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兆平（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杨绛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中，收录了一篇别致的文章《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说它别致，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庄肃的纪念文章，此文充满大量极富情趣的生活细节，读来钱杨伉俪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作者潘兆平先生退休之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岳父徐燕谋的关系，他与钱锺书、杨绛有着长期的深入来往，对两位老人的生活有着细致的了解。我们采访了潘先生，请他谈谈钱、杨的晚年生活，以为纪念。
读过您悼念杨绛先生的文章，知道您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一直有着往来，被他们亲切地当作可以谈谈知己话的小辈，那么，在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能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
潘兆平：到11月25号，杨绛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了。随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往日的一些片段不断浮现。有些内容涉及私密，我也不便多说，但是有些内容，我想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也作为对她的纪念。
有一次，杨绛先生和我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江青关怀钱锺书先生，而先生偏偏不受抬举的。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南沙沟，钱先生有时需要去钓鱼台工作，两个地方仅仅是一路之隔，上下班也有小车接送。但是因为钱先生体弱，尤其到了冬天，北京的室内外温差很大，受不得风寒，动辄就会发烧，犯气喘病。当时的文化部长袁水拍有一天来找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谈江青对他们的关心和指示，说为了钱先生的健康，他可以住到钓鱼台去，可以不必到室外，就近工作。听到这个指示，钱先生连忙说，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是由杨绛先生照顾，到了钓鱼台之后可能无法适应，这就算是一种客气的回绝。
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说江青同志指示，既然如此，可以让杨绛先生随钱先生入住钓鱼台，以便照顾钱先生。但其实钱先生不愿意去钓鱼台，没办法，他只能提出一个有点不讲理的理由，说杨绛先生的生活也需要阿姨（老保姆）来照顾。听到这个回答，袁部长也只能废然而去。想不到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他说江青同志指示，保姆也可以一起去钓鱼台。如此迁就和照顾，实在超过了钱、杨两位先生的预料。虽然他们一时语塞，但是始终不肯去钓鱼台。 杨先生后来和我说，他们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那位袁部长最后是怎么到江青那里交差的。这个故事对认为“钱、杨两位先生逢迎，巴结权贵 ”的一些舆论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其实是权贵反而要来巴结他们。
说起来，吴学昭先生是杨绛先生的密友，她那本《听杨绛谈往事》等于杨先生的自传了，您与杨先生谈起过这本书吗？
潘兆平：近来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不知道这十大谜案，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但它有个硬伤，作者认为吴学昭是吴宓的儿子，其实她是吴宓的女儿。
吴学昭先生和钱、杨两位先生交往得很密切，由于吴宓先生的关系，钱锺书先生称她为学妹，杨绛先生更直接称她为学昭妹。在纪念钱锺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吴学昭先生出版了《听杨绛谈往事》。杨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素材。后来我和杨先生谈到这本书，杨先生说，她确实有一种担心，怕别人在她的身后乱写，所以有点授意吴学昭帮她写传记的意思。我就和杨先生说了上海著名熟食店陆稿荐的故事，说它在自己的招牌旁画了一只乌龟，后来这只乌龟变成陆稿荐的代表了。我开玩笑地建议，杨先生也在吴学昭先生书的封面上画一只乌龟，杨先生听后之后不停捂嘴笑。
《听杨绛谈往事》
从吴学昭先生的《听杨绛谈往事》，可以看出来吴先生和杨先生几乎是无话不谈了，尤其是她家里的历史和经历。我想，在这个互谈的过程中，吴先生也会谈不少自己的往事。
有一次杨绛先生开玩笑问我，你当处长有十几年了，怎么还没听到你有什么进步啊？我说，在中科院机关，你扔一把石子可以砸到一群处长，但是要升局长，那是跳龙门，像我们这种既无背景又无手段的人，就没有这个奢望了。杨先生听了点点头，对我说，论能力、水平、资历，吴学昭早就应该是司局级了，就是脾气太犟。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都会聊些什么呢？
潘兆平：都是闲聊。有一次和钱、杨先生闲聊，钱先生突然问我现在做什么官，拿多少薪水，我说我只是个处长，然后如实告诉他我拿多少工资。钱先生听了乐了，说他和我差不多，但是杨先生的薪水比我少点。我那时很诧异，但是杨先生笑着对我点点头。我很感慨，和他们讲，难怪外面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尽管现在不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了，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一定尊重，但实际上，知识和知识分子还是不值钱的。听我谈到政治，两位老人也就笑笑，不接我的话。
后来杨绛先生去世，在电话里头，吴学昭先生问我，你知道杨绛先生是几级教授吗，是三级教授，我很惊愕。
既然两位先生对政治很敏感，那他们平时会和您聊政治的事情吗？
潘兆平：他们很少谈政治，不是因为不关心政治，是因为太懂政治。他们不屑于参与政治，也不轻易议论政治，但他们对天下大事是很关心的。他们不乱说政治上的事情，一是出于他们的谨慎，二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他们到老年以后还是很关心政治，但是没人可以和他们谈，每次我去，就会问我很多，还和我探讨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都是点到为止。后来杨先生耳朵不太好了，所以要很大声地和她说这些话题，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改用她说给我听，但我用笔写来回复她的方式。
读您的文章，我对钱先生评价日本饮食“小气”、“无聊”印象很深，不知道他对日本人的学问作何评价？
潘兆平：其实钱先生对日本人的学问是看不起的。第一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是抗战过来人，亲身经历了日军侵略，这种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对他有影响。第二个，他看不上日本人的中文水平。他始终认为，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对中国的东西是隔了一层的。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时，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潘兆平：和他们两位聊天是我最开心的事，钱先生更开放，杨先生更谨慎。钱先生和我聊天时，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妙语连珠，和他说话，我常常感到自己脑子不够用。后来我也遗憾，没有把二十几年来和他聊天的内容记下来，不过估计也很难公开发表吧。
每次我进钱家的门，打完招呼，钱先生就往靠椅里一坐，然后问我：有啥消息？我也就搬把椅子坐在他对面，杨先生也把她的椅子挪到旁边，开始听我讲消息。我就从社会上的新闻，讲到我们中科院的事情，甚至街谈巷议的八卦、传言，我都挑有趣的讲给他们听，他们往往听得很开心，钱先生还会不时做点评和补充。当时两位老人家里没有电视，也不出门，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获取信息的，后来我想钱先生应该是每天大量阅读国外的报章杂志，所以他知道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有时候钱先生也会和我说说八卦，有一次他说，你们的谷羽局长治家甚严啊。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是我们中科院的一位老局长。按钱先生和我说的，原来胡乔木在家里的零花钱是有额度的，有时候他要买书或者其他东西，但是手里缺钱，他不向夫人要钱，而是向钱锺书先生借，少则二三百，多则四五百，下个月发工资的当天，胡乔木必定亲自来还钱。这两位往日的清华校友，关系是很亲密的。
我也常和杨绛先生聊《围城》，不管是书还是电影，都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经常有新内容。我们说到《围城》的演员，杨先生很喜欢李媛媛，她不仅喜欢她的相貌和演技，更喜欢她的为人处世。我也挺喜欢李媛媛的气质，哪怕演风尘女子，也很雍容华贵，令人仰视，我看到她，总能想到香港的夏梦，杨先生也深有同感。后来李媛媛为了保住她的孩子，放弃了癌症的治疗，早早离世，杨先生说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说到《围城》，杨先生说钱先生对书中其他人物都是调侃，他只喜欢唐晓芙一个人，后来也有人说唐晓芙身上有杨绛先生的影子。
两位先生和您聊天时是用什么语言，都是家乡话吗？
潘兆平：他们都用上海话和我说的。
钱、杨两位平时在家都是怎么读书的呢？
潘兆平：钱先生一个大桌子，在房子中间看书，杨先生支一个小桌子，在阳台的窗户边看书。他们一人一摊，各看各的书，各写各的东西。
他们的房子几十年没有动过，一直是洋灰地，没有铺过地板。但是家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他们的房子的墙从最初的白色到后来的黄色，再到后来，颜色越来越深。物业后来和他们说，院子里的厨房和盥洗室里的配件都要更新，如果现在不做，以后难以维修，他们这才做了局部翻修。
“我们仨”在三里河家中
您所目睹的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潘兆平：他们的日常生活朴素又简单，把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了，有时候我过去，看见钱瑗在家，也是埋头做学问。
他们对吃很马虎，有时候我岳父母周末做两条鳜鱼，一条留家里，一条就让我给两位先生送过去。我一去，杨先生就给我拿碗装鱼，钱先生则拿出冰箱里的凉茶，还帮我扇扇子，不停地说：“罪过，罪过啊。”
钱先生去世之后，杨先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潘兆平：杨先生的晚年还是以伏案工作为主，但她很注重养生和锻炼。她在家里的空地来回走，每天坚持走几千步路。其实她家里很狭窄，我建议她下楼走走，接接地气。后来杨先生说她听我的话，去楼下散步，走几步路就碰到一个老邻居，再走几步又能碰到老友，每个人都要聊上半天。她说，这哪是散步啊，这是下楼开新闻发布会啊。
杨先生睡眠不好，早上起得很晚，我去找她都尽量晚点去。有时她叫我一起吃饭，桌上的菜琳琅满目，二三两重的清蒸鱼段，一碗有肉片的炒素菜，一个蒸蛋羹，还有一些开胃的凉菜，但是分量都非常小。
杨绛百岁后仍然习字不断
杨先生百岁以后，慢慢地虚弱了，也更加视死如归了。有一次我去，聊着聊着，她突然在纸上写“老而不死是为贼”，然后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我是贼啊”。我摇摇头，在后面加了句“贼而不死是为妖”，她一听乐了，在后面又加了句“妖而不死奈何”，写完推给我，让我继续。我就写了“顺其自然”，她看完哈哈大笑，把头靠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说：“好！顺！其！自！然！”
我每次去看杨先生，会带一些她爱吃的坚果和零食，她一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会表示，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逢年过节，我和妻子的单位都发东西，拿过去的东西就更丰富多彩了，有一次过年我去，除了带了日常的东西，又加了白木耳、橄榄油、粳白米、高档挂面等等。杨先生很喜欢我去，一是用她的话说：“兆平来了，我顶开心，我可以讲上海闲话了。”二是我经常和她说笑话，逗她开心。
到了2016年春节前后，杨先生小病不断，经常住院。其实她喜欢住在家里，甚至死在家里也不怕，她很怕医院里切开气管那些事。但是她的保姆小吴阿姨不放心，她宁愿每天来回跑，用保温桶送饭去医院，也要让杨先生住在医院，毕竟医院里有医生护士看护，令人放心很多。最后还是医护人员和小吴的意见占了上风，杨先生就渐渐以医院为家了。
去年的雨水节，北京稻香村推出了雨水饼，我看包装很雅致，就买了一盒，拜托小吴给老人送去。过了几天小吴打电话给我说：”雨水饼奶奶收到啦，让我谢谢你。”那个时候知道杨先生身上虽有痛苦，但并不凶险，并听说不久以后可以回家，想不到过了不久突然病故，这盒雨水饼也就成了我对她最后的孝敬，也不知道她吃了没有。（文/郑诗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