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斗小牌时，何木子的抬头纹开了
我和妈妈、姐姐正在炕上玩小牌，院子里的花花忽然叫了起来。窗子玻璃是通天扯地的那种，我们齐齐地伸头去看，并没看见有什么人。妈说，准是外边有动静，花花的耳朵灵着呢。
我们继续着手中的纸牌，我出红桃2，姐姐出梅花3，妈妈下了大猫。我和姐姐都笑。只要管得上，妈妈总是勇往直前，一圈都不落下。每次回家看妈，都是我和姐姐搭伴，都要在妈烧热的大炕上打会纸牌。牌就装在方便面袋里，被妈锁进柜子里。把牌倒在炕上，还有硬币从里面滚出来，这是筹码。每人五个，谁输干净了就从头再来。今天的十五个硬币不知怎么变成了十四个，没法均分。妈妈想再去找，姐姐说，拿出两个，一人四个就行了。
姐姐已经输了两个硬币，被妈赢走了。每次打牌一般都是妈妈赢，只是不能赢得太狠。妈妈的手气一上来，我和姐姐就玩得认真了。妈把挺好的一副牌，出得乱七八糟。我和姐姐一边幸灾乐祸，一边厮杀得难解难分。眼看就要分出胜负了，门帘忽然一挑，有人喊了声：“大嫂子。”
我们几乎同时撂了牌，妈把纸牌和硬币都胡噜到毡边儿底下，忙不迭地说：“是四姑娘。快坐，啥时候来的？”
是我们叫四姑的人。她住的村庄离我们的村庄有四十几里地，不常来。但每次来都要跟妈妈睡一铺炕。她的娘家只有一个光棍哥哥，住半截子房，里面是床那样大的一铺小炕。兄妹在那样窄憋的屋里显然不方便，有一次妈邀请她夜里过来住，她没推辞。以后她什么时候再来都提前到妈这里打招呼，妈就给她晾晒被褥。
四姑说，是王翰林的儿子打电话把她打来的，说何木子添病了。妈说，自从公家人一走，何木子就呜呜哭。王翰林问他哭啥，何木子说不走。王翰林说不走就不走，甭哭。话是这样说，何木子还是上火了。那天晚上，王翰林的儿子过去送饭，发现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嘴里噜噜噜，噜噜噜，却让人一句听不懂。手弯弯着伸不开，脸也不是色儿，蜡黄蜡黄。四姑说，熬不过去了，都两天没吃饭了。大嫂子过去看看，怎么像开了抬头纹呢？妈吓了一跳，抻了件衣服往肩上一披，惶惶地跟着四姑走了。
我追问了句：“五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姑头也不回地说：“八十四了，是坎儿。”
父亲是七十三那年去世的。而爷爷，一直想活到九十。可在八十四那年，他一个跟头跌死了。
这两个数字让人不寒而栗。我说我也想过去看看，姐姐说，我不去。我说去吧，说不定真的是最后一眼了。夏天我们来，五叔在当街坐着，见了我们还晃晃悠悠站起来呢。我开始穿衣服和鞋，姐姐也穿。我们走到了大门外边，绿漆铁门上有两个吊环，上面一边一个布拉条，姐姐说，把它拴起来，最起码告诉过路人，家里没人。
我说，这样也许更招贼呢，我的包里有钱。
姐姐还是把两个布拉条拴在了一起。深秋了，天上地下到处飞舞着洋槐树的叶子，有些树叶子，就在姐姐和我的脚下跳舞。我们走远了，它们跳累了。天空有些浊黄，一颗太阳显得很疲累，像是被风刮晕了。我和姐姐先去了厕所。厕所外边是木板插的篱笆墙，圈种着新品种大白菜，长得别提多骄人了。个子大，叶子绿，帮儿薄。种子是我从科技人员手里讨来的，种了半趟街的人家。我曾经为这些种子心情复杂，怕它辜负了我的希望。如今它们的样子让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篱笆墙外有一条路，路旁栽着一根电线杆。电线杆的那边就是五叔家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一棵树，是一棵榆树，歪歪着。有一次我和姐姐探讨过，那棵榆树，怎么总是不见长呢？
姐姐从厕所出来问我：“真去？”
我说：“去吧。”
二、槐树底下辈分最大的人
你大概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想写的这个人，不是母亲，不是四姑，是那个我们叫五叔的人。五叔名叫何木子，身量不高，圆脸，眼皮很长，终身未娶，早年从军。说话和做事都慢慢腾腾，严格地说，他是个读书人。
村里那一辈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十几年前，他们都还健康地活着。经营菜园，种着庄稼，倒腾个小买卖。闲下来，都来我家的槐树底下谈天儿。我家的那几棵槐树，是盖房那年父亲种的，不怎样粗，可却高高的很挺拔，很成气候。那时的槐树底下，都是清一色的老头，都是同一个辈分。年龄最大的是何贵，八十八岁；年龄最小的何木子，还不到六十岁。
何木子年轻时也没怎样年轻过，还没老，则像个十足的老人了。腿脚没有毛病，却早早拄了拐杖。他打小就高度近视，老了，几近瞎子。那副瓶子底眼镜，像旋涡一样不知有多少弧，走成对面，他要贴过脸去才能大概知道你是谁。
槐树底下有几个树墩，来得早的人可以坐得很舒服。最大的树墩直径足有半米，像磨盘一样。何木子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每天却都提个小板凳。他坐的位置也不好，树墩在坎儿上，他却坐坎儿下，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从他的身边过，他每天都要站起来躲几躲。
何木子仰脸听着别人说话，自己却很少说什么。
这种格局几十年如一日。
不经意间，那一茬人都走了。有人走得很突然，昨天还在这里吹牛呢，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怎样英雄。转天一早，人已经躺床拍子上了。床拍子都是摘下的门板临时搭成的，人往上一躺，就下不来了，成神了。也有熬几年的，歪歪着半个身子往这里赶，一坐就是半天。屎尿淌了一地也不知道，苍蝇成群搭伙地啄。人坐在这里大家不说什么，有味儿也忍着。人一走就被指指点点：活着干啥。
这话是感慨，不是嫌弃。
别人说什么，何木子都不搭腔。他仰脸望着别人的样子，眼睛睁着也似闭着。有时别人抬杠，有些问题需要他佐证，何木子总是慢慢吞吞地说，我记不得了。何木子谁也不伤。何木子是文化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是账房先生。经手的款项，连一粒黄豆都不会错。再早些年，一进腊月何木子就开始写对子，搭纸搭墨。他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里不论谁家，哪怕是三岁的孩子来，也能把对子求到手。赶在三十儿下午，贴在门楣上。初一拜年的时候，家家门口一团喜气。而这团喜气与那团喜气，从来也不带重样儿。
人是分辈分的，一辈一辈。可村庄是分层的，一层一层。那一层人从村里消失，也就是十几年的事，谁也别想像树一样长在一处不动地方。有一个叫老八的人，得了伤风感冒也要咧咧几句不想死，有一天，他就坐在树墩上，脸上还笑着，死了。大家都说，老八不是不想死，瞧他死的那样儿，多开心。他说不想死是糊弄大家呢。某一天突然有人发现，槐树底下辈分最大的只有何木子一个人了，也就是说，跟他一层一辈的男人，都去找阎王爷报到了。来这里坐的不但有晚辈人，还有女人。过去这里都轮不上他们的屁股。有人想请他坐在坎儿上的树墩上，何木子说啥也不从命。他还是提着小板凳早早地来，坐在坎儿下，仰着脸听人说话。那些说话的人，大多叫他五叔，不像过去的那层人，叫他的名字。有时舌头一打弯，也许叫出来的不是木子，而是木头。
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从他身边过，他照例站起来躲几躲。
只是站起来和躲几躲的速度越来越慢。其实那边的路很宽，何木子如果不站起来不躲几躲，人和车都过得去。早就有人这样告诉何木子，他“哦哦”地表示明白，可再来人来车，他还是站起来，躲几躲。
何木子在春天的时候查出了膀胱癌。正是槐树花开的时候，天空像雪一样白，香气像云雾一样结成了块儿，让槐树底下坐着的人，不吃饭都饱。何木子在炕上躺了几天，又提着板凳出来了。在这之前他一个人做饭吃，每天能吃一小把挂面。查出癌以后，他就和邻居王翰林归伙了。王翰林的名字，是何木子的爸何大拿给起的，两家颇有渊源。王翰林也一直没机会娶妻，六十几岁那年，娶了外地的女人。外地的女人带来了儿子和孙子。王翰林从独身一人，一家伙又有儿子又有孙子，村里人都说，他抄了多大的近儿啊！儿子媳妇孙子都孝顺，王翰林很知足。美中不足的是王翰林的老伴嫁过来一年就死了，儿子孙子却留下了，也是美满的一家人。
何木子与王翰林定了生死契约。活着吃他家一口饭，算一家人。死了房产就归在王翰林的名下。何木子的房不值几个钱，但那块地方好，将来两家并在一处，是方方正正的一所大宅院。这件事没有人提出异议，王翰林也是好人缘的人，他常年在外给人帮厨，大家都知道他办事周正。
至于那个膀胱癌，也没有人大惊小怪。别说长在何木子身上，就是长在王翰林身上，他也不会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医院。槐树底下坐着的人，大都抱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关于何木子查出癌症却没有住院的事，谁也没有说闲话。
村里的人，都把生死看得淡。
我曾经在一个很晚的晚上接到过妈的电话。妈在电话里说，瞧我这记性，别人托了点事，一到白天就忘，现在想起来了，告诉你知道，你一定要当回事。我问什么事。妈说，你五叔让你买一本书，叫唐诗。我明白了。五叔是一个喜欢唐诗的人，我的女儿三岁时背唐诗，能把五叔的脸背出一朵花。我从来也没看见过五叔的脸那么灿烂过。五叔的肚子里，还有许多诗人的典故，比如唐伯虎和祝枝山作诗打趣，就被我写成了一篇豆腐块，登在了晚报上。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刻了私章领稿费。稿费全部让我买了绿豆糕，两斤送给了五叔，两斤拿回了家。
妈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闲的时候要先到书店转，别忘了。怎么可能忘呢？转天一早，我连班也不上，先去书店踅摸那本书。各种版本的唐诗肯定不少，可都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在我的想象中，那本书应该很厚，字很大。最好是那种毛笔小楷，哪怕不带注释或不带标点都行。我知道那样的书五叔才会喜欢。五叔喜欢我就喜欢。可那样的书真的一本都没有。所有的唐诗书籍都是对准青少年的。字很小，注释很多，哪怕很直白的一句诗，也要解释出三五行字。
我还是选了其中的一本，花了三十八块钱。我从书店直接去了汽车站，在午饭前赶到了家里。和妈妈照了面，我就去了五叔家。五叔病得有些虚弱，还没出被窝。我把那本书拿给他看，五叔问多少钱，我想了想告诉他，书店和我们一个单位，人家没收钱。
五叔自然不信，反复问了我多次，我咬紧牙关告诉他，人家没收钱。
可我前脚刚走，五叔后脚就托人把书送到了我母亲那里。五叔让带话的人说，字太小，他看不见。可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想如果我收了五叔的钱，五叔再看不见，他也要把书留下来，每天用手摸摸。每天能摸到一本书，对他寂寞的心，也许是个大安慰。
我的心因为这件事不舒服了好些天。
……（文/ 尹学芸 插画 /Mehdi Shi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