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端赖于人文研究者的坚守和发见。陈植锷教授（1947-1994）以博雅弘辨之才，怀铅握椠，寒暑笔端，著书数尺，泽惠士林，是新时期文史研究的佼佼者。2017年12月30日，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召开了“人文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纪念陈植锷教授70周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座谈会发起人为陈植锷教授的学生、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学院院长何俊教授，及陈植锷教授在北大求学时的同学、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先生。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分为两部分：一、陈植锷教授的同学、朋友、学生、同事等追忆往事。发言人依次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先生、原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杰先生、原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冯宝志先生、原《文史知识》副主编胡友鸣先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国新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朱则杰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沈松勤教授、浙江理工大学美术系莫小也教授。二、畅谈陈植锷教授的学术研究。发言人依次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包伟民教授等。其他参会者还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宇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宫云维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吴铮强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姜勇副教授，以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人文学院部分教师等。
座谈会伊始，王瑞来先生介绍了座谈会召集缘起，并致欢迎辞。何俊教授表达了对与会者的感谢与欢迎，接着介绍陈植锷先生的学术历程。2017年，是陈植锷先生诞辰七十周年。1947年，陈植锷先生出生于浙江温州。197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再考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后师从宋史名家邓广铭先生，198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入职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历任副教授、教授。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陈先生文史兼通，是新时期国内宋代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可惜天不假年。主要著作有《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堪称典范之作。论文多篇，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知名刊物，迄今仍然具有强劲的学术影响力。何俊教授谈到，陈先生的学问志存高远，具有材料丰实、富含思想见地、强调学术对话的三重特点，并非关起门来做学问。对学生友好且倾囊以授，第一次到先生家问学，便作彻夜谈，在学术上对学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陈植锷先生题赠《北宋文化史述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陈植锷先生也许是一个遥远、模糊的存在，然而对于先生的同学而言，则是亲切的存在。那么，陈植锷先生的形象究竟如何呢？王瑞来先生分享了与陈先生活动合影的照片，并逐一介绍，既勾起了在座与陈先生有过接触的同学、朋友的亲切回忆，也使学界后辈得以一睹先生风采。王瑞来先生追忆了与陈先生的亲密交往，认为若假以天年，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定相当惊人，这份假设饱含着深深的遗憾与追思。
作为陈植锷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和室友，吴杰先生、冯宝志先生、胡友鸣先生、李国新教授等追忆了与陈先生在北京大学本科求学阶段的往事，生动鲜活地勾勒了陈植锷先生的形象。吴杰先生感谢曾经的班长王瑞来先生发起座谈会，并提到当年陈植锷先生是班级“三老”之一，这既指年龄稍长，也指学问功底较好。当年北大有名的中文系32楼，302室很是热闹，同学们早出晚归，积极于学业，晚九点半后陆续回到宿舍，常常辩论、切磋，陈植锷先生是其中的主力，同学们讲求逻辑、推理的交流使学问得以潜移默化地增进。陈植锷先生在课中、课后常常向老师提问求教，见识眼光超越同学，对研究充满激情，勤奋、踏实、刻苦，当然这也有可能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冯宝志先生描述了陈植锷先生给他留下的印象，个头儿不是很高、走路步频快、说话语速快，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通常都是图书馆关闭才回宿舍。陈植锷先生似乎做所有的事情都有这样的急迫感，他们那样的年龄，“文革”中断了学业，总有一种要把时间追回来的感觉。那时，经过专业老师的沟通，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同学，得以进入文科教师阅览室学习，甚至可以进入书库直接浏览与取用书籍，陈植锷先生经常在里面取书阅读，若遭遇其他管理员的拦阻，陈先生必用急迫的语速据理力争，从这些小事儿上，能见出他非常努力地达到自己的求学目标。陈植锷先生并非仅埋头学业而忽视生活，不仅做好宿舍的分内事，而且带着大家跑早操，体育课百米跑考试，他是一次通过的。胡友鸣先生看到现场分享的照片，尤其是1978年“五一”劳动节，全班同学邀请阴法鲁等先生同游颐和园的合影，感慨万千。博导陪大一新生游园，且边看边讲解，使同学们受益匪浅，十分难得。由于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老师们也是第一次上课，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极为投入，不同专业的同学也时常串课旁听。胡友鸣先生还分享了陈植锷先生生活中的趣事，足见为性情中人。当了十年的民办教师再考学，人生故事也极为励志，班级中年长的几位同学，很早就定下自己的学术轨道，勤奋超出一般人，同学一年半、同宿舍一年（当年温州的同学领取通知书较晚，最初安排到其他宿舍，半年后才调回本专业），虽然印象有些支离破碎，却值得玩味。李国新教授调侃说，班级领导基本都到了，班长、生活委员、体育委员，陈先生原本是学习委员，考研离开后才更换，他的勤奋与功底有目共睹，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令同学们极为佩服。李国新教授感慨说若假以天年，先生的成就定斐然。
1978年，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77级全班同学，与阴法鲁先生、陈宏天先生、向仍旦先生同游颐和园。中排右五为陈植锷先生。（王瑞来提供）
作为陈植锷先生的同乡、好友、同事、学生等，朱则杰教授、沈松勤教授、莫小也教授追忆了与先生的交往。朱则杰教授与陈植锷先生同为温州人，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浙江省考进北大中文系有五人，三位是温州人，非常出彩。朱教授声情并茂地回忆了和先生做同学、同事期间的交往，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感染在座师生对先生深深的追念。沈松勤教授谈到与陈植锷先生在杭州大学期间的交往，尤其是关于北宋文化史方面论学的往事，陈植锷先生曾数次鼓励沈教授将商榷文撰成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莫小也教授，既是陈先生曾经的同事，也是他后来指导的研究生，重点追忆了先生如何指导他逐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他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时，先生曾为他布置的三个学习任务：一是遍查1980-1991年文化史、哲学史的书目，并按照时间和类别分列，使他得以对专业领域的最前沿的研究有详细的把握；二是通读《四库全书总目》，边读边查，培养他对于古代文献的整体认知；三是坚持每天写一点读书札记，五百字，写不出就抄书。这些训练为莫先生后续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莫教授还提到先生舍命求学，极为珍视时间，并感谢会议提供重读先生论著、追忆先生过往的机会。
1982年秋，陈植锷先生与张其凡先生合影于相国寺。（王瑞来提供）
座谈会的第二部分，邓小南教授与包伟民教授畅谈陈植锷先生的学术研究。邓小南教授首先追忆了陈植锷先生在北大先后两次求学的往事。邓小南教授曾与77级同学共上一些课程，例如中国古代史等，个别学生常常到讲台上向老师请益，陈植锷先生则是其中之一。邓小南教授谈到，对于那些年长的同学而言，忽然觉得生命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种特别的人生经历无疑左右了他们的求学态度，也是陈植锷先生在求学期间异常勤奋刻苦、笔耕不辍的重要原因。然而，与陈植锷先生有直接的接触，是他在北大跟随邓广铭先生读博期间。师生对话的深浅程度有时也取决于学生的资质，在邓教授的印象中，陈植锷先生与邓广铭先生的师生谈话，往往能由浅及深。陈植锷先生的人生经历，使她想起宋人朱胜非所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个人的成就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陈植锷先生的家境和生活境遇，一定程度上使他力图通过努力求学来证明自己的资质与能力，因此他选择这条道路并如此执着走下去并非偶然。此外，陈植锷先生的个人学术道路规划非常明确，从本科的古典文献学，到硕士的中国古代文学，再到博士期间攻读宋史，跨专业学习带来全面的学术训练和深厚的功力，是思想型、工匠型兼具的学者，若假以天年，学术成就不可估量。邓小南教授着重从陈先生的论著中分析他的学术素养，认为陈植锷先生具有眼光敏锐、选题独到、善于对话且非浅表对话的特点，这和他的治学路径与脉络感分不开。他的论著，直至今天仍然是教授宋代课程之必读，也被不断援引，仅从这个角度都足以告慰先生，他在学术史上留下的印迹，他的贡献与努力，将永远被尊重与记忆。
1985年，杭州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摄于下榻之柳莺宾馆；前排左起：孙云清先生、张邦炜先生、俞忠宪先生、李伟国先生；后排左起：葛金芳先生、陈植锷先生、张希清先生、王瑞来先生。（王瑞来提供）
包伟民教授首先追忆了在杭州大学求学期间与陈植锷先生共听蔡义江教授讲授《红楼梦》课程，以及此后在北大读博、杭州大学工作期间的往事。包伟民教授认为，那个时代、那群人，甚或那代人，治学确有共同之处，但个人的禀赋也十分重要，这是陈植锷先生能取得学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此外，温州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的决心和毅力也深深体现在陈植锷先生的为学方面。陈植锷先生做学问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知识面宽、所涉领域广，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书序中评价他说“博览群书”，邓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极为少见。二是具有全局的学术眼光，研究往往从大处着眼，从座谈会编选的论文集篇目中不难见出，这使得陈先生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有着精准的观察，如《北宋文化史述论》中讲到沈括的部分，文字不多，却新意层出，尽管时隔多年，该书的整体架构直至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每一章都可以展开另外的学术讨论。从学术传承的角度，包伟民教授认为，陈植锷先生的研究延续了邓广铭先生对于宋学的思考，而作为陈植锷先生的学生，何俊教授的《南宋儒学建构》也是对老师未竟事业的接续。最后，包伟民教授提醒说，应该从陈先生的个案中吸取教训，珍重健康，学术道路才能走得长远。
随后，座谈会的参与者展开自由讨论。何俊教授对座谈会进行了总结，王瑞来先生宣布座谈会圆满结束，希望座谈会在人文研究如何实现薪火相传与创新方面，给大家带来新的思索与启发。陈植锷先生立志为学，惜时如金，以开阔的视界，锐意创新，留下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指穷于为薪，火传也”，生命有尽而事业无限，春风十里，桃李灿烂。
合影
（本文原题为《纪要：“人文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纪念陈植锷教授70 周年诞辰学术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