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世界各地几乎都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之时，上海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
1933年至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难民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总人数达到3万人左右。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往第三国，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犹太难民把中国，特别是上海当做他们的“诺亚方舟”，这一人数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数量的总和。
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如今已是一门显学，但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1980年代之初开始这一研究时，这个领域还是盲区，国内几乎无人了解，欧洲人对上海接纳犹太难民的事实也有很多误解，甚至有学者认为是日本人在上海保护了来华犹太难民。
这让潘光感到了这一研究的急迫性，如今经过30余年的研究和宣传，“这个研究从一开始的盲区，逐步到现在成为热点，而且现在已经推向社会。”
12月12日，上海图书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最终成果发布会暨潘光主编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首发活动。以深切悼念被德国纳粹政权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沉痛悼念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30万南京市民，同时，梳理中犹太两民族携手抗争法西斯的历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
潘光（右）向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赠书
现在是热门话题，1980年代无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亚洲主战场，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贡献。
“上海救了将近3万犹太难民这个问题以前研究得很少。建国以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一直没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涉及这方面研究。”
1980年代初，潘光开始做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发现这一领域几乎是盲区。无人研究，缺乏资料，甚至他们虹口寻访当时亲历过此事的上海市民时，这些人知道当时有一批犹太人来这里，却不知道这些外国人逃到中国来干什么。
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潘光应邀到奥地利开一个“纪念奥地利犹太人在上海避难50周年”的会议，那也是欧洲纪念活动中唯一和中国有关的活动。
会上潘光见到了五六个当时在上海呆过的犹太难民，他们见到潘光这位会上唯一从上海赶来的中国人也十分动情，“潘教授，我们是生在上海的，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我们父母这一代马上就要离开了。你们再不研究，以后就没有资料了。”
潘光受此触动，回国后开始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转向上海犹太难民这个课题。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和虹口区合作建成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色列总统、总理，各国犹太名流，德国总统、总理，奥地利总统等人来上海都曾访问该馆。上海来华犹太难民这一课题从盲区走向显学，开始被世界关注。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进餐
潘光的研究历史和过程
“到19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个课题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主要是资料基础薄弱，话语权也不在中国学者手里。”潘光坦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也做出了一些成果，但正如他在奥地利见到的来华犹太难民后裔所说的那样，他们未采访过这些当时事件的经历者，缺乏第一手资料。
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话语权更是让潘光觉得责任重大。一次他去德国柏林犹太纪念馆，看到一张“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上海赫然在图，标注救助了25000名犹太难民，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因为外国学者认为1937年之后上海是日本占领区，所以这些在沪犹太难民是由日本救助的。
潘光当即提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详细解释这个问题之后，纪念馆接受他的观点，拿掉了日本国旗，“这个问题你不去研究，人家在研究。我们说讲中国故事，外国人也在讲，但话语权应该在中国人手里。”
有感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将“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于2010年底被正式批准确立，潘光担任首席专家。他开始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地采访仍然健在的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资料。
上海的犹太人在国际饭店前留影
项目抢救了一批资料
“这个项目最大的成果就是抢救了一批资料。”潘光说。
2015年，《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出版，其中使用了30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书中还收录了目前掌握的1.37万个来沪犹太难民的姓名。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将已收集到的大量与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汇集、整理，于2016年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
第二卷是亲历记忆资料，也是潘光认为较有价值的一部分。潘光提到了“梅辛格计划”，这是1942年德国企图联合日本彻底消灭生活在上海的数万名犹太人的一项计划。
战争结束后，德日销毁了“梅辛格计划”的所有资料，因而现在有些人认为“梅辛格计划”并不存在。
“是啊，现在书面档案找不到了，但是我们有采访。” 潘光说。《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中收录了美国学者采访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的内容，柴田正是当时德军盖世太保代表梅辛格到上海后联系的日方代表。
“柴田亲口说了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人的采访也可以佐证。这一采访的口述史学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梅辛格计划是存在的，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潘光表示。
2017年4月完成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是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
这本书在掌握充分资料的基础上，将来华犹太难民的历史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从理论视阈对来华犹太难民和中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将来华犹太难民与犹太人避难世界其它地方的经历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纳粹大屠杀期间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的概念。
专为犹太难民建立的华德路犹太医院
未来研究任重道远
尽管这本书是“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但潘光认为这不意味着这段历史的研究就此结束，也不意味着这是“出版工程”的最后一本书。
他提到，来华犹太难民准备申报联合国记忆遗产，但采访内容和实物资料都远远不够，“很多东西都需要鉴定，比如要说这是一个犹太难民用过的杯子，如何证明？”
如今虹口对近400件实物开了鉴定会，但潘光觉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课题将这部分资料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但是和国际上很多先进的档案馆、纪念馆相比还差得远。”
大数据库的建立更是一件紧迫的事情。进行历史研究，数据库必不可少。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起初商议要到世界各地搜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但却发现“上海自己的资料都没有搞好”。
“上海档案馆就有几屋子旧的资料，都是各种外文的，有公共租界的英文资料，法租界的法文资料，还有希伯来文等等资料，还有俄文的等等，这些资料堆在那里没人整理。”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项目抢救了一批口述资料，扫描整理了一批上图的报纸史料，但上海档案馆的外文史料仍未得到系统整理，“这些档案是放在一起的，你不知道哪些是跟犹太人有关，哪些跟犹太人无关。”
潘光觉得，虽然项目已经结项，但“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这个课题只是迈出了一步，“还有很多史资料怎么整理，如何形成一个数据库，或者用大数据进一步推进这件事……今后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的任务要做。”（文/杨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