麦三倍”，这个什么“不过一月之劳，工省而获利甚速”，那个什么“利厚而种植易”之类的表述层出不穷。
官员们个个都会背《论语》里那句“子罕言利”，但是“利”这个字还是被他们在奏折里反复提及，而且往往被用来与稻谷的获利相比较。这说明乾隆初期的农政追求是实际效率，希望达到一种“地尽其利”的理想状态，以此来应对空前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中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公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为1.4341亿，当时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1.29%，即每年大约要多出258万人。到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时增长到2.9696亿，远超此前历史上任何时代，清王朝完成了人口闯关。
然而，乾隆朝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与人口增长同步的翻倍增长。低水平循环是古典式农业经济的特征，根本性改变这个特征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生产力的投入，触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一种质变。在清朝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生这种质变的可能性。不论是雍正帝的催逼垦荒，还是乾隆帝孜孜以求的“地尽其利”，都是一种量变，力求让传统农业在尽可能高的段位上继续维持低水平循环。这种人地矛盾的调和方案，历朝的末代君王们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为何都没有成功？而乾隆帝不仅躲过一劫，还闯关成功，把中国的人口数量带进了一个新的数量级？
中国历代人口发展趋势图
救命的全球化
乾隆初年，弘历在朝堂之上为缓解人地矛盾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在福建，一位叫陈世元的商人也在为了生意四处奔波。在他的包袱里，除了闽商惯有的南洋货物之外，还有一件不起眼的物件。陈世元对它最是看重，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向当地乡绅推销此物，说一大堆济世安民的话，待对方买下之后，他还亲自把那宝贝似的东西埋进土里，示范栽种方法。
他把那东西称为“金薯”，说是他的先人陈振龙在大明万历年间从吕宋岛带回来的。明朝时已在东南沿海一带广为人知，入清之后，福建人将其逐渐推广到内地。如今，这种金薯的学名被定为番薯，也可称其为红薯、红苕、白薯、甘薯等等。番薯来自遥远的美洲，是哥伦布的探索将它和它的同伴从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带到了饥肠辘辘的旧世界。
对于那时的国人，番薯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用不着辛劳的照料。人们为它投入的人力物力远不及稻谷或者小麦，而得到的产量却远远超越前者。
按照历史宿命，乾隆初年本该是一个福份已尽的时代。这个人口增长已经接近原来的土地承载力极限的国度，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饿死，另外一些差点饿死的人当中，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果腹铤而走险……甘薯和同伴们的适时到来，延迟了这本该立即发生的恐怖景象。它的同伴们还有土豆、玉米、辣椒、烟草……
陈世元著作《金薯传习录》
公元1536年。深入南美探险的西班牙人卡斯特洛朗在他的日记里记述：我们刚刚到达村里，所有人都跑了，我们看到印第安人种植……一种奇怪的植物，它开着淡紫色的花，根部结球，含有很多的淀粉，味道很好。
它就是土豆。公元1551年，第一砣土豆实物被带到欧洲。最迟到明末，土豆传入中国。农学家徐光启的大作《农政全书》中记载：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土豆和它的同伴番薯一样好养活，落地就生根，入土必出芽。早在康熙中叶，中国在疯狂的婴儿潮中开始感觉到人多地少的紧张时，土豆就站出来了。
公元1679年，康熙十八年。福建松溪县发布劝农文告，点名要求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马铃薯”。这是中国最早推广土豆种植的政府文件，也是土豆学名的由来。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农政文献中，土豆开始被冠以各种名称大量出现，比如洋芋、山药蛋等等。从这些非常“乡土”的别名来看，土豆在康乾时代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文化。
成功养活康乾时代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土豆的功劳比甘薯还大，原因有三：土豆推广的时间更早；土豆富含淀粉，饱腹感更明显；土豆耐寒，比甘薯更早在北方地区生根。土豆甚至代替米面成为中国赤贫阶层的主食，稍年长的人都知道，中国人顿顿吃土豆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还有玉米。与甘薯、土豆首先在东南沿海登陆不同，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是全方位的，尤其是通过西边陆地边境的传入，即通过葡萄牙在印度的据点经过缅甸或中亚地区入境的路线更加明显。玉米学名玉蜀黍，就是因为时人以为此物原产巴蜀的缘故。
玉米同样容易养活，且更加耐旱，也适合大规模种植。因为玉米的到来，中国国土上大量难以灌溉的山丘旱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数千年来第一次被视作耕地而得到开发利用。乾隆年间，玉米在全国到处推广。河北地区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就曾经给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留下过深刻印象。
甘薯、土豆、玉米光临神州，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伟大的。它们以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得许多原来中国本土农作物无法涉足的土地成为耕地，不动声色地扩展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
这些美洲高产农作物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清朝，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土地，比没有玉米轮作的土地增产四分之一。再比如，水稻亩产超过千斤是近几十年才实现的事，而甘薯亩产千斤在清代时就能轻松做到。
美洲高产农作物在中国大规模普及的时间，与清王朝前期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的时间吻合。正是因为有了它们的帮助，清王朝才有可能养活比以往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得多的人口，也刺激中国人放心大胆地去生养更多的人口。
百子图，清代中期在民间开始流行的吉祥图案
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普及推广，是清王朝在雍正乾隆年间长时间保持住康熙时代的强劲上升势头的根本性前提。诚然，乾隆帝是位高明的帝王，他也为人地矛盾的大幅度缓解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条件，但那并不充分，如果没有番薯、土豆和玉米，乾隆帝的命运恐怕跟崇祯帝不会有太大差别。
红利的消失
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八十高龄的陈世元在受政府委派前往河南传授种植番薯之法的途中逝世，乾隆帝闻讯，开恩追赠陈世元一个国子监学正职衔，这是一个区区正八品的官位。看来乾隆帝根本不清楚陈世元推广番薯的这份功劳，对他和他的帝国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迷之自信的弘历，似乎把这一切都算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成就。
冒贪天功是要遭报应的。乾隆末年，高产农作物已经基本普及完成，其带来的产量红利也大致告罄，粮食增长速度再次放缓，人地矛盾再次爆发。四川、湖北一带的白莲教徒发动起义，揭开了清朝后期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休管带头起义的那几个野心家目的何在，大多数参与暴动的人依然是因为人多地少，又活不下去了。
如果古典时代的国家能够保持一段较长时间的统一与稳定，农民的人口数量就会迅速增加，相比之下，耕地的增加却不那么容易，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产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有钱人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土地，土地兼并加速了农民失地的进程。失地农民要么大量沦为被地主盘剥的佃农甚至农奴，要么被迫离开家乡流浪，他们在努力求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秩序。
一旦经济失控，农业中的过剩人口就会大量溢出，形成庞大的失业群体。失业问题在古代同样存在，且由于解决方案的缺乏，其后果往往更具灾难性。无助的失业群体会变成沉重的社会负担，最终从内部将王朝的五脏六腑烧成灰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演过无数次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经典桥段。
在内外合力的帮助下，清王朝成功完成人口闯关，为大清江山延寿百年。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而且来得更加惨烈。（文/孙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