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历史何处》，[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10
人生来就会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逐渐成了人类的一项基本艺术。人总有些思绪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遗忘这个君王不能弱化这些思绪，不能让它们恢复理智或是变得井井有条，那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集装箱了。如果没有遗忘，我们还能睁开眼迎接新的一天吗？乌云尚且能遮住太阳，如果遗忘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掩盖我们生活中的不幸，我们只得将苦痛看作灵魂无休止的流露，若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呢？要想活下去也许是不可能的了。至于那些巨大的欢乐亦是如此。如果遗忘不能将快乐麻痹，我们最终会变成疯子。正是遗忘减轻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假设你和另外一个男孩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课间休息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在操场上给了你一记耳光，并因此获得了女孩的芳心，这时，只有遗忘才能够抚平无法挽回的爱人带给你的伤痛。时间逐渐消逝，相纸上的涂层晕染了照片，而伤口也慢慢结了痂。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波斯尼亚战争之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分子得到了拥戴，好像他们是多民族波斯尼亚的伟大捍卫者，以此来迎合那些大国的军事和战略企图；然而处于所有边缘地位的受害者却压根儿没被当回事，当然曾为上面提到的企图服务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因此我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遗忘就像一扇闸门，通过这道闸门我们排出关于过去的繁重而讨厌的思绪，关于未来的思绪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清除。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库斯图里卡
经历了巴尔干战争的灾祸，经历了塞尔维亚的炮火，就连我自己也开始练习着遗忘，至少是练习着驱逐萦绕在我心头的思绪。就在事情刚有点进展的时候，我在家中招待了一位电影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他在好莱坞可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是他让我突然意识到遗忘可以凭借对真相的无知而存在。当时正值库斯腾多尔弗国际电影节。一天，乔纳森打开电视机看到一档英文播报的俄罗斯节目，这个节目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电视里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由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找到我对我说：
——我一直都以为是我们，是美国人，将欧洲从纳粹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但是照我刚看的俄罗斯节目来说，没有他们，这场解放根本完成不了？！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这倒是真的，只不过2500万人丢了性命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刻意将语气伪装成很随意的样子，就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火上浇油。我生怕我这位贵宾会为我的话感到不满，会猜想我是要指出他有多么无知。他脑袋里的空白显然是长期受到误导而造成的，但是习惯带着这样的空白生活就无药可救了。如果想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很可能会就此打开怀疑全世界的突破口，那时你甚至可能会怀疑可口可乐、汉堡包、好莱坞的存在是否合理了。
——忘了你刚才听到的真相吧。如果你非得仔细考虑这个不争的事实，你就得穿过修理思绪和知识的车间，这会直接让你走向精神错乱的。带着那些你习以为常的观点继续生活吧。
我友好地向他建议道。
看样子他并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他还是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表示赞同。
《你还记得多丽·贝尔吗？》电影海报
经过一番思考，我对自己说：我写这本书还是对的。最起码能留下关于我这辈子的一点资料。俄罗斯人民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以后完全可能会有人把我说成个面包师；更糟糕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只是个冶金工人了。这位来自好莱坞的朋友让我对遗忘的永恒特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不禁在想有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酸奶油是时间发酵的杰作，可是在它出现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这类东西，但霉菌的存在明明比酸奶油要早啊。要想解开这个谜，首先得弄明白为什么战争通常都会接着大灾难而来，为什么人们只有在这些巨大的动荡之后才会有惊人的发现。为什么二战之前抗生素没有得到应用？它不也是藏在霉菌之中的吗？这个秘方曾一直被遗忘囚禁着。记忆是遗忘的前厅，它并没有给神秘留出一条门缝，因此神秘便无法穿过记忆的迷宫，最终也就无法受到理智的支配。
危机和战争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变成了一种获取慰藉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遗忘，人如何能够适应当代世界的堕落思想？如何能够接受借着人道主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行为？如果你属于这样一个小群体，大家拒绝默默接受大国的意志，在世界格局重组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仍固执自问“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些大国会向你们投出炸弹，还美其名曰“仁慈天使”。在这之后的适应过程中，遗忘就会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了。我们越是急着忘却眼前的东西，就越是会急着向第一人称单数的“我”提出这个著名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我身处何处？”这样，我们前进得也就越快。生活中亦是如此：我们越快忘记课间休息时操场上的那记耳光，就会越快获得一份新的爱情。然而遗忘同时也把稍许的记忆封锁了起来，而这一部分可能正是支撑历史的重要元素。这可不仅仅是打架弄伤的鼻子那么简单。
电影《地下》的剧照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 纽约、伦敦和巴黎这些大地方的青少年会排队去买披头士（Beatles）、斯普林斯（Springsteen）或是迪伦（Dylan）的新唱片。而现如今，年轻人排队购买的却是iPhone4。遗忘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把迪伦的唱片塞到了遗忘的地毯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活得更加轻松。在这个世界里，物才是引力中心，它取代了那些我们曾经偏爱的、歌唱爱与自由、反抗不公的英雄。还是遗忘，是它迫使我们接受科学文化的基本原则，而这种文化势必会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埋葬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当然，那些为iPhone发专利证的人肯定没有站在人类本性倾向的角度对这一精巧的仪器进行过思考，但遗忘确实对他们有所帮助。在被遗忘统治的房间里，总有一块空地用来安放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英雄。
我认为遗忘是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我绝不会向遗忘屈服。现如今，有多少人屈从于笼养鸡一样的社会制度啊，这些笼子里的鸡，它们的记忆永远只会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遗忘创造出了历史终结论，这一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征服了整个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想让我们断绝与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联系，好让我们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旋涡，让我们相信这样能够疏通我们命运的河道，能让我们生命过程的调节器运作起来。这种狂妄的企图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渴望，我要留下该记住的，清除该忘记的。
库斯图里卡
我希望写一本书，整理一下有记忆游走的灰色牢笼。幸亏写作天使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讲话，我打算从这一堆记忆中抽出本不应该永远被隐藏下去的东西，就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在我与世长辞之后，如果有一天我的某个后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同我建立起一种联系，以期望揭开他的身世之谜，那么这时候如果曾经震颤我灵魂的所有东西因为我的死而再也不能被接触到，恐怕就不太妙了。
我不希望人们对我有任何误解。也不希望我会遭受这样的命运：朋友和家人一遍遍地拨打我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他们并不知道我已不在人世，在不知打了多少通电话之后，他们听到的只有自动答录机里面传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本文为导演库斯图里卡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序言，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前南斯拉夫电影导演、演员、音乐人。1954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1971年开始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学习电影。1993年开始在纽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教授。他导演的电影《爸爸出差时》和《地下》，两度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库斯图里卡先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14年后，回到了库斯腾多尔弗——一个他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交界处的山上建造的村庄，现在生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