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扳手》，[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著，杨晓琼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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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手
“……噢，天！你不能跟别人比。就说我吧，我从来没怨过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有抱怨，我就是个傻子，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我想去看别的国家，努力工作，不为自己拿的钱感到有愧。我想要的就是我已经得到的。不过显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你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你很清楚。实际上，像我这样是不可能拥有家庭的，甚至朋友也很难有。兴许你能交到几个朋友，但你跟他们的关系只能维持到工作结束：三个月、四个月，最多六个月，然后你就要去赶飞机了……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地方他们把飞机叫作samolyot：这你晓得吗？我一直对这个词很有好感，它让我想到siulòt——咱们家乡就是这么叫洋葱的。对，它让我想到siulòt，还有scimmiotti，猴子。但我又离题了。我刚才在说赶飞机对吧？我说的其实就是永别了。要么你可能无动于衷，这意味着他们不是真朋友；要么他们是真朋友，于是你就觉得很遗憾。姑娘也一样，其实甚至更糟，因为你不能没有姑娘，有那么一两次，你还会走不出来，那感觉绝对像地狱。”
福索内请我去他的房间喝茶。里面非常简朴，跟我的房间几乎一样，甚至细节上也是：一样的灯罩，一样的铺盖，一样的墙纸、脸盆（滴水的方式也跟我的一模一样）、掉了调台钮的退休收音机、脱靴器，甚至连门边角落的蛛网也一样。但我在我的房间里住了不过几天，他已经住了三个月了：他在壁橱里搭了个小灶，天花板上挂了蒜味腊肠和两串大蒜，墙上钉了一幅都灵的俯瞰图和一张都灵足球队的照片，上面画满了签名。照珀那忒斯所能给予的眷顾而言，这些东西不算多，但我连这些也没有，我在他的房间里比在自己房间里更有回家的感觉。茶好了，他礼貌地端给我，但没有用托盘，他建议——其实是要求——加一些伏特加，至少一半一半，“这样你会睡得更好”。不过在那个地处偏远的宿舍里，我们无论如何都睡得不错；到了夜里，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全然的、原始的寂静，打破它的唯有呼呼的风声和昼伏夜出的不明鸟类的啼鸣。
“那么好吧。那个让我在分别时感到最难过的朋友，我要是告诉你它是谁，你一定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因为，首先他给我惹了大麻烦，其次他甚至不信基督。这是真的。他是只猴子。”
我没有从椅子上摔下来：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克制的习惯，第二反应一般会盖过第一反应，但这也是因为福索内的开场铺垫弱化了惊奇的效果。我肯定已经说过，他不是一个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在其他方面更优秀。因此，其实没那么让人惊奇：谁不知道动物最好的朋友、最能与动物相互理解的，就是孤独者？
“就这一次，不是关于起重机。我还可以再讲许多跟操纵起重机有关的故事，但这样的话，一个人最终会变得很乏味。这一次是一座德里克（derrick，井架）。你知道德里克是什么吗？”
我只在书里得到过一个大概印象，我知道那是钢塔，是用来钻油井的，也可能是抽取石油的。另一方面，要是他有心想知道，我可以给他讲述这一名称的起源。德里克先生（Mr. Derrick）是一个很有才干、很用心、很虔诚的人，他生活于17世纪的伦敦，许多年都一直是大英帝国陛下的绞刑吏；他对自己的职业是如此用心和入迷，所以不断地研究不同的方法来精进器具。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发明出一种足以成为典范的新绞刑架，这使受绞刑的人“不论高矮”都能被远处的人们看见。它被称作德里克绞刑架，接着就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德里克。后来，这一术语开始涵盖相似的结构，所有为更平常的用途设计的门式架子都被叫作德里克。德里克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了一种特别和非常稀罕的不朽，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不再大写：享有这种殊荣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还不到十二个。但还请福索内继续讲他的故事。
福索内眼睛也没眨一下便接受了我突然的琐碎插嘴。但是他摆出一副漠然的表情，或许是因为我在这种如中小学口语考试的风格中使用虚拟语气让他不太舒服。
然后他继续讲：“很可能。但我始终觉得，用随便什么方法他们都要绞死人。无论如何，这个井架都没什么特别的，大概二十米高，是个钻井井架，他们如果用这种井架什么都没挖到就会把它拆掉，然后带到其他地方去。在我的故事里，天气通常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唔，这次我们是在一片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天气不冷也不热，但雨一直下个不停。它属于那种温和的雨，你甚至不能说它让人不快，因为在那一带你找不到地方洗澡。你只能把衣服脱了，脱到像当地人一样只剩短裤，天要是下雨了，你就让它下。
“组装工作越进行下去，就越让人觉得可笑：这份工作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成熟的装配工，任何能爬高的工人都能做。我手下有三个工人，但这三个货简直了！我的天！他们可能是营养不良，一定的，但他们都擅长一天到晚晃来晃去。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连应都不应；他们就像睡着了似的。事实上我差不多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发电机、接线图，晚上我甚至还得自己在棚屋里做饭。最让我纠结的是，他们管那台无聊的机器叫运动部件，我永远不相信它有那么复杂：你知道，就是那个有许多传输带和蜗杆螺钉、能将钻头送下来的东西。严格说起来，组装那种东西并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它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内部是众多输送用的配件（它们都是电子的，并能自动调节）和操控泥浆泵的操控装置；你在它的底部拧上钢管，它们一根根伸向井的深处。我说的就是你通常会看到的一种场景……是的，在电影里，那些与得克萨斯有关的画面。我也不介意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那时我没有意识到，就算你深入地下五千米，也不必然意味着那里有石油。”
喝了茶和伏特加，福索内的故事还没有要进入地下的迹象，于是我小心地提到，我的房间里有一块发酵奶酪和一些匈牙利小香肠。他不是拘礼的人（他从来不拘礼，他说那不是他的风格），于是茶话会就发展成了吃点心和小型晚餐，而日落时橙黄色的光线渐渐变成了北方夜晚明亮的紫罗兰色。西边的天际凸起一长片土地，一片薄而暗淡的云低低地浮于其上、与其平行，仿佛画家误画了一笔，又忙在稍高处补了一笔。那是一片奇怪的云：我们对此有过争论，后来福索内说服了我——那是远处羊群扬起的灰尘在无风的空气中被滞留了下来。
“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工作都是在一些极端的地方：要么热得难受，要么寒冷无比，要么干得冒烟，要么一直下雨，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可能只是我们被惯坏了，我们来自文明国家，来到一个稍有些不同的地方，就立刻像来到了世界尽头一样。而那里到处是在他们的国家活得好好的、不愿跟我们换地方的人。这都是习惯。
“在我跟你说的这个国家里，你不太容易交到朋友。注意，我对外国佬一点偏见都没有，在许多其他地方我看到过一些比我们更勤奋的人，但那里的人跟我们完全不是一类。他们都是懒鬼和骗子。很少有说英语的，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没有葡萄酒，他们甚至不知道葡萄酒是什么；他们牢牢地黏在自己老婆身边，我发誓他们这样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女人又矮又胖，短粗腿，奶子垂到这儿。他们吃的东西也让你反胃，我不细说了，我们吃晚饭呢。换句话说，我告诉你我在那儿唯一的朋友是一只猴子的时候，你一定可以信我：我没的选啊。甚至那只猴子也不是那么好看：他是那种脖子上围了一圈皮毛、长了一张狗脸的猴子。
“他很好奇。他来看过我干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展示了一样技能。我跟你说过了，那里一直下雨：他坐下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着雨水，他的膝盖抬起，头靠在膝盖上，而手紧抱着头。我发觉，当他采取这个姿势的时候，他毛发全都顺着朝下，所以他完全不会淋湿：雨水顺着他的胳膊肘和后背流下，他的肚子和脸还是干的。我自己也试了试，权当是在拧螺栓的间歇休息一会儿；而我不得不说，要是你没有伞的话，那的确是最好的办法。”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于是我就答应他说，要是我哪天在热带赤身裸体淋雨，我一定会采取那只猴子的姿势，但我立刻就看到了一个恼怒的表情。福索内从来不讲笑话；若是他讲了，那也会是跟冷血动物一样冷的冷笑话。而他也不喜欢别人跟他开玩笑。
“他很无聊。在那个季节，女性都成群地待在一起，有一只强壮的年长男性带领她们并和她们做爱，而如果他看到什么年轻男性鬼鬼祟祟地在周围走动，那他们就麻烦了；年长的男性会扑上去挠他们。我同情我这只猴子的境遇，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的境遇，尽管我在其他季节也没有姑娘。你明白这是什么情景，我们两个，那么孤单，有着同样的忧愁，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今我们两个，又都那么孤单，忧愁笼罩着我们。我代替了猴子，我对那只如今身在远方、拥有与我同样命运的猴子感到一种全心的喜爱，但我没有打断福索内。
“……只是他没有井架可装。第一天他只是在我身边徘徊、观察。他会打哈欠，像这样，用他柔软的手指挠头、挠肚子，他还给我看他的牙齿：跟狗不一样，他们给人看牙齿是一种想交朋友的表现，但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第二天他围着装螺栓的箱子打转，我不把他嘘走，他就会时不时地捡起一个，用牙咬着试试，看好不好吃。到第三天，他已经知道每个螺栓都有螺母，之后他就很少弄错：半英寸的配半英寸的，八分之三的配八分之三的，等等。但他一直没能明白，所有的螺纹都是向右转的。他始终没有理解这一点，甚至后来也没有；他会用各种方法试，方法有效的时候，螺母就会转，接着他就跳上跳下，用手在地上拍，发出些噪声；他好像很开心。你知道：我们装配工不能像猴子一样拥有四只手，甚至一条尾巴，真是太可恶了。我简直嫉妒死了。当他胆子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像一道闪电一样来到桁架上，脚钩住横梁，头朝下，他会以这个姿势拧螺丝和螺帽，并冲我扮鬼脸。
“我告诉你，我可以一整天都只看着他，但我有工作期限，事实就是这样。我设法在一场又一场的倾盆大雨中继续干活，只因我那几个有还不如没有的帮手什么活也干不出来。猴子本来真可以帮我，但他就像个小孩子：他觉得那是一个游戏，一个玩具。几天之后，我会示意他拿我需要的零件给我，他就会爬下去又爬上来，但他总是只给我拿最上面的，最上面的涂了红漆，因为要区分不同层级。它们也是最轻的：你能看出他有判断力。他想玩，但他不想累坏自己。但我告诉你，那三个蠢货也没比他多干多少，起码他不怕摔下去。
“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我终于把轮滑装置安好了，当我测试两个引擎时，一开始他有些被噪声和那些自动运转的轮子吓到了。到那时我已经给他起了个名字：我会叫他，他也会过来。或许这是因为我每天给他一根香蕉，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过来了。然后我操纵控制室，他在那儿看得就像被施了魔法定住了。当所有那些红色、绿色的小灯亮起来的时候，他看向我，仿佛想问我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果我不关注他，他就会像个小男孩一样呜呜地发牢骚。唔，我无法否认，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我的错。那些按键太让他着迷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的意思是，我真蠢，最后一个晚上我要是把保险丝拧下来就好了，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
灾难正在临近。我几乎要问福索内，他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疏忽，但为了不剧透他的故事，我控制住了。事实上，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但每个讲述者都能从经验中认识到，每一场讲述中，倾听者都做了决定性的贡献：一个不专心或爱抬杠的听众会让所有的老师或演讲者烦躁，而友好的听众则会给他们信心。但单独的倾听者也对这种艺术作品负有责任——每场讲述都是一件艺术作品：当你在电话上讲述什么事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会觉得气氛有点冷，因为你看不到倾听者视觉化的反应，他只能不时嘟哝一句或发出一些单音节词来表达他感兴趣。这也是作家数量少的主要原因——他们必须对着一群没有实体的听众进行讲述。
“……不，他本来没有打算将它完全砸碎的，但结果很接近了。当我在那胡乱鼓捣接头时——你知道，因为我虽不是电工，但仍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差不多要搞定所有事情的装配工——尤其是之后，我测试控制装置的时候，他一个动作也没漏看。第二天是周日，这个工作完成了，我需要休息一天。长话短说，猴子来过了，当我回工地的时候，井架像被人抽了一耳光。它还是立着的，但已经歪了，钩子钩在基座上，就像船的锚一样。而他呢，坐在那儿，等着我。他听见我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他看起来特自豪，天知道他以为自己干了什么。我确定我之前把这个无聊的机器升起来了，但他一定是把它放下来过：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周六他看我按了很多次。而且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挂在架子上来回荡了，尽管他兴许有半吨那么重。他荡的时候一定是把钩子甩在了大梁上，因为这是那种安全钩，有弹簧扣，一旦扣上，就打不开了。某些安全设备会不时跟你开这样的玩笑，眼前就是如此。最后，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捅了娄子，就按下了升起按钮，但或许这也是巧合。整个井架都绷紧了，即使现在，想到这一幕我的血液都冰凉；三四根横梁都折了，整个塔都歪了，还好安全开关起作用了；否则它早已跟你的伦敦绞刑吏说拜拜了。”
“但损失不严重吧？”我一问出这个问题，我就从自己忧虑的语气中意识到，我站在了他这一边，也站在了那只爱冒险的猴子这一边，他或许本是想努力重现自己这位沉默的人类朋友所造出的奇观。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我花了四天时间去修，还被罚了一大笔钱。但当我在那儿努力干活，将一切重新修缮起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与先前不一样了。他变得垂头丧气的，头耷拉在两肩之中，眼光一直看向别处。如果我朝他走去，他就会跑开。或许他是怕我挠他，就像那个年长的公猴、女性的主子一样……嗯，你还在巴望什么呢？井架的故事说完了。我把它竖直回来，做了所有的测试，然后我打包好行李，离开了。虽然猴子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我还是想带他一起走，但我怕到了这里他又可能会生病。小旅馆里不允许养猴子，而他本可以是我送给姨妈们的一份礼物。所以，再次看见他的脸，简直会要了我的命。”
作品简介
《扳手》，[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著，杨晓琼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在这本诙谐的小说中，莱维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上。体格健壮、经历丰富的装配工利贝蒂诺·福索内向叙述者——一位作家、化学家——分享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人生故事，他热爱工作、享受劳动，以职业为冒险，从平凡中获得了自由。这些故事串联起一个又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瞬间，令人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黯然神伤，为人类的智慧与局限，也为生命的伟大和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