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信仰体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内容。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占据了显要地位。星象与收成、兵战以及个人、家族的命运包括生死健康等等都有神秘的关系。在先秦、秦汉社会通行的用于趋吉避凶选择的《日书》中，可以看到根据星象判断行为宜忌的内容。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星》篇，也是告知人们如何以星象判断未来吉凶的；包括在极端的情况下将致“百事凶”，相反则有“百事吉”的预示。在深信“天人之应”的意识背景下，天上的星辰名号，有时可与世间某种社会身份对应。《史记·天官书》言天际星象，既有象征“太一”（天帝）者，也有对应“三公”“正妃”“藩臣”“上将”“次将”“贵相”“诸侯”等诸星座，还有对应社会底层人等的“贱人之牢”。在这一时期，具有明确劳作者身份的“牵牛”“织女”成为天星名号，颇值得注意。星象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使得古人天文知识在民俗方面的表现，是星与人的对应性结合，出现了拟人化的星。天际星辰与世间人事的对应，天星名号与人物形象的结合，在秦汉时期可以找到许多明确的例证。至于体现星崇拜意识遗存的“救星”称谓的出现，与乱世的灾难有关。对于“救星”的崇敬，反映出了处在极端困苦境遇之中的人们完全无助的心态。“救星”的“救”，作为一种社会渴求，其实是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后来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则是民间对“救星”语汇使用的普遍化。这一现象，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俗文学作品中。从元明时代“救星”语汇的产生，到明清小说中“救星”一语的泛用，可以看出后世形成赞颂“救星”的社会心理基础。考察与此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既可以发现天人关系学说的久远影响，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民间政治迷信的历史渊源。
文献中所看到的“救星”语汇最早的出现，见于辽代耶律纯《星命总括》。
在中国上古信仰体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内容。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占据了显要地位。天星名号与人物形象的结合，在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明确的史例。到元明清时期，民俗文化现象中所见“救星”称谓的泛用，反映了出处在困苦境遇之中的人们完全无助的心态，是人们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考察中国古代星辰崇拜意识的流变，关注天文与人文神秘对应关系的政治解说，分析元明清俗文学中“救星”语汇的频繁出现，既有助于认识上古信仰体系的世俗风貌和精神基底，也有助于发现天人关系学说的久远影响，更有助于理解古代民间政治迷信的历史渊源。
一、上古“星”崇拜与“祭星”礼俗
关注上古时代的天文意识，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曾经将包括星象在内的天界秩序，看作充满神秘意义的体系和制度；同时，又深信天文与人文的对应关系。对“星”的崇拜，曾经显著影响了社会理念和社会生活。
《尚书·洪范》曰：“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月星辰，五月历数。”“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汉代孔安国传：“星，民象。故众民惟若星。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注1】所谓“五纪：一曰岁”者，其实也是“星”。而“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体现出农耕社会“庶民”“众民”的“风雨时节”期望。【注2】《管子·四时》写道，“东方曰星”“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北方曰月”。在天象秩序中，“星”“辰”非常重要。而体现为“柔风甘雨”，使得“百姓乃寿，百虫乃蕃”的即所谓“星德”，“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注3】《孙膑兵法·月战》：“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反映“星”在兵阴阳学说中占据与“日”“月”并列的地位。星象与兵战的关系，又见于《史记·匈奴列传》：“举事而候星月。”《史记·封禅书》记述秦汉神学中心雍地的祭祀之所：“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在秦帝国最重要的神祀中心规模为“百有余庙”之信仰体系中，“日、月”之后，“风”“雨”之前，“星”即所谓“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等，作为崇拜对象占据了当时的信仰世界中相当大的比例。据唐人司马贞《索隐》的解释，“诸布”也与“星”崇拜有关：“案：《尔雅》：‘祭星曰布。’或‘诸布’是祭星之处。”【注4】汉代民间信仰史料也提供了重要的相关信息。河南省南阳市出土的许阿瞿墓志，感叹这位五岁童子的夭亡时写道：“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注5】“日星”以分别照耀昼夜的光明，受到特别的崇敬。
文物资料中可见于楚帛书所反映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的内容。湖北省随州市发现的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箱盖漆文表现的星象，有学者认为其有确定的意义。湖南省长沙市发现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五星占》。【注6】所谓《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彗星图，也各有对应的世间政治军事现象。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彗星图占”。【注7】大量汉墓出土画像资料中，多有表现天际星座的画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葬壁画二十八宿星图【注8】、南阳画像石星象图【注9】等，均显示了当时人对“星”的崇拜。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养生方》中，可见“敢告东君明星”等文字。【注10】这里所谓“明星”，指的是可以以其神力影响人生健康与命运前景的天星。这里的“告”，应是指请示、祭告一类在神圣语境中的对话形式。
二、星象与人世“吉”“凶”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天际星象与人世“吉”“凶”有着神秘的对应关系。
在先秦、秦汉社会通行的用于趋吉避凶选择的《日书》中，可以看到根据星象判断行为宜忌的内容。例如，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八号墓出土《日书》中的《星》篇，在二十八星宿每宿名下各有警示文字，提醒用户选择时日必须注意。其中有：“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司不（府）。以生子，不完。不可为它事。（六二）。”【注11】
中国古人认为，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疾疫”；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饥馑”；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战争或者政治变乱。例如，《史记·天官书》：“（土星、水星、金星）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星》篇，也告知人们，如何以星象判断未来吉凶——极端的情况下，将致“百事凶”；相反，则有“百事吉”的预示。【注12】“玄戈”是星名。睡虎地秦简《日书》有《玄戈》篇，其中写道，在有的情况下将“大凶”，有的情况下“少吉”，有的情况下则“大吉”。【注13】导致最后一种情形即“大吉”而出现的天文现象，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值得特别注意。对于《史记·天官书》所谓“黄圜和角”，唐人张守节《正义》解释道：“太白星圆，天下和平。”对于“毕星”，又说：“星明大，天下安，远夷入贡。”又如，《汉书·天文志》写道：“填星所居，国吉。”说的都是全社会普遍期望的吉祥星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注14】，更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体现相关理念的文物发现。
《史记·律书》还介绍了当时人知识体系中二十八宿“营室”的作用：“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就个人境遇而言，在中国上古时代，难产往往会导致母子死亡，而营室这时对于产妇及其家庭的意义，可以说有救死的作用。
三、拟人星：人际称谓与星辰名号
星辰崇拜，体现古代中国人信仰理念中的天文观。而天文与人文的对应，透露出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史记·天官书》写道：“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司马迁（前145—？）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班固（32—92）把这段文字记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八书”的撰述主题，也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注15】。有人评价《史记》，以为正是因为追求这一境界，于是成就辉煌，“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史记·货殖列传》“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注16】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需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来关注人们对于“天”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内心崇敬。曾经就《公羊春秋》的研读对司马迁有所指导的董仲舒（前179—前104）曾经应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的询问对“天人之应”多所讨论。【注17】《汉书·刘歆传》说：“刘氏《鸿范论》发明《大传》，着天人之应。”《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注18】“严敬天威”【注19】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又说：“修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当时，“天人”与“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注20】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注21】。《淮南子·泰族训》写道：“天之与人有与相通也。”“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淮南子·要略》总结全书，也强调“尊天”“仰天”“取象于天”，“上因天时”，“合诸人则”，“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擘画人事之终”。看来，相信“天人”之间存在神秘关系是贯通“古今”的规律，代表了一种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理念。【注22】
在深信“天人之应”的意识背景下，天上星辰名号，有时可与世间某种社会身份对应。《史记·天官书》言天际星象，既有象征“太一”者，又有对应“三公”“正妃”“藩臣”“上将”“次将”“贵相”“诸侯”等诸星座。张守节《正义》释“太一”为“天帝之别名也”，又引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相反，对应社会底层人等者，有“贱人之牢”。星象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使得古人天文知识在民俗方面的表现，就是出现了星与人的对应性结合，出现了拟人化的星。例如，《史记·天官书》说到“婺女”星；张守节《正义》解释，“婺女”就是“须女”，又说：“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而“婺女”，按照《广雅》的说法就是“务女”【注23】，劳作者的身份是明确的。此星象征的世间身份是负责“布帛裁制”的“妇职之卑者”。而“织女”星，据张守节《正义》，“主果蓏丝帛珍宝”，如果星光“暗而微”，则“天下女工废”。【注24】劳动者身份成为天星名号的情形，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取妻》篇可见“牵牛以取织女”的说法【注25】，说明至迟在秦代，牛郎织女爱情传说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主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而男耕女织的劳动生活以此拟人形式进入到天文体系。
在中国的传说时代，部族联盟领袖“蚩尤”曾经与黄帝、炎帝作战，被尊为“兵主”。“蚩尤旗”则成为星象名号。《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鉅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此“蚩尤旗”是兵战之象。《汉书·五行志下》：“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所谓“赤气”，多理解为星象。《后汉书·献帝纪》：“（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续汉书·天文志》：“孝献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后汉书·苏竟传》：“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如果理解“蚩尤”是远古人物，则“蚩尤旗”或许可以看作最早的以人名为天星符号的实例。还有一位神话人物“造父”的名字也成为星座代号。造父是秦人先祖，曾经为周穆王驾驭八骏，远行至西王母之邦。据《晋书·天文志》，有被命名为“造父”的天星。【注26】造父虽然后来身份显贵，但是成名时的身份，只是服务于君王的御车者。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代已经在杜亳建“寿星祠”。司马贞《索隐》说：寿星，就是南极老人星。老人星出现，“则天下理安”，所以“祠之以祈福寿”。《续汉书·礼仪志中》也说到仲秋之月在国都南郊老人庙“祀老人星”的情形。
明季小说《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在天际世界是一位风格平和的老者。【注27】唐李筌《太白阴经·杂占·太白占》指出，传说渊源久远的“太白金星”具有多方面的神能：“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为大将，为威势，为杀伐。”明人万民英《星学大成·三辰通载·五星》也写道：“双女宫太白星，又名天军星，主兵军武贵也。诗断：太白金星主大权，喜临楚分息尘烟。出则将兮入则相，三分足用喜骈骈。”顾炎武《日知录·湘君》说神界配偶形式时指出：“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太白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天星“有妻”，应看作体现民间对作为崇拜对象的天界予以人性化理解的情形。民间传说中太白星的人格化，至迟不晚于汉代。《风俗通义·正失》“东方朔”条：“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太平广记·梁玉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与汉武帝时代真实历史人物东方朔相联系的太白星，在这些传说中却是不大庄重的形象。
另一则与太白星有关的故事，即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知己》说李白见识于贺知章事：“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注28】这是以天星喻非常之人的例证。
四、俗文学作品中的“救星”
体现星崇拜意识遗存的人际称谓“救星”出现较晚，但却形成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献中所看到的“救星”语汇最早的出现，见于辽代耶律纯《星命总括》卷上的一句话：“方入煞神之初，或出煞神之末，不见救星来，未有不凶者。”看来，“救星”的说法很可能源起于古星象学。
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似乎“救星”意识的生成，与乱世的灾难有关。《吕氏春秋·劝学》说到“救病”，东汉高诱注：“救，治也。”《说文解字·攴部》：“救，止也。”清人段玉裁注：“《论语》：‘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马曰：‘救犹止也。’马意救与止稍别。许谓凡止皆谓之救。”《汉书·蒯通传》有“折北不救”的说法，唐人颜师古解释说，“不救”，就是“无援助”。“救，助也”，是通行的训诂定义。【注29】对于“救星”的崇敬，大概出自人们在极端困苦之中完全无助境遇下的心态。“救星”的“救”，作为一种社会渴求，其实是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
后来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民间对“救星”语汇使用的普遍化。这一现象，以俗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较为集中。“救星”的出现，以明代小说中最为密集。而《醒世姻缘传》中出现“救星”频次尤高。如第十七回《病疟汉心虚见鬼 黩货吏褫职还乡》：“……却又遇着一个救星，却是司礼监金公。”第十八回《富家显宦倒提亲，上舍官人双出殡》：“若请个名医来看，或者还有救星，也不可知。”第五十六回《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亏得天不从人，狄员外每次都有救星。”第五十七回《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祷神逢恶报》：“若那命不该死，他自然神差鬼使，必有救星。”【注30】所谓“有救星”，是面临“灾难”时的深心期盼。作者对“救星”这一语汇的偏好，或许体现了当时民间的语言习惯。此外，又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第七十回《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灵王一连三日，没有饮食下咽，饿倒在地，不能行动。单单只有两目睁开，看着路旁，专望一识面之人经过此地，便是救星。”【注31】也是同类同的例证。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张妈妈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几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救星，这事怎生了结？’”【注32】此所谓“天救星”，或作“大救星”。【注33】
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中，也可见“救星”语汇的使用。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师父在洞，幸亏了一个救星。原是宝象国王第三个公主，被那怪摄来者。”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师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里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萨指示，教我告请昴日星官。老孙去来。’”营救唐三藏的“昴日星官”，当然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救星”。
与“有救星”对应的是“没救星”。《金瓶梅》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写道：官哥儿夭亡，“合家大小放声号哭，那李瓶儿挝耳挠腮，一头撞在地下，哭的昏过去，半日方才苏省，搂着他大放声哭叫道：‘我的没救星儿，心疼杀我了！’”“西门庆即令小厮收拾前厅西厢房干净，放下两条宽凳，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去那里挺放。那李瓶儿倘在孩儿身上，两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声直叫：‘没救星的冤家，娇娇的儿，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又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西门庆归到卷棚内，看着收抬灯坛，见没救星，心中甚恸，向伯爵，不觉眼泪出。”
“救星”作为小说语言，亦为较高层次的知识人所接受。李贽（1527—1602）评议《水浒》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尽头处，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强盗。”【注34】
明代剧曲所见“救星”语汇，有孟称舜《酹江集》：“今来遇着丈人，这是俺命儿里该有救星，天幸得遇丈人，望赐一言救俺则个。”也说“有救星”。又如：“【驻马听】枉煞心痴，向猛虎丛中来救你；无端负义，这鬼门关上诉凭谁。遇着顽禽蠢木总无知，道是屠牛伐树都差异，这搭儿难回避，丈人呵，俺不道救星儿恰撞你。”【注35】又如张大复《快活三》卷上“【风入松】看如螺云结晩山埋，见蜃楼海市堪怪，江豚吹浪如山大，簸箕儿轻舟风摆，许不尽猪羊赛，叫不应救星来。”
讲究“星气”和“人事”对应关系的明人万民英《星学大成》一书中“救星”凡三十见。可以推知民间俗语“救星”的普及，依然是有以“星学”为标榜的文化背景的。书中亦多言“有救星”“无救星”，如卷十五“留段”条：“火入留段，名为天剉天哭星。若人于身命见之，皆主好杀。其心不慈不仁。若有救星，却主平善。若入陷无救星，皆坐远配军州不祥之祸断之。”
清代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可见使用“救星”俗语的例证。第一〇二回《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贾蓉没有听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说的很是。但与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么？’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哝了一会子，便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救解，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又如第一一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贾政忽然想起，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
总之，作为民俗语言现象，“救星”在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大众百姓面对灾厄病痛时的强烈求助愿望。尤其在社会动荡年代，这种表现就成为十分醒目的文化景观，也为后世赞颂“救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注释：
注1：〔清〕毕沅 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89、192页。
注2：〔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汉书·魏相传》：“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汉镜铭文“风雨时节五谷熟”是常见句式。
注3：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梁运华 整理，第842页。
注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57页。《汉书·郊祀志上》也有同样的说法。可见，西汉对秦的祠祀体系予以全面继承。
注5：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8（1974）。
注6：王树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述评”，《湖南省博物馆馆刊》7（2010）。
注7：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2（1978）；王树金：“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三十年”，《湖南省博物馆馆刊》4（2007）。
注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注9：韩玉祥 主编：《南阳汉代天文画像石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注10：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术校释（贰）》（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第55页。
注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 编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34页。
注12：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9—161页。
注13：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134—135页。
注14：《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编辑委员会 编着：《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第106页。
注15：〔汉〕司马迁：《史记》，第3319页。
注16：〔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读货殖列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卷2。
注17：〔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页。
注18：〔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吕氏春秋》，第3038页。
注19：〔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第138页。
注20：〔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2515页。
注21：〔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第3119页。
注22：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光明日报》2015-09-09。
注23：〔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广雅》，第1311页。
注24：〔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第1311页。
注25：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292页。
注26：〔唐〕房玄龄 等：《晋书·天文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
注27：太白金星即长庚老。曾上炎《西游记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长庚老】长庚星。神话传说中的上界神仙之一太白金星。”《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与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有“太白长庚星”“太白金星”“金星”“招安”“妖猴孙悟空”故事，形象为“老人”，自称“西方太白金星”，又自称“老汉”。孙悟空嗔语亦谓“金星老儿”。
注28：〔清〕王琦 注：《李太白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引《唐摭言》：“李白始自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曰：‘子谪仙人也。’”（第166页）文句略有不同。
注29：〔南朝宋〕慧琳：《音义·幻师颰陀所说神咒经》“救之”条：“《广雅》云：救犹助也。谓相起助也。《考赞》云：援助也。”参见《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徐时仪校注，第1250页。
注30：〔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黄肃秋 校点，第251、265—266、812、824、854、1257、1282、1293、1308、137、2424页。
注31：〔明〕冯梦龙 编：《新列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陆树仑、竺少华 标点，第827页。
注32：又如，第五十九回《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唬得脸上没了人色，左顾右盼，谁是他的个救星？”第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众人合了一股，大家作践。若不是有个救星，这个狗命，料想也是难逃。”第九十回《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也是胡无翳手段高明，又是这些病人应有救星，手到病除，一百个人吃了药，倒有九十九个好。”第九十一回《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幸得狄希陈渐渐的有了救星，离成都不远，只有了三站之地……”第九十二回《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源源相接，得晁夫人这个救星，年来不致饥寒。”第九十六回《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虽自家不到跟前，可也是我的护身符，刘姐也是救星。”第一百回《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胡无翳掐算了一会，说道：‘喜得还有救星。……’”
注33：明崇祯尚友堂刻本《拍案惊奇》作“大救星”。
注34：“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水浒传》（明容与堂刻本）。
注35：《古今名剧合选》（明崇祯刻本）。
本文原载《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594—6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