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朱安也试图改变自己，但似乎难以奏效。她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式女性前来拜访鲁迅，鲁迅喜笑颜开；看到有一天鲁迅为许广平剪头发，毫无避讳。她彻底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朱安的隐忍与绝望
鲁迅是谁？几乎尽人皆知。但如果问朱安是谁？相信大多数国人并不清楚。
朱安是鲁迅的妇人。
朱安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逝者讳，”大抵是朱安不被世人知晓的根本因由。关于鲁迅的研究，新论跌出，经久不衰，已经作古的鲁迅为很多活人造就了“饭碗”。朱安一直被漠视，为这个“普通人”写一部传记，得有两大突破：一要突破人们心目中“普通人不值得书写”的认知藩篱；二要突破对鲁讯先生半个世纪的避讳。乔丽华创作的《朱安传》的价值，也恰恰就在这个“突破”上建立了起来。
《朱安传》
乔丽华
九州出版社 2017年版
朱安是一个“旧式”女性，不识字、缠足，不美丽、纤瘦。以28岁大龄嫁给小自己两岁的鲁迅（也有说大三岁的），新婚第二天，鲁迅就和她分居了，再过几天，鲁迅就远渡日本留学去了。朱安一生未被鲁迅认可，更未获得正视。从1906年结婚到1926年与许广平私奔去上海同居，鲁迅和朱安名义上生活了20年，这期间除去日本留学的3年，他们实实在在一起过日子的时间是17年。鲁迅母亲形容他们的婚姻是“不吵嘴，不打架，没有感情，各过各的，不像夫妻”。鲁迅自己戏言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身上背负的凄惨，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共同的灾难。和她一样，有千千万万的妇女受尽了夫权、宗族、社会的压迫。但朱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巨擘——鲁迅的老婆，她一生的遭际和人生意义就更耐人寻味了。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
面对鲁迅的冷漠，朱安也有反抗。私下里的抗争外人不甚清楚，鲁迅亲友亲眼所见的两次反抗，倒是能看出朱安的用心之处，“一次是绍兴，一次是北京”。两次都是在家宴上，当着众多亲朋友好的面，朱安指称“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了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鲁瑞）”。她这样揭家丑，“算是将了鲁迅一军”。一不能离婚、二不能闹腾，剩下的只能是隐忍。朱安的反抗至少能阻止鲁迅休她。
反抗无望，朱安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没有挣钱的能力，她极力伺候鲁迅的衣食起居。与周作人反目后，鲁迅带着朱安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里，朱安每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朱安也试图改变自己，但似乎难以奏效。她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式女性前来拜访鲁迅，鲁迅喜笑颜开；看到有一天鲁迅为许广平剪头发，毫无避讳。她彻底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的“人生进步”和对朱安的“反感深化”
鲁迅既然态度坚决地不认可朱安，那当初他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这个问题必须梳理鲁迅的出身和成长，以及后期的进步。1899年，鲁迅与朱安订婚。鲁家原本小康之家，这一时期，鲁迅爷爷周福清给儿子行贿乡试，败露后被关在大牢里，已落入破落境地。所以鲁家为鲁迅择偶不挑不捡，选了已过20岁且比鲁迅大两岁的朱安。从朱家的角度看，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毕竟是去做元配夫人，觉得不失体面。1899年订婚，直到1906年结婚，婚事拖了七年。鲁迅在日本不想回来，鲁瑞骗说自己病危，鲁迅才赶来被迫完婚。
1902年，剪了辫子的鲁迅
对这桩婚事，周作人记述媒人所言“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实则“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周建人也有类似态度，可见周家人都觉得上当受骗了。
反过来，朱家也觉得上当了，认为既然母亲鲁瑞同意婚事，则鲁迅当然也没问题，可是此后鲁迅又表示反对，朱安嫁过去受冷遇，有了受骗的感觉。朱安的侄子朱吉人记述“姑母和鲁迅的婚事，是老太太（鲁瑞）骗的，害得双方都不高兴”。
鲁迅一开始并不是那么伟大的，至少在1899年订婚或者1906年结婚的时候，鲁迅只是一个破落家族的少爷而已。他和朱安的结合基本是“门当户对”。鲁迅生在一个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革命”年代，他后来的成长和进步，促使他不仅要参与革命，更要引领革命风潮，而领母命成婚的他却要面对一个“一成不变”的旧式女性，这是悲剧的根源。从订婚、结婚时的家道破落，到后来鲁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成长和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鲁迅的这种“人生进步”对应的是朱安的原地踏步：她四门不出，无交际；不识字，两耳不闻窗外事。随着时间推移，最后只能变成“反感深化”。这种“反感深化”绝对和他的“人生上升”有着密切关联，且是循序渐进演化而成的。随着思想意识对旧式女人的反感愈深，鲁迅最终突破舆论和道德的包围，带着许广平奔向了上海滩。
鲁迅和许广平
反过来，如果当初朱安嫁给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人，或者再降落一下台阶，选择一个更落魄的人家，或许朱安和另一半整天围绕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活，倒是幸福的。这种假设没法成立，朱安只能是朱安。鲁迅和朱安的婚姻，鲁迅有鲁迅的苦，朱安有朱安的痛，他们的苦痛只能归罪于时代，归罪于社会。
遗物保存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鲁迅一生，实则是穷死的，他的死与经济压迫有关。在《死》中，鲁迅呼号，只有死了才能免于经济苦恼。许寿裳在《鲁迅传》里感叹：“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
尽管经济压力大，但鲁迅对母亲和朱安的供养一直很积极。他唯有拼尽全力写作、上课赚钱，尤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全靠稿费维系一大家子的生计。
史料阙如，年代久远，朱安研究的细节是难以还原的。朱安的生命故事，抖落起来，满是家务事，家务事是清官也难断清楚的。
鲁迅去世后，鲁瑞和朱安的生活陷入了困难。再后来，鲁瑞去世，日寇肆虐、物价暴涨，朱安的生活更加困难。为了苟且活命，她度过了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晚景异常凄惨。围绕生计，朱安和许广平的信件交往大致还原了一幅清晰的“家务纠葛”，尽管存世的信件只是他们交往的凤毛麟角，谁是谁非根本不可能理清楚，但透过已有的信息，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人性的复杂和保存鲁迅遗物的不易。
在西三条居住时的朱安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和周海婴寡母孤儿相依，生活多艰。一开始许广平积极向朱安寄钱，但后来沦陷区扩大，京沪之间的邮路中断，她对朱安的汇寄自然也无从谈起了。朱安生活没了着落，登报公开要卖鲁迅遗物，许广平看到消息，甚是着急。她一心想保存鲁迅所有遗物，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她一面写信劝朱安不要变卖鲁迅遗物，一面登报警告不准卖鲁迅遗物。这种作法有对二先生周作人的隐射。有研究认为，朱安变卖鲁迅遗物的主意可能出自周作人。
没有子嗣、没有赚钱的能力，在一切生活用度都要靠金钱负担的城市里，保全鲁迅的遗物固然要紧，但保全自己的性命更重要。朱安卖鲁迅遗物的作法似乎无可厚非。
后来，许广平派唐弢等人赴京谈判，朱安一看是上海来人，脸色骤变：“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要保存保存我。”唐弢向朱安描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宪兵逮捕，以及海婴生病等情况，朱安很快转变了态度。朱安自己没有小孩，她心底间对周海婴充满爱意。她经常写信希望许广平带周海婴来北京，亲眼一看，但由于种种原因，朱安一辈子也没见到周海婴。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写道：“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我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做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合影
最后的岁月
在许广平动员下，朱安听从劝告，用心保护了鲁迅的遗物。在鲁迅好友们张罗下，一些社会贤达时不时会送来捐助，朱安“宁自苦，不愿苟取”，委婉拒绝，以保全鲁迅的名声。许广平设法周济朱安，并抽身在北京看望了一次朱安，许广平返回上海，朱安写信：“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在最后的岁月里，朱安在书信中常常表达对许广平的感激之情。许广平的关照或许是孤苦伶仃的朱安晚年收获到的来自人间唯一的温暖。
最后岁月，朱安多次向许广平表达了自己死后运到上海“与大先生合葬”的要求。这是许广平无法接受的事情，中间传话的人只能哄哄了事。朱安死后，葬于北京保福寺一带。她“活着是周家人，死了是周家鬼”的愿望落空。她一生未被周家接纳，至死依然。
周家合影，后排左起周建人、鲁迅、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朱安传》的问世，并不会贬损鲁迅的伟大，恰恰相反，更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丰满的鲁迅。与朱安没有爱情，但将其视作“母亲赠送的礼物”，一生都在坚持供养，这是鲁迅温顺善良的一面。胡适同样是旧式包办婚姻，同样与老婆难有共同语言，但胡适能迁就。鲁迅与胡适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最初的被动选择，鲁迅煎熬了整整20年。放弃和将就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供养。这对朱安极其不幸，但鲁迅别无选择。这是鲁迅棱角分明、冷峻决绝的一面，这也是鲁迅内在的矛盾。
有研究者指出，鲁迅的沉郁压抑，大抵与他充满悲剧的婚姻有关。心绪久不能疏滞，自然造就了他决绝激愤的性格。他的英年早逝，是不是也与他内在矛盾造成的长期内心撕裂有关呢？
我们乐见每个人都可以有更多自由的选择，但是，肉身之间，总有“他者”的影子，对于选择产生的困苦，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文/阎海军；编辑/胡子华；原题《鲁迅的“人生进步”和对朱安的“反感深化”》；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