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
他说出简短而尖锐的批评：“写文章，火气要少些。”
1978年初，我们这批七七级学子进入了华师大中文系。到秋天，有一次去中学实习的机会。那时年轻，拼得起，我白天在长宁区的一所学校实习，晚上回家，就埋头于酝酿已久的小说《冬》。一个多月，拿出了小说初稿。一个寒冷的雨夜，我壮起胆子，交给了来沪组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和屠岸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回信，不但接受出版，还邀请我去北京，参加长篇小说创作会议，并特别说明，所有费用，他们承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人文社想要催生文学春天的来临。一纸邀请，让我这个不满三十岁的文学青年，兴奋得几乎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就把邀请信和请假条交到中文系。系里很快给我回复，简单明了，学生么，认真学习，外面的会议就不要去了。我顿时闷掉，心情之难受无法言说。于是，只能乖乖上课，努力地忘却那份邀请。谁知，一个星期后，系里突然通知，你去开会吧，回来补考试。很久很久以后，才有人告诉我，是徐中玉、钱谷融等老先生说了话，要鼓励年轻人出成果。我的人生轨迹，因为老先生们的呵护，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放宽点说，老先生们的鼓励，对于华师大中文系学生创作热情的井喷，是直接的推动。
毕业离校之后，只要见到钱先生，他都会随口问，写什么啦？其实，先生的脾气，就是随便一问，并不要我具体汇报。他自己的表率，就是宁可少些，绝不马虎。后来，我的散文随笔集《思维八卦》出版，母校出版社开一个讨论会。让我受宠若惊的是，钱先生竟然也到场了。对于学生，他会说点鼓励的话，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他说出非常简短而尖锐的批评，他说，你写文章，火气要少些。很长时间，我反复品味先生批评的意思。后来，我知道先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突有顿悟之感。魏晋之际，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才会出现《世说新语》这样看似委婉实质内涵丰富的作品。文学作品，忌讳的是浅显直露，直截了当的大白话，看似痛快，却非文学上乘。先生的意思，我算大体猜到了。但是，做起来，总觉得自己的学养差一大截。我还会努力写一些文字，经常想想先生的教诲。
陆文夫先生
他说创作就像做肥料，把冲动放心里慢慢发酵
1979年初，在北京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是韦君宜、屠岸两位先生为推动文学春天早日回归，做的很重要的事情。王蒙先生等作家悉数出席，我能认识他们，实在是幸运。
我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他一间，我一间，当中隔个厅。我早就读了他的小说，被他充满温情的文字所征服。那年头，我还比较幼稚，会议间隙，老是缠着他谈文学，也不怕他烦。他话不多，沉默的时间多些，也许与他多少年艰苦的经历有关。他没有嫌我的不知天高地厚，就算我的福气。我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创作打算，向他讲我的各种创作冲动，希望他给我指导点拨。他沉得住气，不打断我，也不插话，让我独自唠叨。偶然，他不置可否地说个短句，让我听不懂，到底是鼓励我写，还是劝我不写。我甚至从狭隘的方向猜想，也许，他不愿意把创作的经验传人。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终于慢吞吞主动闲扯起来。他说，你下乡很多年吧，我待的年头比你多。农民做肥料，要埋很长时间，让它慢慢发酵。你看到过吧？我一脸雾水，盯住他黑黑的脸，只点点头，答不上话。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有很多冲动是好的，年轻人有热情。不过，我的想法么，你有一个冲动，把它放心里。过了一段时间，看还冲动不冲动？如果又有一个冲动，也放一段时间再说。假如有几个冲动，你又找到能够把它们好好融合起来的办法，也许，你就能够写出好一点的东西。他说到这里，戛然而止，眼神却亮起来，温和地望着我。我一直记得他的目光，也记得他意味深长的创作体验。在我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陆文夫先生的想法，让我受益无穷。
蒋孔阳先生
文学艺术奖投票前，他专门找我了解秦文君
蒋孔阳先生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原来，我只闻其名，无缘当面求教。1991年，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奖评选，评委们集中在浦东一个花园式的宾馆里，读文字，看影片，住了好几天。蒋先生和我都是文学组的，能够朝夕相处，真是福气。蒋先生身体不佳，行动比较迟缓，所以蒋夫人一直陪在身旁。那次，文学组碰到个难题，初评时，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获得很高的评价，但评奖的名额有限，文学作品，就评一两本，又是第一次评上海文学艺术奖，是否推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呢？那时候，秦文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儿童文学作家，评委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平时一般不会读儿童文学，所以知道她的人很少。
投票的前一天，吃晚饭时，我正埋头于食物，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瞧，我赶紧站起身子，因为蒋孔阳先生由夫人搀扶着，站在我面前。蒋先生问，夜里是否有空，他要到我房间来。我哪里敢劳动他，连声回答，我过去，我过去。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我走进蒋先生的居室，见他的桌子上摊开几本秦文君的书，除了《男生贾里》，还有别的。他说，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他读过了，确实写得好；不过，由于他平时不读写孩子们的作品，因此没法比较，他知道我搞出版，因此希望我介绍一下秦文君的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的地位。我非常感动，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复旦名教授，做任何事情均如此认真啊!我赶紧把自己知晓的一五一十倒出来，最后还强调，我的儿子是小学生，他们一帮同学统统迷秦文君，见一本读一本。蒋先生听后，微微笑了，说，孩子们如此喜欢啊，心里有数了。第二天投票之前的讨论，因为蒋孔阳先生的侃侃而谈，秦文君的作品，顺利地以高票通过。此后，秦文君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不能说，是这次评奖造就了秦文君现象，她的成功，源于她持续不断的奋斗。但毋庸讳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我们呼吁恢复上海文学艺术奖，就把秦文君在上海首先获奖作为实例提出，认为这是上海的眼光。碍于评审纪律，我一直未告诉秦文君评审时的细节。现在，蒋先生早已仙逝，二三十年过去，说说应该无妨了。
孙道临先生
他坦率无瑕的目光，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
认识孙道临先生，也是在1991年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审会上。小时候，看《渡江侦察记》，为道临先生扮演的解放军指挥员而倾倒，哪里想到，会有这样朝夕相处的机会？
他是影视组，我在文学组，仅仅在饭厅里见面，点头微笑，于我，已经很满足。没想到，一个机会，让我们熟悉起来。评奖快结束时，有评委提议（可能是张瑞芳先生)，说上海的文学艺术奖，颁奖应该有特色，最好是艺术家们来颁奖。这个提议，获得一致赞同。颁奖的主持人，被公推出来，就是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先生，这规格之高是没得话说。颁奖词呢，大家要求我来写，一则我是搞文字的，二则我最年轻，理应辛苦。我当然不敢推辞，并且使出全身解数，希望写好，不辜负看得起我的先生们。交稿后，以为没我的事了。不料，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艺术家，为这台颁奖会，认真地排演起来。他们对颁奖词中任何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均会由孙道临先生出面，与我商量，是否可以改动。我非常惶恐，我对道临先生说，你们随意怎么改，无须征求我意见。道临先生诚恳地说，他们觉得，是我的文字，一定要问过我才能改。先生们的谦虚和认真，感动得我无言以对。
这次交往，使我得以与道临先生成为朋友，以后，每年找时间聊一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也请我去参加座谈会。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发生在若干年后的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期间。那一回，道临先生是终身成就奖的大热门。可惜，在最后的投票中(需要三分之二评委赞同)，道临先生以一票之差没入选，只作为提名获得者。
我不知如何表达心情，见面只是尴尬地笑笑。那次策划颁奖仪式，我依然是颁奖词的撰写者。我得知有一项安排，即颁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被提名者同时上台，绿叶衬托红花之意（那年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记得只有一人)。我感到非常不合适。像道临先生这样的大演员，不获奖已经是亏待，再让他作为陪衬登台，有些过分吧？但是，主办方说征求过道临先生本人意见，他欣然接受。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
颁奖那天，聚光灯把华丽的舞台照得通明。道临先生手捧鲜花，站在获奖者身旁，自然地真诚地微笑着，始终微笑着。那坦率无瑕的目光，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朱践耳先生
他“自寻苦吃”，只为找到对的“味儿”
从小，唱践耳先生的歌，认识他，也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奖会上。
当时，践耳先生刚刚开始一组交响诗的创作。经过多年积累，这组创作才形成宏大的规模，总名为《天、地、人》交响组诗。1991年的时候，可能践耳先生自己也没有把创作全部规划好，但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他给我们介绍正在手头的一部乐曲。此曲的意境，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短短二十字的诗，要谱成震撼人心的乐曲，需要极高的音乐造诣和丰富的想象力。践耳先生是温和之人，说起话来慢吞吞，细声细气，但是，谈到创作，他精神为之一振，声调高了，中气足了。他说，我搞来搞去，《江雪》的味儿不够啊，大雪无踪，天地一片苍茫的气象，那意境出不来啊。我听着心中寻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样言简意骇的绝句，要用旋律表现出来，确实是自寻苦吃。践耳先生不屈不挠，他说，他不肯将就着写完算数，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表达方式。不知苦恼多久，有一天，豁然开朗，京剧中有那个味啊——苍劲强悍的声调。他决定找个京剧大师来合作。谁？尚长荣! 践耳说到此，似乎不好意思，呵呵笑道，那么小的事，就是让他放开来吼几句，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正是靠他的嗓门一吼，味道才有了。践耳先生把录音放给我们听。果然，雄浑悠扬的旋律，尚先生豪放而余音不绝的声音，真个是绝配! 我顿时明白了，艺术精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得靠顽强不息的追求，才能够实现!
那时，我还兼着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对于音乐，我实在是外行。有践耳先生在面前的好机会，赶紧讨教。我的一些问题，小儿科而已。践耳先生不笑话，有问必答。记得有一次，我傻傻地问，交响乐的指挥，不就是按旋律挥动胳膊，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他微笑着，认真地用亲身经历的故事回答我。他说，改革开放之初，他应邀访问莫斯科。他随身带去新创作的交响乐手稿，很潦草的手稿。当地交响乐队的首席指挥，要去手稿看，第二天，竟然就能指挥乐队演奏出来。践耳先生的目光，在玻璃镜片后闪烁着，轻声说，知道吗，竟然比排练了很久还好，比我创作时的想象也好。这就是大指挥的本事! 践耳先生的话语，让我对艺术奥秘的感悟提升了，他不吝开导后辈的热心，更深深留在我心底。
王元化先生
“你可以谋定而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1985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面对这样一个老牌大社，我太年轻了，对出版社的管理，非常茫然。有一次会议，王元化先生与我比邻而坐，我说起自己的苦恼。元化先生鼓励我道，建国初期，他担任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时，才29岁，比我任职时年轻多了。新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文艺社的前身，我赶紧向这位前辈虚心求教。元化先生耐心地点拨我许多。因为当面讨教的时间有限，后来，我又写信向他询问。元化热情地回信，一一回答我的问题。我荣幸地做了一回他的学生。元化先生给我的信，后来被收进《现代作家书信集珍》。
1992年，我调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负责图书出版管理，前后有十六七年。其间，若干事情处理得让元化不满意。曾有朋友带了他的话来，说见面时要与孙颙说个明白。元化是我尊敬的大学者，我肯定不愿意和他有不愉快的争执，因此，就有些怯于见他。2007年，我开始兼任作家协会党组的工作，自然要去拜访文学界的元老前辈们，元化那里，肯定要去报到的。我想，不管元化先生如何说我，一不解释，二不推托，能被学养如此深厚的长辈教导，也是求之难得的事情。
进元化先生书房时，我小心而客气地称呼他，不像当年求教他时那么自然。元化何等睿智之人，他从我的客套中，看出我的忐忑，竟微微笑起来，挥挥手道：“来了，来了，好，好!”随即热情地招呼我往里面坐。待我坐定，他即开口与我谈文学界的事情，说的很杂，也很宽广，他对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他说话向来不急不缓，体现出深思熟虑的风格，那一天，他却是主动提及各种话题。我心里明白，他用谈话来消解我内心的紧张，我实在为他的宽厚而感动。那天话说得很多，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分析在作家协会工作的状况。他说，你到这里来，可以什么不做，那就是得个清闲；也可以做得非常热闹，直到让作家们受不了；当然，你也可以谋定而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元化先生没有明确说希望我如何，但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是清晰的，愚笨如我，应该听清楚了。
隔些日子，我再去看元化先生，他正在写毛笔字。我见他挥笔轻松自如，墨迹圆润潇洒，随心随意，不由赞叹起来。他笑道，不过是一种练气养生的方式，谈不上有啥造诣。没想到，一星期后，他托人捎来一幅书法送我，录自陆士衡的《文赋》，其中一行：“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虽然是早就知道的名句，但是，经元化先生之笔书写，又觉得意境宽了许多。
后来，他突然病重，我和赵长天赶去医院探望。他兴致勃勃，问文学方面的新近情况。担心他累，我们总是尽量说简单的。告辞时，大约想起赵长天是《萌芽》主编，他提高嗓音，很有中气地关照了一句：“要为年轻人多做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关心新人方面，元化先生一直身体力行。近年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党组，确实也为文学界新锐的成长做了较多的努力。文化的代际传递，正是如此进行的。
李子云先生
她默默听着，突然将我一军：“你为什么不写?”
早先，与李子云先生不太熟，知道她是著名文艺理论家，曾长期在夏衍先生直接领导下做文化工作。到作协党组工作以后，自然就见得多起来。2009年春节，我去给她拜年。天很冷，她家没有开空调，喝着热乎乎的茶，话题一直围绕着上海的文学创作转。当时，《繁花》等作品尚未出来，路内、小白一帮新锐还潜伏着，我只能如此回答，写上海的作品，主要靠女作家们撑了，安忆一直有新作，王小鹰、竹林、陈丹燕、王周生也贡献多多。子云先生默默听着，突然将我一军：你为什么不写？我被问住，确实，进入新世纪，我只是写点散文随笔。她接着说，你原来写的《雪庐》是可以的，不应该停下来，不要强调工作忙。我勉强回答说，那，我再试试？子云先生说，你当知青时做过干部，带头干活，人家才听你的。创作也是这样，你当书记，不能光号召别人。我被她直率的批评镇住了，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当时，我还想起安忆也有过类似的提醒：鼓励别人写上海生活，自己为什么不做？
子云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来得十分突然，连去医院送她也来不及。那时，我还兼着上海政协文史委主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她的经历如此丰富，肚子里的掌故何其之多，我们竟然没有去做点口述实录。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久，我开始创作新的小说。当疲乏袭来，想偷懒停下时，我自然回忆起子云先生的鞭策。（文/孙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