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力、确保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而英国的民族主义更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未曾达到过的程度与个体自由密切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对这样的民族国家来说，民主化就成为它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于今人而言，中华民族一词可谓耳熟能详，其所指包括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蕴含文化、历史、情感等因素。近代史学者黄兴涛新著《重塑中华》显示，作为上世纪初诞生的新词，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伴随中西思想的碰撞与古今观念的交汇，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其含义几经变换。对于这一观念的接受，则始终包含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入人心之时，本书清本溯源，有第三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之功。
“天下”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格格不入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囿于地理限制及儒家“天下”观念所限，古代的中国观念，颇不同于现代。古代儒家论述的“天下”，其实往往关键在“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如葛兆光先生所说，随着核心区域逐渐扩大，对外部世界知识也在增长，一些原本的四夷渐渐融入中国，而渐渐膨胀的中国拥有了更遥远的四夷，人们口中的“天下”，有时候指的是“中国”，有时候则包括了“中国”和“四夷”。 汉代之后特别是到了隋唐，“天下”越来越兼带“中国”与“四夷”。此后，无论如何变化，在“天下”的想象和观念里始终有“内”与“外”的区别、有“华”与“夷”的不同，也有“尊”和“卑”的差异。
显而易见，古代儒家的“天下”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格格不入。《重塑中华》引用了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的研究，“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初正是通过将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也就是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权力在民以及各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基本平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也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力、确保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而英国的民族主义更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未曾达到过的程度与个体自由密切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对这样的民族国家来说，民主化就成为它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在此背景之下，《重塑中华》展开了观念史的探究。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指出，“自在”的中国人，与“自觉”的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除了两者的构成成分仍有历史演变之外，其成员一则为‘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或是意识到由此展开将遭遇言说困境，此一路向在书中被回避遮掩，而观念史的层层推进成为了本书的主旨与方法。
朝贡图（局部）
统治者与革命者的观点歧异
在英法两国，因宪政民主发展成熟，nation一词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含义突出，而后进的德国，更强调文化（种族、历史）共同体的传统意涵。戊戌时期从日本导入的现代“民族”概念极其复杂。在我看来，因晚清以来在西方挑战下一再受挫，清廷的统治权威逐渐下降，而西方文化及思想的输入，更使其专制合法性大受质疑。因此，清廷对于“认同”的需求也更为强烈。此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家构建与民主转型的同步进行，这导致了统治者与革命者的观点截然不同。
作为统治者，清廷强调五族大同，首先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其次在于，对列强而言，中国各个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此，清廷希望以民族和睦来增强凝聚力，以抵御列强。作为革命者如孙文，注重的是推翻专制，无论是借助日本及其他列强之力，或者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均不失为可以借用的手段。故此，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后，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及至辛亥革命之后，孙文成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一跃而成为执政者，角色的转换，必然伴随着不同的政治考量与利害关系，这促使孙文及革命党很快放弃了这一口号，转而提倡五族共和。
孙文
书中显示，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就已经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意识，但未能区分“种族”和“民族”。进入20世纪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影响，提倡以汉族为主体，融合满、回、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此时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观念。稍后，立宪派代表杨度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基本具有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现代含义雏形，但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一些留日旗人，不愿直接认同汉族基于文化优越感而导出的“同化”态度，因此更强调民族的同一政治基础。
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但时人对“同化”一词的使用，仍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以孙文为例，他强调的是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但很多时候，同化只是一种平等融化、相互同化之意。
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
在中华民族的观念确立与传播中，政治学出身的李大钊，成为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最为鲜明突出的先驱者。他在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在《甲寅周刊》分别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黄兴涛指出，李大钊所说的“中华民族”，“明确指称的是平等融合的，既具有共同的地缘和泛血缘因素、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一致性，又具有共同的现代政体和法律制度，因而具有共同的命运、利益和和发展前途的由全中国各族人民即全体国民所组成的一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李大钊的言论意味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形成。
1924年，孙文提出了“国族”概念，将其引入到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行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其后，蒋介石自觉以“中华民族”概念解释“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体含义。但孙科、芮逸夫等人后来提倡的中华国族概念，未能得到普遍认同。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国家层面上，蒋介石积极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符号认同。“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这一符号，因日寇的入侵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深化。少数民族人士多次组织慰问团并公开发布信息，表达作为中华民族一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奋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此外，中华民族复兴论应运而生。出于鼓舞民族斗志需要，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事迹被广泛传播，何为“民族英雄”也引发关注。与之对应，“汉奸”一词颇为流行，另有“蒙奸”、“回奸”等词，有人提议以“华奸”取代，但并不成功。
九一八事变
正是在全面抗战之时，中华民族的观念得到普及。由于抗战的紧迫形势，出于增强内聚力的需要，顾颉刚、傅斯年等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合而成的单纯民族，血统宗绪复杂，长期混同且难理头绪，虽并非“同源”，但文化上长期混合；五大民族之说，更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顾颉刚的观点，实为避免“民族套民族之矛盾”，又有回击借此攻击“中华民族”概念，以分裂中国抗战力量的良苦用心，并表明了他对英语世界中的现代nation政治内涵的直觉感悟。顾颉刚、傅斯年基于抗战的艰难局面，以学术服务于政治，其用意在于团结各族民众，增强中国人的向心力，以抵御日寇。对此，左翼的维吾尔族学者翦伯赞在《中苏文化》发表《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对顾颉刚的观点做了全面而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命题本身，“似乎就不太正确”，它“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翦伯赞对顾颉刚民族思想的批评，既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出于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情感。尽管在观念上众说纷纭，但抗战确实将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与海外华侨脑中和心中。
1946年11月至12月，国民政府组织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与民盟代表均未参会。由于少数民族代表的呼吁，傅斯年等人公开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并建议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提携少数民族。此前，蒋介石在抗战中以“宗族”来界定“中华民族”的分支，此时，他也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
傅斯年
必须解决权利主体的问题
《重塑中华》不同意安德森“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观点，“具体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融合关系的历史‘联系性’和演进趋势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
在我看来，本书较少涉及的政治、法律及民族国家构建这一指向，或许是更为关键的要素。抵抗外敌之时，民族主义可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内聚力，一旦外敌消除，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就必须解决权利主体的问题。《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显示，二战之前，斯大林统治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转而以俄罗斯人传统的爱国主义为旗帜，唤起苏联人团结起来抵抗纳粹军队。二战胜利后，斯大林没有顺应人心，及时变革。本书显示，蒋介石也是如此。后来，这两个政权都爆发了危机：斯大林主义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清算，而蒋介石继续维持弱势独裁导致内战爆发。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民族主义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抵御外敌，但不能解决政权内部的问题。
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富强，需要有自主意识和创造性的公民，他们在获得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之后，才会对侧身其中的国家和制度产生真正的认同感。从古代中国强调的华夷之辨，到当下强调民族之间平等并和睦相处，可谓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分野，也是古代政体与现代国家的根本不同。《重塑中华》强调，强化中华民族或中华国族的总体认同，是时代的使命和当务之急，同时也需要有效维护少数民族权利，努力保持各民族文化个性和多样化发展，两者协调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智慧的创造。以此而论，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文/张弘；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