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秘密是：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个角，有人长在背上，有人长在了头顶。
印象最深的，是七岁的夏天，上小学前的我被要求在家中练字。我是左撇子，家里人希望我“矫正”过来。于是家母每每路过我房间，就会悄悄探进头来，看看我在用哪一只手写字。
房间里的我低着头，听着她明显在控制轻重的脚步声到来，默默地把笔从左手换到右手。待到她走，再换回左手。一整个暑假，我和我妈之间都过得像部谍战片。谍战片的结尾是，我被抓到了马脚。
初级左撇子拿铅笔写字时避无可避的罪证——被铅染黑的小拇指边缘。
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很多对我用左手写字有意见的人。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会时不时地督促我，让我不要把笔偷偷换到左手上。
在家吃饭时，倒不会逼我换右手拿筷子，但我妈往我手里塞了个汤勺。假如那时西餐在小城里普及，她会毫不犹豫地让我改用刀叉——想尽一切办法淡化左手在生活里的位置。
我试着问过很多次，为什么非得用左手写字，班主任和家长的答案只有两句话，一句是：所有人都用右手写字；另一句话就是：你以后就知道了。
这些回应联系在一起，可以汇成一句话：你以后就会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
真的以后就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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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雷阵雨时，总是闪电先至，随后才是轰隆雷声。我们的身子迈到了多元的年代，灵魂会常常还在路上。
我以为左撇子的我是天上地下独一份要被“改造”的人，全世界只有我的头上长着犄角。
但事实上不是，每个人的身体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些当时的社会共识里，应该被改掉的东西。在那些帮助“改造”我的人群中，有不少人，也深受这“被改造”之苦。
经常上课举手跟老师报告我不用右手写字的人，名字叫卓小山。卓小山的妈妈很新潮，给他买了条当时不多见的喇叭裤。但那天第二节课的课间，他很郁闷地趴在桌上。问他为什么不出去玩，他说大家笑他的裤子，都不搭理他。
卓小山第二天很识趣地换回了运动裤，他又继续融入了男生的下课时间里。那之后，他再没有跟老师举手报告我偷偷把笔换回左手的动作。
这件事就像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由此你可以看到，住在我家隔壁的语文课代表最喜欢圣斗士星矢，但在学校里，她从来只和女同学讨论美少女战士。我给她看圣斗士玩具和漫画，她都会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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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恐惧症患者的噩梦，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幼年时常出现幻觉。那些幻象的刺激与启发下，她开始画画。形状、规律与节奏截然不同的圆点散落纸上，她的艺术变得敏感而独特。
同样是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 的性取向则常常让他面临危险。在那个性对取向尚不宽容的年代，同志的身份是最大的“不同”。他的男友，乔治·戴尔 成了培根最大的灵感缪斯，与他的艺术共同呼吸。
这两位的人生，恐怕和“标准答案”相去甚远，他们的“不同”在一开始甚至显得惊世骇俗。
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大多数人由着非黑即白的世界观，给自己设了很多不必要的限制。在一个可以交白卷的年代，你却还在期待着独一无二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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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卷上问：用一个词形容七月。所有人都回答骄阳似火，你回答冰天雪地。老师理所当然地给你判了错，你默默改掉了答案。
你买了个名牌包，有点贵，但还算负担得起。换新工作第一天你发现办公室里的人都挺朴素，于是也压下了背着这包上班的念头。午饭你想吃鳗鱼饭，但大部队想买黄焖鸡，你想了想，还是决定周末再去拔草那家餐厅。
很多时候我们抱着“但求无过”的心态，默默砍掉了自己看似多余且错陋的“不同”，用一件斗篷把自己所有的特色罩在阴影里。但讽刺的是，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坚信七月只和骄阳似火有关，但当你懂得更多时，那时的“标准答案”几乎显得幼稚。而你照着这样幼稚的模板，要求自己和别人，把生活越过越窄。
学生时代答出所有标准答案的人或许可以出类拔萃，但离开课堂和试卷，标准答案只会使人无聊，甚至无知。
撰稿：木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