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办的“传承与创新：科技考古学科六十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来自考古界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回顾了学科发展历程，并探讨了未来的方向。
科技是考古学的重要推动力。考古领域最为大众所知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是1949年美国科学家利比建立的碳十四测年方法。这一方法使考古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使其从定性描述升级为定量表述的学科。绝对年代的准确测定，有力推动了环境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等考古学各类分支的发展。
年逾九旬的仇士华、蔡莲珍是中国碳十四测年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二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携手搭建国内首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在研讨会上，他们回忆，在夏鼐先生推动下，1959年，他们夫妇二人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中科院考古所，从零起步筹建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当时国内无成熟设备与技术参考，他们自主研制探测器、电子仪器、屏蔽室与真空制样系统，克服材料短缺、工艺复杂等难题。1965年建成国内首个碳十四实验室，正式开启中国考古碳十四测年的专业化、系统化时代。
我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
从草创阶段走到今天，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昌燧介绍，最近40年，中国的科技考古已逐渐成为世界科技考古的热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水平已稳居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不断助力文物考古的前沿研究；进入21世纪后，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也为考古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其中，蛋白质组学方法尤其受到科技考古专家青睐，其在有机残留物分析方面的应用，总能给人惊喜。
考古学主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史，而唯有多学科协作，方能探讨这一极其复杂的体系。研讨会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付巧妹从古DNA研究视角，阐释了现代科技对考古学的赋能作用。她以旧石器时代人类研究为例，介绍团队通过沉积物古DNA捕获、富集与鉴定，牙结石中极微量宿主DNA提取与分析，古蛋白质组提取和自动化谱系鉴定等前沿技术，成功破译丹尼索瓦人体质形态之谜。她表示，未来古基因组学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成重要趋势。
土壤DNA样本采集 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兼科技考古教研室主任崔剑锋介绍了北京大学在科技考古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尤其是在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古代工艺技术研究方面的进展。崔剑锋倡导“科技+考古+历史”的深度融合，提出将科技分析数据与文献记载、田野发掘成果互证，他的团队依托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搭建包含成分分析、同位素测试、显微观察等在内的多技术平台，分析文物样品，为教学提供海量数据与案例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数字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建国展示了数字考古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案例，包括三维建模、虚拟修复、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践。刘建国长期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题中与空间信息技术相关的专题研究，他的团队主要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如遥感、GIS、无人机、三维重建）解决考古学问题。
例如此前的一项研究中，刘建国从朱元璋生平切入，阐述明中都选址凤阳的原因，后运用遥感卫星数据深入分析明中都废弃缘由，指出虽考虑了淮河洪涝灾害影响，但忽视了都城日常多方面对水资源的需求，强调早期卫星图片价值及高精度遥感数据对研究古代人地关系的重要性。
明中都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梅忠堂回顾了科技考古学科发展的三个关键节点：1965年，在夏鼐先生的引领下，仇士华、蔡莲珍先生在考古所建立了国内首个碳十四实验室，开启科技考古专业化征程；1995年，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组建，实现从“分散探索”到“系统整合”的跨越；2024年，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揭牌，重组18个子实验室与5个联合实验室，研究领域涵盖碳14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科技、文物保护修复、考古遗产、实验室考古方舱，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构建起涵盖多领域的全链条科研体系，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项目提供了关键支撑。
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马援认为，中国科技考古学科六十载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科技考古完成从“学术荒原”跨越到“学科前沿”的转型缩影。结合实验室工作实际，他强调，未来的实验室发展要聚焦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等重大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同时推动科教融合与国际合作，在古DNA精准测序、数字考古智能化等关键领域寻求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