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留住一切亲爱的》，[英] 约翰·伯格（John Berger）著，肖海鸥 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石头
（2003年6月）
我想埃格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ed）是一个看见过生活全部面目的人。他机智、敏捷、不把时间浪费在蠢人身上、热衷烹饪，他是机会主义者的反面，是那些将生活过得支离破碎的人的反面。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印巴分治时期他在比哈尔度过的童年。有一晚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告诉我这些事，我把它们写了下来。他读过后，要求我改个故事中他的名字。我照做了。故事说的是十七岁那年，是什么令他决心成为一个革命者。现在他已亡故，我将他的名字归还给他。
受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他深深投入到数场争取解放的抗争运动中，包括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运动。我记得他和我谈过杰宁（Jenin）。埃格巴尔晚年在巴基斯坦创建了一所自由思想的大学，以15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的名字命名，这位哲学家在有社会学之前就设想过这一学科了。
埃格巴尔早就知道生命终将走向分离。在悲剧被当作垃圾丢弃前，每个人对此也都有意识。埃格巴尔清楚并接受悲剧。于是，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对联结的铸造上—友谊的、政治团结的、军队忠诚的、分享诗歌的、殷勤待客的。在历经不可避免的分离后，这样一些联结还能有机会幸存。我依然记得他做的那些饭菜。
我没有想到会在拉马拉遇到埃格巴尔。虽然很奇特地，当我在那儿拿起的第一本书，翻开第3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照片。不，我没有刻意寻找他。但是自从我决定造访这座城市起，他就一直在我身边。他给我留了一条消息，在我脑海的小屏幕上，我像看到一条短信一样地看到了它。
看那些石头！屏幕这样显示。
行，我回复，石头，我会用自己的方式看的。
有些树，特别是桑树和枸杞树，仍然在诉说着在多久以前，在另一个世代，在灾难日之前，拉马拉是一座供富裕家庭休闲和消遣的城市，是供耶路撒冷附近的居民在炎夏时节避暑的地方，是一个度假胜地。“灾难日”指的是1948年的大灾难，巴勒斯坦人1万被杀，70万被迫离开家园。
很久以前，拉马拉的新婚夫妇会在花园里种植玫瑰，以此寓意将来的和美生活。那里的冲击土质适合玫瑰生长。
如今的拉马拉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首府。在市镇中心，没有一道墙壁不是贴满了死者的照片的。这些照片是在他们生前所拍，现在印成了小张招贴画。他们是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中的牺牲者。其中包括所有被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定居者杀害的人，以及那些决定舍弃生命发起自杀式反击的人。这些面孔将这些零零落落的街道墙壁变成了某种亲密的东西，像装着私人证件和照片的钱包。钱包里有一个口袋是放磁片身份证的，证件由以色列安全部门发放，没有了它，巴勒斯坦人连几公里远的地方都不能通行。另外的口袋则是留给一些永久的东西。在张贴的照片周围，墙面上布满子弹坑和炸弹弹片留下的痕迹。
有一位年老的妇女，可能是好几只钱包里的祖母。有十来岁的男孩们，还有许多位父亲。听一听他们如何遭遇自己死亡的故事，有一个故事会让人想起贫困是什么样子。贫困迫使人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做出最艰难的选择。贫困就是那样微不足道地活着。
墙上张贴着他们面孔的男孩子们，大部分都是在与贫民窟一样困窘的难民营里出生的。他们早早辍学，为家里挣钱，或帮父亲干活，倘若父亲有那么一份生计的话。有些男孩梦想着成为超级球员。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拿木头做弹弓，绑上双股绳子和皮兜，朝占领军打石子儿。
任何对冲突双方武器装备的比较，都会把我们带回到“贫困关于什么”的问题上来。一方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眼镜蛇直升机、F-16“战隼”战斗机、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悍马、电子监控系统、催泪瓦斯；另一方是弹弓、移动电话、磨损严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手制炸药。巨大的对比差距揭示了一些事情，是我在这些饱含伤痛的墙与墙之间能够感受到，却说不出来的。如果我是一名以色列士兵，不管配备多么精良的武器，最终我可能都会对此感到恐惧。也许这就是诗人穆利德·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所写的：“活着的人老去，但烈士们却日渐年轻。”
以下是墙上的三个故事。
胡斯尼·内贾尔（Husni Al-Nayjar），十四岁。父亲是一名焊工，他给父亲做帮工。在朝占领军扔石头时，他被子弹一枪爆头射杀。照片里的他，目光平静凝视，直直投向前方。
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提（Abdelhamid Kharti），三十四岁。画家兼作家。年轻时，他曾受训成为一名医学护士。他志愿加入医疗急救小组，拯救与照料伤者。他的尸体在一个检查站附近被找到，前一晚那里并没有冲突发生。他的手指被人切断，一根拇指就那么悬在那儿。一只手臂、一只手和他的下颌均被打断。在他的身上有二十处弹孔。
穆罕默德·杜拉（Muhammad Al-Durra），十二岁，住在卜雷吉难民营。他和父亲在回家的路上途经加沙的内特扎利姆检查站。士兵命令他们下车，并且已经开枪。他们两人立马躲到一道水泥墙后。父亲挥手向士兵示意他们在那儿，随即手遭枪击。稍后穆罕默德脚部中枪。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儿子。更多的子弹打到他们身上，男孩被击杀。医生从父亲身上取出八颗子弹，在遭遇了一系列重伤之后，他瘫痪了，再也不能工作，一直处在失业的状态。因为这一事件凑巧被记录了下来，故事被讲述，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我想为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提画一幅素描。今天清早，我们去了一个名叫Ain Kinya的村子，在那边有一个贝都因人的营地，临近河谷。日头还不太烈。山羊和绵羊差不多都在帐篷周围吃草。我选了东面的山景画素描。我坐在一顶暗黑色小帐篷边的岩石上。手头只有一个本子和这支笔。地上有一个丢弃的塑料杯，这让我有了用它去取一些泉水过来，必要的时候，可以跟我的墨水混调的念头。
我画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男人（营地里每一个没露面的人当然都注意到我了）走近，打开我身后帐篷的帐门。他进去，出来时拿着一把破旧的白色塑料椅，他表示这坐着可能会比岩石舒服一些。我猜，在他捡到前，这把椅子多半是被哪家糕饼店或冷饮店扔到街上的。我向他道谢。
我坐在贝都因人营地里的这把顾客椅上，阳光逐渐热烈，青蛙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开始鸣叫，我继续画画。
在一座小山顶，往左几公里，是一处以色列定居点。看起来颇为军事化，仿佛可以快速拆装的武器部件。渺小而遥远。
面朝着我离得近的是一座石灰岩小山，状似一只沉睡的巨型动物的头。山上散布的岩石像是它虬曲的毛发上的刺结。忽然有点懊恼自己没带颜料来，我把杯子里的水倒到脚下的沙土里，拿手指蘸点泥，当作颜色抹画动物的头部。此刻阳光炙热。有驴在嘶鸣。我把笔记本翻面，开始画另一幅，一幅接着一幅。没有一幅像是画完了的。那名年轻男子终于又转回来，他想看看我的画。
我把翻开的笔记本举给他看。他微笑。我翻过一页。他指着，我们的，他说，我们的沙土！他没有指着画，而是指着我的手指。
然后，我们一起眺望山头。
作品简介：
[英] 约翰·伯格（John Berger）著，肖海鸥 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但对于这个过度拥挤的世界，对于那些除了偶有勇气和爱、其他则拥有很少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希望产生的作用就很不同了。那时希望就是他们要用牙齿紧紧咬住的东西。”——约翰·伯格
作为布克文学奖的得主和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约翰·伯格通过《留住一切亲爱的》这本充满力量的散文集，向我们全面描绘出后“9·11”时代的立体肖像。在书中，伯格分析了恐怖主义的本质和致使其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绝望，写了数百万因贫穷和战争而被迫四处漂泊的无家可归者，讨论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界上其他任何国民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地方。凭借高超的写作技巧、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一如既往的行动主义立场，伯格有力地揭露出正发生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痛苦的深度，并就终结这些痛苦提出了自己的行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