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易十五时期的国务顾问、伏尔泰的朋友阿尔让松侯爵说，此时已经出现了18世纪的第一个思想中心。这就是朗贝尔侯爵夫人安娜-泰蕾兹（Anne-Thérèse）的沙龙，位于第二区的科尔贝街和黎塞留街。
在近期关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的研究中，朗贝尔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罗歇?·?马沙尔为牛津大学伏尔泰基金会所做的798页的研究，就是以她为主题的。该研究集中讨论了她的思想和道德生活的形成，她加入了拉萨布利埃夫人和妮农·德·朗克洛的圈子，她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对普卢塔赫、西塞罗和普林尼的喜爱，她是蒙田和拉布吕耶尔的弟子，她与丰特内勒的友谊，还充分回顾了她本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年代从1688年一直延续到1727年。马沙尔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朗贝尔风范”（一部关于“放荡”的讽刺剧）的伦理，这种个性品质包含了军事观、家庭观、对崇高事物的热爱以及“征服自我”。
朗贝尔侯爵夫人安娜-泰蕾兹
他称其沙龙为“密涅瓦的宫廷”，并写道，沙龙的装饰有滋养精神的作用，家具的“舒适”布置也助长了她为激动人心的谈话创造完美空间的野心。马沙尔明确指出，朗贝尔的沙龙是法兰西学术院和贵族宫廷的混合体，保留了宫廷的礼仪和外观，严禁赌博、放纵和放荡。他说，她的风格是一种精致的优雅，同时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巴洛克世界和古典世界。
从多方面来看，朗贝尔夫人像她之前的朗布耶夫人一样背弃了宫廷，还以妮农·德·朗克洛和拉萨布利埃夫人的聚会为榜样，延续了这条沙龙的巨链。她是一个思想严肃、好学的女人，1686年丧偶后被婆家抛弃。然而厄运没有止步，后来女儿也死在了她的怀里。这导致的忧郁塑造了她对文学而不是对精确科学的兴趣，并接受了某种禁欲的基督教教义。每周二，她都热情款待文人、学者和哲学家，其中最杰出的是作家贝尔纳·德·丰特内勒，我们在妮农·德·朗克洛的沙龙里见过此人。她试图在古人派和今人派之间寻求平衡，这样一来，她“著名的周二沙龙”就被视为开启了沙龙的黄金时代，这后来成为18世纪的典型特征。她是第一个给予作家和思想家与所谓名流派人士以同样突出地位的人。
这并不是她唯一的创新。在朗贝尔夫人的沙龙里，掌握更多知识被看作是提高道德水平的途径，因而女人们也在展示她们理解笛卡儿的能力。那些沙龙一度还探讨过笛卡儿和帕斯卡的数学是否可以应用于爱情。我们可能会对此一笑置之，但这类讨论十分真诚，男女两性都被看作有能力理解这种联系。谈话日益被看成是女性擅长的领域，整个“内在性”（即我们所说的心理学）领域也是如此，它被看作是一方新天地，是小说探索的主要地带。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前人们认为小说往往是围绕着婚外情构思的，其主要的内容是通奸。
早期的沙龙发展出一种白描（écriture blanche）的形式，每个沙龙成员都以这种形式为前文所述作品的创作做出了贡献，但朗贝尔夫人本人会充分利用另一种被证明非常适合女性的文学形式——关于儿童教育的教学法著作。婚姻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志同道合之人缔结的契约，而不再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而且人们普遍反对教会所鼓励的过于频繁的生育。女人——尽管朗贝尔夫人在这方面是个例外——仍然认为把学识隐藏在世俗的外表下有百利而无一害，戏剧作品也继续把博学的学术院与“不那么严肃的”、做作的沙龙对立起来。
朗贝尔夫人沙龙的另一位杰出成员是孟德斯鸠男爵夏尔-路易·德·塞孔达（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地位不亚于丰特内勒。他出身于波尔多附近一个拥有地产的贵族家庭，成年之前就父母双亡，由他的叔叔孟德斯鸠男爵抚养长大，后来夏尔-路易继承了叔叔的地产和头衔。
孟德斯鸠男爵夏尔-路易·德·塞孔达
孟德斯鸠参与了波尔多的政治，成为波尔多最高法院的顾问和院长，但他后来因三本书而闻名，其中至少有一本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他著述的部分原因是他成年期间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北方的英格兰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自称君主立宪制国家，并在1707年与苏格兰结盟成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相反，法国的路易十四在长期统治后于1715年去世，继位的是年仅5岁的路易十五。专制政体丝毫未变。
1721年，摄政王还在世时，孟德斯鸠便发表了讽刺18世纪初法国社会的《波斯人信札》，当然是匿名出版的。这本书假托是由两位来到法国的波斯游客所写，他们对欧洲社会既着迷又疑惑，与他们刚刚离开的伊斯法罕相比，这里更自由的男女关系让人感佩艳羡，继而不知所措、半惊半疑。
孟德斯鸠在第二部名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中道出了他的理论，即进步与其说是伟大个体的功劳，不如说是时代的道德氛围和国家的物质属性，历史是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反映。这就是孟德斯鸠与丰特内勒的联系，也表明了他的思想如何让他写出了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我们将在后文详谈这部作品。
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ois Fénelon）在朗贝尔夫人的沙龙中排名第三。他是个出身名门的神父，《南特敕令》被废除后，他是被派往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地区的几个著名演说家之一，以雄辩修辞让人相信新教之错误。他还是王室子女的指导教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特勒马科斯纪》，表面上是尤利西斯之子的冒险故事，但实际上正面抨击了绝对君主制的概念，这也是他吸引朗贝尔侯爵夫人的原因。这本书启迪了其他许多作品，包括让?·?泰拉松的《塞托斯》（1731年），而后者又是莫扎特《魔笛》的灵感来源。1693年，费奈隆入选法兰西学术院，他也参与了“寂静主义”的争论，这是一种认为“静止”和“被动”比积极冥想和发声祷告更可取的异端信仰。
但费奈隆最终还是向教宗的权威低头了，这也许是他的真正意义所在，他是通往严格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的一个过渡阶段。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时准备服从教宗的权威，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国王的权威需要改革。国王果然对《特勒马科斯纪》的论点勃然大怒，它似乎是在质疑王权的基础，因此路易要求他不得离开他任职的大主教区康布雷。这使得费奈隆无法继续参加朗贝尔夫人的沙龙。
白日闻道，夜晚笙歌
朗贝尔夫人的沙龙有许多新颖之处。她的沙龙由名士和学者组成，但似乎是由学者主导的。她本人熟读古典文学和蒙田，对自己作为大贵族的妻子，作为寡妇，作为母亲的职责非常重视，而这些最终都反映在她本人探讨其三重处境的著作中：《一个母亲给女儿的忠告》《友情论》《老年论》《关于女人的思考》。她对沙龙也一样认真对待。她担心自己太过学者气，所以周二是为文人保留的，周三则是名士专场。不过许多人在这两天都会到场。
参加聚会的平均约有20位客人，他们在中午时分到达，午餐期间会确定谈话的主题。与会者会被问到其作品的梗概，大多数人都很乐于畅谈。例如，孟德斯鸠宣读了《波斯人信札》的部分内容，受到了热烈欢迎。
每当有新成员入选法兰西学术院之际，朗贝尔夫人沙龙的地位就尤为引人瞩目，因为讷韦尔公馆的这个沙龙总是有自己的候选人。埃诺院长在回忆录中说：“你必须问过她，才能进入法兰西学术院。”并非所有人看到女性能够这般影响男性文化都会感到开心。
周三晚上，博学让位于不同形式的娱乐。正如埃诺在其他地方所说：“我白日闻道，夜晚笙歌。”这些夜晚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献殷勤，但禁止打牌、酗酒或衣着浮夸。每位客人都会带着一些新奇事物、轶事、俏皮话、即兴的诗句和殷勤的赞美来此分享。
朗贝尔夫人认为女人有权利过上一种智识生活，生活的外在形式对应着一种内在的维度：礼仪的优雅反映了精神的优雅，好的言论反映了好的思想，殷勤的男子也就是一个品行良好的男人。而对尊严的渴望“也是社会的灵魂；它将我们所有的人团结起来”。
它讨论的主题与早期的沙龙没有什么不同——爱情、友谊、责任、品味、美德、名誉。然而现在，孟德斯鸠、马里沃、丰特内勒和泰拉松等人对习俗的多样性、行为的主观性、心理学和情感的不可预测更感兴趣。他们也意识到世俗化的萌芽，以及这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在这一切之下，以及在丰特内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是尘世幸福的问题，这当然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教义相悖。从孟德斯鸠的《随想录》来看，他第一次提出这些想法似乎就是在朗贝尔夫人处的晚间聚会上。
法兰西喜剧院的戏剧家马里沃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最为全面地探索了后来被称为“马里沃学”的“心灵形而上学”，发展出一种新的心理反省方式。朗贝尔夫人恢复了文学肖像画（即她所说的小文章）的写作，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她所作的这些文学肖像画更多地集中关注心理、原创性和个性，而不是外表等其他方面。
18世纪初，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日显颓态。正如前文提到的，摄政时期出现了赌博热，粗俗的性放纵也与日俱增。但在朗贝尔夫人的沙龙里，平静地追求文学和哲学雄辩，以及幸福和他人的福祉仍占据着中心位置。
亚历山德里娜?·?德·??唐森的七头野兽
亚历山德里娜·?克洛迪娜·?介朗·德·?唐森（Alexandrine Claude Guérin de Tencin）与朗贝尔夫人迥然不同。首先，如果提起最让她芳名远扬的一件事，那要回到她吸引了法国摄政王菲利普?·?德?·?奥尔良注意的那个晚上。前文提到，摄政王才华出众，极有修养，也因小型晚宴而闻名。每天晚上，他都会从国事中抽身出来享受朋友们的陪伴，这些朋友至少可以说在性关系上非常不羁。唐森夫人得到了参加这些晚宴的机会，但当时菲利普的注意力都在别处，并没有如她所愿注意到她。
亚历山德里娜·?克洛迪娜·?介朗·德·?唐森
涉世之初，她对自己的身体比对自己的谈话艺术更有信心，因此，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房间里的一座大理石雕像好像突然轻轻地动了一下。人人都在喝酒，所以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哦不……摄政王最终还是看到了面前那座全裸的人像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场的其他人自然也都看到了。他走近雕像，唐森夫人“古灵精怪地”低声说：“先生，扶我下来。”她对摄政王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但足以把他引入她仿效尼禄时代举行的“鞭笞者盛宴”。
她童年不幸，作为一个小贵族家庭的第四个女儿，命中注定要进入教会。但她很早就清楚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会讨厌修道院的生活。她的父母无动于衷，哪怕她威胁自杀也不让步。但她同样不为所动，在修道院待了七年之后，父亲去世了，她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她设法取消了自己的誓言，甚至索要她有权得到的那份家族财产。她不仅貌美，而且坚韧不拔，但一时间丑闻缠身。
她最终还是逃离了她厌恶的修道院，在大姐安热莉克的家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安热莉克嫁给了多菲内的司库（财政大臣）奥古斯坦-安托万?·?德?·?费里奥尔，多菲内是法国东部维耶纳附近的一个地区。和亚历山德里娜一样，安热莉克也被人形容为“美丽、不择手段、雄心勃勃，还相当有教养”，她也有自己的沙龙。宾客包括丰特内勒和年轻的伏尔泰。
离开修道院后，亚历山德里娜投身于支持哥哥的事业，她哥哥也被送进了教会，但他的教会生涯更加成功，那时已经是神父了。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更多的丑闻频频传来——他们被指控乱伦。此事绝无可能，但亚历山德里娜确实性爱饥渴。她开始了一连串风流韵事，对方大抵都是名人：英国大使马修?·?普莱尔，英国内阁大臣、政治难民博林布罗克勋爵，以及摄政王的导师、枢机主教迪布瓦。
纪尧姆?·?迪布瓦（1656-1723年）是利穆赞一个医生的儿子，在法国四大枢机大臣名列第三，与黎塞留、马萨林和安德烈?·?德?·?弗勒里齐名。他是个野心勃勃、惯耍计谋的神父，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由于协助促成了沙特尔公爵（未来的摄政王）和布卢瓦小姐的婚事而得到了国王的奖励（第10章）。圣西门公爵对这位著名的教会浪荡子不以为然——他把这位枢机主教的一幅画像挂在了盥洗室里。
1717年11月17日，在当时看来相当老成的35岁年纪，亚历山德里娜诞下一子，她立即将其遗弃在圣母院隔壁圣让-勒龙小教堂的台阶上。她并没有完全从这一事件中走出来，更不用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儿子长大后不是旁人，正是著名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让?·?勒龙（以发现他的地方命名）?·?达朗贝尔。
丑闻尚未结束。她另一桩韵事的对象是受人尊敬的著名银行家夏尔?·?德?·?拉弗雷奈。他名声在外，但陷入了财务困境，于是在亚历山德里娜那里存放了一些债券，暂时借调一笔钱。这笔借款仍于事无补，他又回来向她借更多的钱，被她拒绝了，此外还拒绝归还她手中的债券。这可能加剧了他的耻辱，让他无法忍受。1726年4月，他来到她的家中，当时她正在招待友人，他退进她卧室旁的书房里，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他留下一份遗嘱，在其中指责唐森夫人的各种诡计，以及至少两次乱伦。
亚历山德里娜被关进了大沙特莱，后被转至巴士底狱。最终由于她家人施加压力，她被无罪释放，但那时伤害已经造成——她的健康状况很差，有些人甚至说，她已行将就木。
一次激烈的思想交锋
事实上，她几个月后就康复了，正是从1728年的这一刻起，她创办了自己的沙龙。她的许多客人都是朗贝尔夫人周二沙龙的常客，但当侯爵夫人在1733年去世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转到了唐森夫人那里，也是在如今空闲下来的周二。克拉韦里认为，正是在这个沙龙里，“18世纪的社交性引入了一种主要基于智识声望的新标准……唐森夫人是才智战胜尊贵的第一个也是最杰出的典范，这一转变并不取决于对她心智能力的抽象评估（她在这一点上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而是取决于对其社会价值的认可……事实很快便证明，这种权威在知识分子沙龙中是必要的，在那里，启蒙运动者来势汹汹，沙龙里主导的论调不再是轻松、礼貌的安逸态度，而是激烈的思想交锋”。
圣奥诺雷街有唐森夫人所说的“七头野兽”。除了丰特内勒和马里沃之外，还有继丰特内勒之后担任王室科学院院长的物理学家让-雅克?·?多尔图?·?德?·?迈朗，钱币学家和考古学家、王室铭文与美文学术院的常任秘书克洛德?·?格罗?·?德?·?博泽，诗人塔索的译者让-巴蒂斯特?·?德?·?米拉博，一篇著名的性病论文的作者让?·?阿斯特吕克，以及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自1755年起担任法兰西学术院常任秘书的夏尔?·?皮诺?·?杜克洛。
多尔图·德·迈朗（Dortous de Mairan）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接受过古希腊语和数学教育，和他之前的迪布瓦一样，也曾一度担任奥尔良公爵的秘书。他对地球物理学（特别是地球的形状，它是像牛顿指出的那样在两极较扁，还是像我们如今知道的那样）和天文学（探索如何精准测量太阳散发的热量）感兴趣，而且他还是一位时间生物学家，是最早构想出生物昼夜节律的人之一，这一点最是与众不同。他被含羞草每天的开合所吸引，于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将标本暴露在持续的黑暗中进行探索。他由此确定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开合也会继续。他并没有得出它们有“内部时钟”的结论，而是认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感知”阳光。
多尔图·德·迈朗
他在丰特内勒之后担任了王室科学院的秘书，也被任命为《学者报》编辑。该刊于1665年1月首次出版，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科学杂志，比《自然科学会报》早了两个月。它是由作家和律师德尼?·?德?·?萨洛发起的，最初是一本12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名人讣告、教会历史和法律报告。
让·阿斯特吕克（Jean Astruc）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他于1684年出生于朗格多克，是个早慧的神童，16岁就在著名的蒙彼利埃学校获得了医学学位，19岁获得博士学位。他搬到了巴黎，在那里成为王室学院的医学教授。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性病的论述。他推动了医学进展，认识到性病的传染性及其病源，但未能区分梅毒和淋病。他认为这种疾病是从美洲传入的（认为是西班牙士兵带回来的，他们的发病率高于其他人）。但他晚年最具有争议性的工作与医学关系不大。
1753年出现了一本小书，表面上看来是在布鲁塞尔出版的——这是为了逃避审查——但实际上是在巴黎发行的，书名是《对原始记忆的猜想》，英语世界通常称之为《对〈创世记〉的猜想》。这些“猜想”（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聪明词汇）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从表面上看，摩西对犹太历史的描述可能是通过启示或口述历史而获得的，但阿斯特吕克怀疑他的信息有其书面来源。经文中的许多重复，特别是对一些事件的双重记述，让阿斯特吕克认为摩西“手上有不止一份书面文献”。表示上帝的耶和华（Yahweh）和埃洛希姆（Elohim）这两个词更加突出了这一点。阿斯特吕克的结论是一定有两份文献，一份只提到了耶和华，而另一份只说埃洛希姆。
这种关于《摩西五经》作者身份的概念既大胆又新颖，阿斯特吕克试探性地匿名发表，以防其后会出现强烈抵制。强烈抵制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到那时，其他几位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圣经》文本中的矛盾之处了。
三权分立
唐森夫人的沙龙里人才济济，个个多才多艺、我行我素，因而确保沙龙的和谐和轻松也许让她相当为难。但那里的聚会的确振奋人心，令人收获良多。她的沙龙坚定站在今人一边，在参加沙龙的人中，她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似乎是马里沃和孟德斯鸠。
马里沃在未完成的小说《玛丽安的生活》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唐森夫人沙龙的描述，她在书中被描绘成多尔森夫人：“在她家里没有等级或身份的问题；没有人考虑自己重要与否；人们彼此交谈，他们之间只有理性上的成王败寇……有的人对在世上偶然得到的头衔不以为然，他们不认为自己凭运气得到的地位会羞辱一些人或让其他人感到骄傲。这就是人们在多尔森夫人那里的共识；人们在她面前就是这样，因为受到了她那合理而富有哲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已经告诉过您，她就是这样的。”
1748年秋，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在瑞士首次匿名出版，唐森夫人在这一事件中特别展示出自己的精神气质。她已经在自己的沙龙里听过作者朗读的摘要，还收到了头两本中的一本以示对她的尊敬。她很快就发现瑞士版错误百出，于是便着手纠正：她自费印制了500份谬误清单，安排人将它们分发给各书店，并刊登于《信使》和《学者报》。
《论法的精神》的创作历时20年。孟德斯鸠受到约翰?·?洛克的影响，他本人继而影响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和美国的开国元勋。这本很快就被列为天主教会禁书的著作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如何理解政府宪法制度的讨论。孟德斯鸠提出的观点是，任何制度都应有其基本原则，他归纳出三种制度：共和制、君主制和暴政专制。他说，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美德，即将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意愿。在君主制国家中，他说，对荣誉的热爱——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的愿望——是激励性原则。而在暴政专制统治下，对统治者的恐惧才是制度的源泉。
在孟德斯鸠论证的第二部分，他探讨了政治自由及其维护的问题。他本人把政治自由理解为个人安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权利——并警告说，不能把它与自由等同于民主的想法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自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可能带来的滥用，他设计出他最著名的分权思想，即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应该分开。他还提出了坚持正当程序、公平审判的权利和无罪推定。他还反对奴隶制。
该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是关于气候和地理等事物如何相互作用、协力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并赋予其“精神”的笼统讨论，这将反映在他们的法律中——法律应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该书旋即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多种语言。
像其他许多沙龙女主人一样，唐森夫人也转向了小说创作，总共出版了五部小说，而且它们最初也都是匿名出版的。它们大多是关于爱情和冒险的奇异故事，涉及围城、决斗、绑架、沉船，往往以和解告终。她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不幸》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总结。可惜的是，她犀利的智慧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本文摘自彼得·沃森著《法国思想四百年：浪漫、革命与复兴》，朱邦芊、马睿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