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桑兵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晚清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之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学与教相对时，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秉承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始终坚持分途教授中西两学，这与中国社会整体上迫切希望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的取向明显脱节。在经历了种种融合汇通的阵痛后，国人仿照或借由东学，形成影响近代中国至深且远的新学。教会学校中西学分途教授的态势，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此相关的各类材料已经被陆续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也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中国哲学”探源
古代中国有无哲学以及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已经困扰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范围还有向海外蔓延之势。对此海内外学人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不过，这一问题其实是“哲学”或“中国哲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衍伸，因而认识的关键，在于考究近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如何出现及传衍。就此而论，近年来无论史料的发掘爬梳还是史事的考订条理，都有长足进步。只是相对于问题本身，在关键的环节上还有史料史实的重要缺漏，由此留下不少未尽之义。
海内外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历次讨论中，论及“中国哲学”的缘起，始终缺少关键性的史料，因而相关史实的认定难以完全做到信而有征。由于这一历史最早发生于明治日本，利用新出及鲜见的中日文献，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办法，探究“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演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至关重要的枢纽。本篇详人所略，着重探讨三个方面：1．“中国哲学”的产生；2．中国人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接受；3．国人对于“中国哲学”的反省。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按照后来通行的论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多层面的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文学革命的结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通行的文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学，被倡行者视为一场变革文体的改良或革命。虽然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古已有之，虽然白话报刊自晚清以来已经蔚为风气，所造成的影响却不能与五四白话文学相提并论。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只是部分，后者则是整体。所谓部分，或是部分的文，如语录体和小说；或对部分的人，如面向下层社会或妇孺的启蒙（包括识字及风教宣传）。相应地，所谓整体，就是覆盖全部的文和所有的人。其结果，白话文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正式通行的文体，适用于各个层面和领域。今日海内外所有使用汉语言文字者，基本已经没有人继续以文言文作为主要的表达形式。白话文不仅是今人相互沟通的手段，而且成为今人了解古人的凭借。
单从上述角度看，白话文学或许算得上是成功的尝试。不过，放宽视野，白话文学只是清季以来中国文字改革的环节之一。它会聚了文字改革的所有价值评判和目标指向，也承载或反映了文字改革所包含和面对的所有矛盾及其症结。就此而论，说白话文成功不仅为时尚早，而且问题甚多。和新文化带来的其他新事物相似，白话文作为清季以来语言文字革新的阶段性进展的体现，只有放到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认识其取向和功能，并且对其成败得失有所领悟。
对于五四白话文乃至清季以来文字与文学改革的功过是非，上世纪70 年代以来，已有学人深切反省，较为全面、彻底而较早的当属唐德刚的《国语·方言·拉丁化》，较近的则有王东杰的《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两位以及其他重新检讨这一历史的学人的意见，大都显示了后来者由情绪回归理性的冷静，和跳出进化论单一取向的努力，所论已将大体意思揭出，细微处或略有不同，基本理念则大致无异。只是唐德刚的论述较为概括，且多文人笔法，王东杰则集中于晚清，从文与言的分与合的角度，尚有未尽之意，留下可以申论的空间余地。
作品简介：
桑兵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