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第一卷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将西班牙文学的源头向上延伸至西哥特王国时期，从而将西哥特拉丁文学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纳入西班牙文学史的框架中。
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灵，比较靠谱的方式之一种是阅读这个民族的文学。而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除了阅读其经典作品之外，还需对其变化演进的脉络有所了解。任何一部经典作品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上下文不仅有空间维度，也有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它延续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传统，并且不断地启发和影响这一传统的后续者。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想深入、全面地了解西班牙文学的人来说，阅读西班牙文学史十分必要。而新历史主义的思维启发我们，逝去的往昔并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会随着每一代人认识视角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我自己学习西班牙文学史的经验来说，在我的认知视野里，“西班牙文学史”这个理念是逐渐增厚的。外研社1998年版的《西班牙文学》（董燕生著）155页，从12世纪写到1975年之后；北大社2006年版的《西班牙文学史》（沈石岩著）603页，时间跨度与前者大致相当，却专辟一章介绍西班牙内战之后的流亡文学，将那一大批身不在西班牙却坚持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从被遗忘的边缘拉回历史中来；而去年刚刚出版的这部《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第一卷（陈众议、宗笑飞著，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版），仅仅是讲述西班牙文学的中古时期，就厚达528页。尽管还没有见到这部通史五卷本出齐时的壮观景象，单是第一卷就已经做出了一个无论是在中国西语文学学界还是在国际西语文学学界都属开创性质的尝试：将西班牙文学的源头向上延伸至西哥特王国时期，从而将西哥特拉丁文学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纳入西班牙文学史的框架中。这一创举很可能会招致不少文学史家的反对意见，而这一可能的论争又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两位西班牙学者关于西班牙之起源的著名论战。
论战的一方是亚美利科·卡斯特罗，他提出了一个“三文化”或者“三宗教”并存的西班牙，在这个中世纪西班牙之中，摩尔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和谐共存，共同参与构建一个混合多元的身份，至15世纪末，西班牙国族身份最终得以确立。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西班牙正是脱胎于它的这段多元文化融合的中世纪历史，西班牙的宗教性因为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成为西班牙有别于欧洲的标志之一。而克劳迪奥·桑切斯则认为，西班牙早在摩尔人入侵之前就存在了；西班牙天主教非但不是使西班牙与欧洲有别的标志，反而是使西班牙在中世纪不至于脱离欧洲的重要维系，正是天主教让西班牙避免了东方化、非洲化。
相对于欧洲其他很多国家，西班牙的起源问题更难在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统一的意见。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穆斯林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明的遗迹，把西班牙的起源设置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似乎都说得通。更有激进者提出，西班牙从没有存在过，这片土地从来都仅仅是几个不同民族的共同聚居地而已。这样的论点在今天的西班牙地区分裂主义者那里特别有市场，比如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就可以宣称，应当打破“西班牙”这一虚幻的概念、“民族的牢笼”，建立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第一卷）的编写可以说是超越了卡斯特罗与桑切斯之争，既将摩尔人入侵之前西哥特王国时期的拉丁文学视为西班牙文学的贫乏瘦弱却不可忽视的源头，也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创作的文学视为西班牙文学的另一重要源头。要反驳这样的做法，看似很容易，比如我们可以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还没有诞生西班牙民族国家，何谈“西班牙文学”？再比如说，前者是拉丁语文学，后者是以阿拉伯语为主的文学，怎能和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学同属一家人？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联想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事实上，民族文学的形成往往是先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诞生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早已指出，不应将语言视为文学的惟一重要的因素；文学不仅是语言，也是人类的行为经验、思想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用西班牙语创作，不应被视为定义西班牙文学必需的条件，否则，在西班牙土地上用加利西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等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也不应被包括在“西班牙文学”的家族中了，而它们在西班牙文学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任何一个西班牙文学史家都能意识到，若是没有中世纪加利西亚人在阴冷的大西洋海岸和林间吟出的抒情诗，西班牙诗歌传统将面目全非。在阅读《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一书之后，同理也可以说，若是没有曾在穆斯林西班牙（或曰安达卢斯）生根并开出灿烂花朵的彩诗（Muwashah），西班牙诗歌必将大为失色，也就不会在后来出现像希梅内斯、洛尔迦这样深谙西班牙南方诗歌传统的世界级大诗人了。
无论如何，穆斯林在西班牙长达近千年的存在（自公元711年摩尔人入侵算起，至17世纪初西班牙宫廷驱逐摩里斯科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特例，西班牙文化之所以在欧洲文化中显得如此另类，很大程度上就与这段独特的历史有关。由此，在书写西班牙文化不同领域的历史时，如何看待穆斯林西班牙的存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有趣的是，艺术史和文学史不一定能给出一致的答案。西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费拉里认为，穆斯林入侵中断了伊比利亚半岛上业已存在的古罗马绘画传统，因为伊斯兰教由于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再现性的绘画；因此，西班牙绘画不得不“从零开始”，在北方基督教王国的《圣经》手抄本彩饰中发端。而在考察文学史时，我们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情况，因为文学翻译的作用，因为叙事故事主题、叙事结构手段、诗歌押韵方式等要素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对相异语言的文学作品产生影响，或是被照搬，或是发生变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文学可以说一开始就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营养，这些营养包括拉丁文学传统，包括彩诗、俚谣、玛卡梅等西班牙穆斯林文学的优秀成果，还包括西班牙犹太文学的结晶。按照《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应当被视为西班牙文学史的组成部分。
为了给这样的文学史观提供证据，特别是为了给穆斯林文学与西班牙语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开具证明，该书引用了不少极为有趣的例证，有时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大胆假设。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用阿尔哈米亚语创作的彩诗缀句——哈尔恰。这种在今天看来既像拉丁语又像阿拉伯语的怪异文字，是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徒所使用的语言，是用阿拉伯字母或希伯来字母拼写的拉丁俗语。该书指出，哈尔恰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幽怨与期待的主题，在后来的西班牙语谣曲中得到了发展。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承继关系的例证更为惊人，比如在阿拉伯“玛卡梅”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故事情节雷同现象，阿拉伯寓言故事经典《卡里来和笛木乃》与西班牙第一部“俗语”小说《卢卡诺尔伯爵》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叙事结构上有颇多相似乃至重合之处。抚卷遥想，穆斯林在西班牙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不可能什么也没留下；他们不但留下了一些建筑遗迹，更留下了潜移默化到西班牙文化中的精神遗产。当我们将中世纪时期南方的穆斯林西班牙与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作比照时，更能意识到这一精神遗产的重要。穆斯林君主往往表现得比基督教君主更为宽容，允许治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保留各自的信仰，允许文学创作者自由表达情爱主题。因此，当西班牙语世俗文学兴起时，相比于中世纪基督教西班牙留下的庄严颂圣的宗教文学，作者们倾向于在更有活力、更接地气的穆斯林西班牙文学宝库中寻找可资借鉴模仿的资源。然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要承认穆斯林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需要勇气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如何定义欧洲？
试图为欧洲划定明晰的边界、从而建构一个“纯粹”的甚至超历史的欧洲概念的人，是拒绝承认欧洲文学中的穆斯林元素的。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欧洲的形成过程中包含了穆斯林因素，不如说欧洲恰恰是在基督教反抗伊斯兰教的无数次战争中渐渐成型的。也有一些人认为，多元性是欧洲的本质，欧洲的活力恰恰体现在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南内战中，当信奉天主教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人陷入血腥厮杀时，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为欧洲感到由衷的悲哀。
无疑，《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体现的是一种宽容的、文化杂交主义的视角。当我们意识到许许多多的文化事实上都是杂交文化时，就不会过于纠结文化的边界在哪里、又如何保持文化的“纯粹”了。中国文化同样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同样是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作家写的是同一本大书。他的说法看似荒诞，却提醒我们在看待文学作品时，应当时时超越语言、民族的边界。我期待着《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后续几卷的出版，特别是第四卷《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应能看到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玛雅、印加、阿兹特克文明的文学宝藏，这些宝藏不仅是今天拉美文学隐秘幽深的源头，也是“人”这本大书的组成部分。（文/张伟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