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全编》 莫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上周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年之后，作家莫言首度在上海公开露面。
在思南读书会现场，莫言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围绕“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这一话题，展开了精彩对谈。
主持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今天这个日子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每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就在12月10号。5年前的今天，莫言老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至今还有哪些细节是您难以忘记的？
莫言：当时，大雪弥漫，斯德哥尔摩机场关闭了，我们凌晨两点被困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饭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北欧的雪真大。
我的老家非常干旱。我就联想到，假如能把这雪挪一点过去，多么好。地球真是多样化。我们飞行10来个小时，就到了和自己熟悉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外部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每个人的思维和创作，毫无疑问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牵制和制约。干旱、雪、风雨、雷电都会变成艺术中的一个元素。而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创造多样性。
民间对我影响很大
莫言是较早有意识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作家。
莫言
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大踏步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他这样陈述：“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主持人：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面临着如何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紧迫。莫言曾经讲过，当初看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知道了作品可以这样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要远离他们的影响。此后他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体现出鲜明而浓烈的和传统文化的血脉关系。请您谈谈作家到底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文学传统、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弘扬传统？
莫言：中国的文学传统体现在一部部文学遗产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等，这是印到纸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学作品。还有一种文学传统是在民间用口头方式一代代传承的。这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而且，民间的文学传统十分丰富多样。一个广东人所接受的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一个山东人所接受的民间文学的影响，方式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听老人们讲故事、民间艺人说书、戏曲舞台上的演唱，但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
民间的俗言俚语里包含着很多语言化石。很多看起来很土的话，如果写到纸上，就会发现它非常典雅，也许就是古人当年所讲述的语言，一直在口头传承最后变成了民间的俗语。民间的东西对我的影响，甚至比书本对我的影响还要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从书本、经典作品里继承文学传统的话，很可能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民间文学这个传统好好加以利用，就拥有了文学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民间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多样性的基础。
主持人：一个作家的才能，更多的是从传统典籍里生发出来，还是自民间流传的活的文化里生长出来？陈思和教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对此有怎样的观察与判断？
陈思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两种，一种是和今天没有关系已经死掉的传统，一种是和今天还有关系的活的传统，这种活的传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作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他的现实生活，在生活当中找到民族文化力量的源泉。莫言读过大量山东地区的民间故事、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动物出现，牛会说话、驴子会说话，这都可以归纳到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传统喜欢说鬼故事、狐狸精。
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的主人公被冤枉枪毙，后来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经过几世轮回仍然想着复仇。在每一个轮回中，他变成的每一种动物都非常顽固。这很像《聊斋》中的一篇故事《席方平》，那也是一个坚持不停告状申冤的人。这里面就有一种中国的文化精神：对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抗争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创作是跟中国民间文化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一定是从现实生活当中产生的。作家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深层次的地方，那里有中国文化的积淀，有中国文化的传统。
创作的一个奥秘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
他说：“生活中总是要有音乐的，喜欢唱，也喜欢听别人唱，不论高兴痛苦，都需要抒发。如果我的故乡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高密茂腔，我对它情有独钟。我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致敬家乡的茂腔。”
主持人：莫言小说《檀香刑》里的茂腔，这种戏剧方式完全来自作者老家的一种民间地方戏种，但又在作品中获得了现代意义，焕发出一种特质。请问陈思和教授，莫言是怎样将这些民间的东西，转换为当下文学的鲜活内容的？
陈思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莫言是一位民间作家，他的很多文学资源来自民间。但是，他对这些素材的处理完全是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方式。
莫言让我们感到惊艳的第一篇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叙事精彩，有很多想象。小说里，铁匠诱惑一个小孩，让他用手去抓烧红的铁。小孩拿了铁之后，手就烧焦了，闻到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那天晚上，小孩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个透明的闪着金光的萝卜。这种表述和写实的表述不一样，不是直接描述这个小孩手烧焦了，怎么痛，却写小孩做了那么美好的一个梦。一个悲惨的现实，在莫言的笔下变得那么梦幻那么美好。
莫言曾经也说过，“《透明的红萝卜》 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般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般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可以说，这个小孩就是莫言创作的一个奥秘。莫言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而苦难对于莫言来说，不是负能量的东西，他把它们转化成艺术上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一种美。
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的作品都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一块烧红的铁会变成一个透明的美好的象征。这个转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转化。莫言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一种力量。
小说家也应该是剧作家
作为一位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却说：“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
莫言始终对写剧本充满兴趣：“我过去的小说里，过于炫目的语言把我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写话剧能激发我在对话方面的才能。”
主持人：今年，您改编的小说《檀香刑》同名歌剧被搬上舞台，由您担任编剧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也将上演，戏剧创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莫言：民间戏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老家高密号称有“四宝”，剪纸、泥塑、年画和茂腔。我小时候，没有电视、电影看，看的是民间戏班子的演出。所以，我对民间戏曲、对乡村的舞台，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
我也总认为，我应该在某一部小说里面好好致敬一下我所熟悉的民间戏曲，于是就有了《檀香刑》。《檀香刑》某种意义上是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戏曲化的小说，人物设置高度脸谱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整个小说完全按照戏剧剧本的构思来写，语言更是大量使用了茂腔的语汇。
《我们的荆轲》讲的是老故事。过去，我们都把荆轲当成正面英雄来歌颂，创作话剧的时候，我不能走老路，就让荆轲变成了充满反思精神的人。我想，这个剧本的亮点就在于荆轲在追求一种真正的人的境界。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或者说，一部好的小说的内核就应该是一部剧。任何一部好小说，完全可以被改编成一部好的话剧、电影或歌剧。戏剧对于老百姓的影响甚至比小说更大，尤其过去农村教育不普及，对于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民间戏曲就是他们的教材，舞台就是向大众开放的舞台。
小说家应该多了解其他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戏曲、曲艺这样注重语言艺术的。好的小说语言应该是有节奏的，是可以被朗读的。
永远不会封闭
今年，莫言新作陆续发表，被评论者解读为“莫言归来”。
回到文学的莫言，这样坦陈：“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绕梦牵的什么。”
这，或许就是莫言对于自己文学“初心”的独特表白。
主持人：最新的莫言作品关注的是什么？
莫言：今年，我发表了《锦衣》《天下太平》，还有一些小说明年陆续会发表。这批小说大部分是2012年春天我住在西安秦岭脚下一个朋友家里写的。当时，因为得奖这件事情，把这批小说放下了。
当我重新把这批小说找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不能就这样发表，必须修改。这些小说就像当年埋到地下的萝卜和白菜一样，我们以为埋下去它们不长了，其实它们还是在生长的，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心里钻出了绿芽。这几篇小说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5年的时间，这些原型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
主持人：陈教授如何评价莫言最新的写作？
陈思和：2012年自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我们一直在期待莫言有新的作品出现，并且期待莫言的创作出现新的变化。
莫言今年发表的这几部作品，我都看了，感觉还是延续莫言原来创作的基本风格，但又有许多新的内容。在获奖5年后的今天，莫言的这些最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莫言对农村、对社会、对文学命运作出了自己新的思考与解答。（本报记者 黄玮 综合）
对话
读者：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民间口头的文学传承已日渐凋零，那么，新一代写作者怎么去吸取这样的文学滋养？
莫言：我认为，所谓的民间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一提到民间往往想到穷乡僻壤，实际上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上海难道就没有民间了吗？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要从身边熟悉的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
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并且从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来。这样，这个民间谁都有，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农村长大的才有民间，即便在中国的上海、香港，或是美国，都是有民间可写的。
读者：您的新作《锦衣》是否受到昆曲《牡丹亭》的影响？
莫言：《锦衣》 故事的原型是我听我母亲讲的民间故事。第一稿，我几乎就是按照故事原型写的，写完之后发觉没有什么意义，就放了很长时间。今年夏天，我又拿出来，还看了一些史料，进行了再创作，就有了《锦衣》目前这个剧本的样子。写《锦衣》这个作品，我是要圆一个多年的梦想——写一个戏曲剧本。其次，是要充分体验一下戏曲语言写作的快感。
读者：您的作品是否都有原型，有没有纯想象的作品？
莫言：纯想象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即便你写科幻也是基于你了解现实世界的材料，还是要写人，写人的感情。纯粹想象的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小说或者剧本都是不存在的。
读者：您平时怎么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通过什么娱乐方式调整身心？
莫言：我确实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时候熬夜写作，现在写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是白天写一点；娱乐方式也不多，看看电视，偶尔看看演出。也不懂音乐，偶尔打开电脑看看地方戏，有时候翻来覆去听听茂腔的唱段，也是自得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