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美]彭慕兰著，马俊亚 译，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黄运、中国与世界
黄运的故事需要并提供了一种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个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首先，我们有着关于19 世纪及20 世纪初中华帝国衰落的熟悉画面。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履行基本职能（维持秩序、防治自然灾害和抵抗外人入侵以保卫中国主权）的糟糕表现中反映了出来。在黄运所发生的事件，为这种趋向及某些估算这些趋向对普通民众影响的基本途径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记载。无论如何，更近期的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 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与1949 年后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学术研究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互补性及现代国家的需要，并指出了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相并行的国家构建。
上述两种趋向都是实际存在的。总的说来，它们要求我们越出单纯直线论或是单纯的循环论的模式，这两种模式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量论在什么时期全都按同一个方向移动，并在整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宏观区域）中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使用新的模式来理解这种地方性的现象，诸如村庄为外来者提供的可渗透性，以及村民们在更广阔的网络中寻求机遇的意愿。这些现象通常被认为一起发生了变化，并被认为要么沿着直线型（沃尔夫）、要么沿着循环型（施坚雅）宏观层面的变化模式在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些变化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地方性差异折射出来的时候，可渗透性和开放性才变得格外分明，并且反映了更广阔世界发展趋向。
有人可能会指出，那个时期中国四分五裂的特殊性并不符合适用的共性，从而试图调和两种均有充分的文献根据但却截然相反的故事的存在；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并不具备使用“国家”这一称谓的条件。然而，这样的一种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没有为我们的发现提供组织的框架；它还忽略了在其广阔的国土上确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北京和南京政府的存在、在一些重要事务方面（如治水）省际合作的持续，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作的跨越清与民国分野的民众和资源动员手段的延续性。总之，它忽略了各自统治着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要多的同样广阔的省政权的存在，这些政权在调度基层社会时，有时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这项研究一直试图系统地分析与国家构建同时发生的国家放任，以弥补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进行的放弃归纳。我认为，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个趋向中的一些规律都指向了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这些趋势反过来显示出了可以理解的历史逻辑。一个首要的区别，存在于国家作为资源的榨取者与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并因此是资源的分配者）的能力之间。毫无疑问，正如那些观察国家构建进程的人所强调的那样，在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初期，中国政府盘剥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就像杜赞奇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榨取的效率极为低下，从农民们那里榨取来的许多东西依然被地方上的征收者所操控，但国家和各省所得的收入也增长很快。即便我们对北京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家”称号持保留态度，我们仍将发现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无论如何，受到削弱的那些人，是国家税课征收中具有独占性的人物，如县级以下的官员、土匪、省里的官僚、秘密社会、军阀和其他也从百姓那里榨取更多资源的人。
与不对等的榨取者们增加相联系的，是资源分配中惊人的低效；并且，主要是作为一个有效公共秩序、治水等事务提供者的国家，其低效与由此造成的失败吸引了认为这个阶段里中国国家已崩溃了的学者们的关注。与之相匹敌的军阀们的盘剥，提供了在没有改善服务的情况下，农民负担上涨的最清晰案例，尽管这些掠夺仅覆盖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部分时期。但即使在黄运的重要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当地的掌权者们仍在进行苛重的榨取，而在其使用时几乎没有进行协调；在黄运南部，县级以下的掌权者们所掌控的大规模实物征纳，比过去更廉价的体系提供了更少的治水服务，这里的治水活动成为一种持久的日常例证。把盘剥与提供服务区分开来，还使得我们把国家构建和国家崩溃的混沌状态进行地理上的分解；然而，对这个阶段进行研究的主要著述极大地忽略了这种地区性的差异。战略意义较大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等），国家加倍扩大了其影响力，而不让其他的竞争者来控制正在创办的机器工业。另外，这些地区强大的商业经济，不但使得可以在本地征收税收，而且使得这些收入能更容易地流通和分配。结果，人们看到了萧邦奇、裴易理、斯泰芬· 麦金龙等人所指出的，在核心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强化。人们还发现在这些地区中，国家既变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捐献者，也是一个更加成功的榨取者—尽管警察、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看起来确实得到了改善。因此，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所见到的国家构建过程中，在地方层面上，看上去与现代欧洲早期阶段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很好理解了。并不是这些地区缺乏孔飞力、杜赞奇等人所强调的县级以下的贪员婪吏，而是这些地区的民间士绅和越来越积极的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尽管如此，正如本书在叙述交通、治水和植树时所强调的那样，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为取得在沿海地区所显示的活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其过去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此时这些地区既不能提供充足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留住负担沉重的政权的兴致。同治中兴（1862—1874 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河漕剧减使得削减长江下游税收成为可能；然而，在国家忽略包含在这些政策中的对运河维护和对内地黄河的治理变成制度化之前，竟花费了30 余年的时间。
过于狭隘地强调财富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政府成了这些地区富裕阶级的俘虏。当这些群体明显地强大，并值得国家像对待江南这样的地区予以某些关注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国家仍然极大地独立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另外，财富并不能单纯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黄河资金方面的变化，让我来仅举一个例子。许多靠近黄河河口的县—利津、滨县等—与山东黄河上段各县一样的贫穷。资金从上段大量移入下段，与国家在威胁最大的沿海地区保卫其主权的自身利益的影响极大，远大于受沿海各县任何特定阶层的影响。这种从地理上对中国国家变化的分析，转而导向了本书所试图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尽管近年来，我们对盛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情
况了解得非常多，但对1850 年以后的国家所做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这种重新评价的含义。有人认为，我们所描绘的18 世纪极富成效的国家的图画，正凸显了这个国家后来的衰落；无论如何，我们远远没有做到对传统的明清国家欲做之事进行不断深入的理解。即使是讨论20 世纪早期中国新型国家构建的著作，也往往趋向于20 世纪早期中国政府“自觉进行现代化”导向的缺位。
作品简介：
[美]彭慕兰著，马俊亚 译，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
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以及时局造成。
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全新修订译本
本书为彭慕兰1988年博士论文，1993年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诸多关注，次年（1994年）荣获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
本次出版为马俊亚2017年全新修订中文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