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1921年生，浙江杭州人，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学者。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主编有《希腊哲学史》（4卷本）等。
2018年1月21日，汪子嵩先生逝世。今天我们以汪子嵩先生《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一书的序言部分，共同缅怀先生。
在西方哲学史中，本体(ousia，substance)substance这个词，现在通常译为“实体”，容易被误解为具体实在存在的物体，我以为还是译为比较抽象的“本体”更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个最常见、很重要的概念。将本体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加以论证的，第一个人就是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代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本体的问题。从泰勒斯开始提出“本原”(arch)以后，无论是当时唯物论哲学家所讲的物质性的元素，或者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讲的“数”、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所讲的“存在”，一直到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实际上讲的都是本体。但是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本体这个概念，还不能将本体和性质、数量、关系等其他范畴区别开来，常将它们混淆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不少问题。亚里士多德正是看到这些情况，意识到需要将本体和其他范畴区别开来。他在《范畴篇》中所作的这种区别，一直到现在都被人们接受和运用。所以应该承认，亚里士多德提出本体这个范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前进。
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开始，亚里士多德自己对于究竟什么是本体，也还在探索之中。在他的著作中，除了《范畴篇》外，主要是《形而上学》这本书，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卷章是讨论直接和本体有关的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论述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他在《范畴篇》中讲的“第一本体”和在《形而上学》中所讲的，恰恰是相反的，即使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各卷之间，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加以整理，找出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线索，这是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本书企图在这方面做点粗浅的尝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在这个《引论》的草稿中，恩格斯还说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说过：“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三十多年来，我国对于黑格尔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有些同志写了一些有意义的著作。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几乎可以说还没有人做过，以至在一些哲学史课本中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说得那么简单，那么贫乏，实在不配“古代世界的黑格尔”的称号。本书想补这方面的空白，做点基础性的工作。
当然，因为我现在研究的题目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本体问题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所谓“第一哲学”)思想的核心，所以本书没有全面探讨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思想。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讨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形式、空间和时间、有限和无限等等辩证法的问题；在《形而上学》中也有一些卷章是直接讨论矛盾对立等问题的。因为这些和我们讨论的本体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中，也是有许多辩证法思想的。本书要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关于本体的思想是怎么变化的？他怎么从个别事物上升到认识本体——本质的？以及他是怎么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同一般和个别的问题分不开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篇最著名的文章《谈谈辩证法问题》，恰恰就是举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讲到个别就是一般的话，然后展开讨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的。在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是列宁同时期写下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在这个《摘要》中，列宁摘引了许多段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他既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就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对柏拉图唯心论所作的批判，同时又一再指出：亚里士多德就是在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问题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还说：“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正是在关于本体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某些辩证关系；但也是在关于本体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分不清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毫无办法的混乱状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的情况?这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论证才能清楚。本书就是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试图解释他思想中的这些矛盾情况。
多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犯了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对于一个哲学家，只要抓住他几句话，就可以绐他戴上唯物论或者唯心论、辩证法或者形而上学的帽子。这样做当然是最省力的，但是并不科学。任何一个哲学家，特别是有丰富著作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哲学家，要是从他的著作中去找出几句话，用来证明他是唯物论者，或者找出另外几句话来证明他是唯心论者，大概都是不困难的。即使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列宁却深刻地看出它是唯心论最少、唯物论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哲学史研究工作当然要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但决不是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就算完事。哲学家的思想是复杂的，特别是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他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我们只有对他的论证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对种种矛盾现象有所说明，才能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企图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亚里士多德，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我很赞成孙叔平同志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稿?序言》中说的：“在论述每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我遵守这样的原则：第一，论点一定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认为的。”“第二，逻辑也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妄加的。”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能像黑格尔或者罗素那样，要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为我所用，可以按照我的理论需要任意剪裁史料。那是哲学家的做法，不是哲学史研究者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我们要研究的这个“实事”，就是哲学家的著作中的论点和逻辑。根据哲学家本人的论点和逻辑，我们作出分析和判断，才是研究哲学史应遵循的科学态度。
但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困难，恰恰也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别是《形而上学》这本书，至少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著作中最难读的书中的一本。它之所以难读，有种种原因，本书将有一章专门介绍这本书。因为它难读，也妨碍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因此，本书想尽可能全面地、通俗地介绍这本书的有关内容。对大部分卷和章节，都转述了(也就是意译了)他的所有论证，然后再加上需要的解释。这样做，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过于琐碎。我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给想读《形而上学》这本书的同志提供一点帮助，二是给将来编写哲学史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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