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道数学题
十年前我刚进入新闻行业的时候，采访到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他的英语很差劲，大学四级考了三次都没有及格，结果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书。他向我诉苦道：“我又不打算出国或者去外企，为什么非要通过英语考试才能毕业呢？英语对中国人有那么重要吗？”
我很同情他，当年吴晗数学拿了零分也能进清华，如今却有人因英语不好而拿不到学位，连工作都找不到，实在太冤枉。
对我的打抱不平，熊猫很是不以为然。他问：“四级考试很难吗？”
“不难吧，很多人大学二年级已通过了。”
“这么简单的考试都不愿认真准备，怎么好意思抱怨社会。”他说。
对熊猫而言，这世上没有比考试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他从十岁开始参加数学竞赛，十五岁被大学破格录取。当年我翘课看《流星花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每学期拿十八个学分。
在常春藤学校，这样的人遍地都是。世界在他们眼里就像游戏通关，难度太低反而会感到无聊没劲。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在哥大的休息室小憩，走进来一名中国学生，似乎是刚踢完球，腿上还绑着护膝，他坐在钢琴旁歪头想了想，信手弹了一曲《菊次郎之夏》。
天才已经不再是《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他们也有会说话的眼睛和漂亮的肱二头肌。但他们仍然只喜欢约会机灵的姑娘，“啊，胸大是很重要没错啦，但和蠢人在一起实在难以忍受。”
在优胜劣汰的精英社会里，智商就像麦当劳套餐里的汉堡包，不管你点的是A餐还是C餐，这一样永远在菜单屹立不倒。薯条和汽水不过是吸引顾客的噱头。
凭着自己的头脑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从不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我只有永和大王级别的智力，时常想到那些与我一样天赋平平，环境却更坏一些的人，是不是应该就此弃权出局？这个游戏是否已经设计得足够完美，只怪我们自己笨且懒？便是带着这些的疑问，我当了记者，后来又进入社会服务领域。
我和许多富有人文关怀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师生每日谈论社会平等的理想，以及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大家踌躇满志地走近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将精英推为众矢之的。
然而我渐渐发现，这样的热情大概是要落空的。
我认识一位服务边缘青少年的机构负责人，工作了八年，从未领取任何薪酬，仅靠业余教书维持生活。他能叫出八年来服务过的所有学生的名字，常常横跨数州去探望他们，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然而他创立的机构始终没有稳定的员工和资金来源，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少。
他们有无限情怀，可这样却改变不了世界。
互联网正在颠覆着一切，知识、传统，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样于十九世纪创立的《纽约时报》已被这新的世界一步步逼到墙角，而本专业却还幸运地隐居在世外桃源，对这震动时代的技术无动于衷。教授们号召从华尔街名校生的手里夺回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权，他们说道，这些MBA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大量失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然而课堂上却没人知道KPI是什么。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
安迪·沃霍尔说：“你永远应该有个‘你自己’以外的产品。女演员应该计算她的舞台剧和电影，模特儿应该计算她的照片，作家应该计算他的字数，艺术家应该计算他的画作。如此一来，你随时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而且你才不会陷在那个圈套里，以为你的产品就是你自己和你的名气，以及你的光环。”
记得有一日我的中国胃突然发作，跑到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湘水山庄”，点了一大碗正宗常德米粉大快朵颐。正吃得满头大汗涕泗横流之间，隔壁桌几位中国客人的声音飘了过来。
那个谁，去了某银行。
啊，我还没想好找什么工作呢。
跟那谁一样去做社工吧，哈哈。
社工？那是什么？
就是在社区里做些发大米的事，像咱们的居委会大妈。
社工？发大米？真的不要说年轻人“狂妄无知”，这是什么年代，信息实在不闭塞。十几年前我这第一代社工刚毕业，行业尚未在中国落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这些，可谓闻所未闻的先进服务模式，老百姓不知道很正常。可如今已有五十万人在此岗位工作，如此闭门造车，真是让人如坐针毡。
在联合国实习的时候，不止一名同事满脸疑惑地问我：社会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出身一流学府，走遍世界，见识委实不少，甚至还有本校前辈，其教学楼与本学院只有一街之隔，竟也对此门学科不明就里。
联合国开发署每周要开一次电话会议，与全世界几百家民间组织协同推广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这十七项目标，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追求，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消除赤贫和饥饿，到进阶的需要如优质教育、健康，以及气候变化。可是，从来没有社工机构拨入过这条热线。
当我连SDG的英文全称都说不顺溜的时候，Roxanne，一名来自智利山区的二十岁女孩，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来到纽约。她告诉我，几位没上过大学的女孩仅用白纸和铅笔，这最古老的文明工具，采访了三千多位智利农民，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在我的课堂上，专门服务边缘弱势人群的社工学院里，鲜见有人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只有一两名教授参加过关于SDG的研讨会，压根儿没人知道公众投票这回事。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是SDG的使命，可是站在社工背后的那些人，流浪儿童、未成年母亲、独身老人，以及游走在社会边缘无法走进阳光里的人，他们最终因为我们的平庸和懦弱被落下了。
不敢与现实交手的理想就像博物馆里的兵刃，须得放在玻璃箱里防尘除湿，它渐渐不再锋利，不再是真正的武器。远离红尘，也同时断绝了空气和阳光，一颗种子并不能成为一株挺拔的树。
十年前那位英语差劲的大学生，今天我会告诉他，努力让自己成为没有学历也能站着生存的人吧。要改变世界，先要拥有能爬到食物链顶端的本事。
家长们总是说，希望孩子的一生快乐就好，别的都不重要。这愿望实际比当上总统还难。有什么快乐能够持续超过一天？
有人会说也许国外有呢。国外多自由，人们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现实却是当你踏上新大陆以后，才发现帮别人除蟑螂都要考执照。
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地方，只有自由而没有竞争。
揉进许多没有代价的幸福的童年橡皮泥，已被岁月渐渐风干，而成为一座夜半时分用以缅怀的塑像。我把它仔细包裹好，放进街角的邮筒，寄给五十年以后的自己。
至于眼下，在这个游戏中我们远未完美，仍需要开动脑筋才能赢得比赛。（文/曹頔）
摘选自《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