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美]詹姆斯·弗农 著，张祝馨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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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水”世界中的陌生人
英国人在本土、帝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交通运输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瓦解了距离（以及跨越距离所需的时间）。18世纪起开始建造的运河和公路，以及19世纪里出现的铁路和汽船使英国人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性逐渐提高，因而也使他们更有可能邂逅陌生人并与之生活在一起。
道路状况最初得到改善是出于军事任务的需要。在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合并法案》、1715年和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军事勘察员、工程师和士兵共同协作，铺路900英里，将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上的防御要塞连接起来。随着18世纪50年代兴起的修建收费公路的热潮，勘察、切割筑堤以及铺路的技术在筑路过程中不断发展，这些公路向南延伸，最终与地方行政区维护的道路相通。1750—1772年间，英国设立的国家信托机构超过500个，修筑道路1.5万英里。即便如此，在政府于1785年投资设立了自己的长途邮政车队之后，英国邮政总局（General PostOffice，GPO）仍然设置了一组调查员专门测量这个不断扩张的交通网络的距离范围，勘察糟糕的路面状况。在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签订《合并法案》后，这个国家又一次迎来了军事任务，它促使两条由国家资助的卡车公路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延长了1700英里。这两条公路分别连接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威尔士与爱尔兰（途径霍利黑德）。而连接了伦敦和爱丁堡的大北路（the Great North Road）也因此得到了完善。1835年《公路法》（Highways Act）颁布后，总长12万英里的公路网络的其余部分——其中98%的道路由超过1.7万个行政区和公路信托机构维护——都必须根据中央标准采用碎石铺路法（“碎石铺路”[macadamize]这个词源于发明这种铺路方法的工程师的名字“麦克亚当”[McAdam]），使用此法铺成的道路中间拱起，以助于排水，同时还打下了10英尺深的石子地基。
随着道路的完善，英国迅速“缩水”，过去分散、分离的人口聚集进了一个日趋紧凑的国家空间。1715年，每周离开伦敦的马车（stagecoach）已有800辆，但不论到目的地的距离有多短，乘坐这些马车的旅行者所面对的，仍然是折磨人的漫长旅程。即便到了18世纪60年代，从伦敦出发驶向爱丁堡的马车每月仍然只有一班，且整个行程需要两周时间。一个世纪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公路网络覆盖的广阔范围、改善了的路面状况、改良后的马车设计以及邮政总局对更快速的送信马车的采用，这些因素都大大缩短了旅行的时间。及至19世纪20年代，每周离开伦敦的马车数量已达到1500辆，另有700辆邮政马车和3300辆私人马车，它们构成了公路旅行的全国性网络，马车的旅行速度较18世纪50年代快了近3倍。
伴随着1830年“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线的盛大启动，铁路的时代到来了，但它的出现并未终结公路上的马车旅行。首先，铁路延伸得很慢。1838年，英国仅有500英里的铁道，但19世纪40年代的投机热潮使得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描绘的“横贯我们国家框架的全新钢铁脉络”在1850年以前已然就位，600英里的铁道贯穿了英国的主要城镇。一些地区——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进入迅速成熟的铁路网络。及至1914年，这个网络已经覆盖了2万英里的范围。然而，仍有1/6的地区未设立火车站点，其中许多地方仍然依靠马车进行旅行——的确，在1901年从事商业载客的马匹相较于1851年多出了3倍。即使单个的公路—马车旅程数量在1835年达到了1000万的峰值，但铁路仍然迎来了一个快速大众运输的全新时代。早在1845年，就有3000万趟旅程在铁轨上完成，而铁路网络的发展和票价的降低更是使得这个数字在1870年前就上升到了3.3365亿。是年，持有三等票的乘客占总乘客数的1/3，而到了1890年，他们已经占到火车乘客总数的2/3。这不仅仅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将火车作为长途旅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更是因为火车的行进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845年，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一趟旅程要花费6小时，而到了1910年，乘火车从伦敦到爱丁堡仅需10小时，同样的旅程，一个半世纪前最快也要花上10天。距离被抹除了，但旅行的愈加高速也使其在想象上缩水了。尽管很明显，英国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性更强了，但对于该现象对移民模式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人口开始定居在轨道沿线，而像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这样的城市，则完全是因铁路而生的。在斯托克顿（Stockton）和达灵顿（Darlington）铁路延伸至米德尔斯布勒之后，这个城市的人口数从1821年的40人飙升至1851年的7631人。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约克郡的周边郡县，但及至1871年，米德尔斯布勒已拥有99 705的人口数，其中来自约克郡的人数不足一半。
……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做长距离旅行的经验意味着，不论是否为移民，英国人邂逅陌生人的概率都愈加增长了。尤其是公路和铁路，此二者成了打乱社会空间的新型交通形式。而社会空间则不得不受到全新的社交传统的引导。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不断扩张的公路网络开始充斥着士兵、工匠、临时工、牧师以及锅匠、仆人、国家职员（收税人员、邮政人员）和激进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却很少通过公路从甲地抵达乙地，他们是属于某个区域线路，比如卫理公会的牧师每个月都会在同一个线路中行走150—250英里，而收税人员的任务则是每天在乡村骑行38英里。此时的步行还未具有日后浪漫主义诗人，在《流浪法》（vagrancy laws）的严格控制以及19世纪40年代铁路旅行的到来之时，赋予步行的“理想型漫游”（peripatetic ideal）意义。和优美的田园经验完全不同，步行对体力要求极高，且通常很危险。在公路大盗迪克·特平（Dick Turpin）于1739年被送上绞刑架之后一个世纪里，他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罪犯转变为一个潇洒又浪漫的人物，对这种现象，没有比“虚构性转型”更好的阐释了。这种对公路抢劫案的虚构性再刻画夸张了一直以来人们在面对公路上的危险及途中邂逅的陌生人时所产生的焦虑，类似的案例还有同一时期人们对杀人无数的印度图基教（Thuggees）的描述。于是，最重要的问题成了如何得知谁是可以信赖的。18世纪下半叶，一些交易协会和友好的社团是首先开始发展区域性步行网络，欢迎并支持这些被称为“兄弟”和“朋友”之人的组织。
从这些在公路上步行的混乱人群中抽身之后，正直的中层阶级需要面对属于他们的难题，即在高大体面的新车站必然会遇见大批陌生人，而在马车或火车车厢内又会与陌生人发生新的近距离接触。马车旅行非常艰巨：行程漫长，往往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停靠休息、伸展腿脚或解手的机会都很少。人们也很难与同行的乘客保持礼貌的距离，因为他们都被“打包”、闭锁在车厢内，行驶于颠簸的路上，彼此紧紧挨着，甚至相互交叠。很快，英国出现了一种“建议型文学”，它帮助、指导旅行者改进自己开展合宜对话的技能和自身的行为举止，比如寒暄的恰当尺度，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眼神交流的重要性。一种典型的观点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旅行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我们国家这么大，因此我们尤其需要理解旅行的品行。”
火车的情况略有不同。尽管1844年以前，三等座的乘客都像货物一样在敞开式的车厢中旅行，但一等座和二等座乘客的车厢都是以马车的U形座位为模型设计的。由于铁路行进的速度令许多想要看看窗外风景的乘客作呕，阅读这个在颠簸的马车车厢中不可能完成的活动成了避免与陌生人眼神交流，以及合理规避其他同行乘客的办法。图书和报纸摊位很快遍布了英国的火车站。19世纪60年代期间，两起臭名昭著的火车谋杀案为老式车厢拉响了死亡的警钟——与凶残的陌生人共用一个独立的隔间开始被视为危险之事。在尝试于内厢隔间之间安装“猫眼”、于火车外部安装踏足板之后，火车车厢被重新设计，使各个隔间有边廊相连，每个隔间由滑门进入。这也使得乘客能够到处走动和使用洗手间。自19世纪60年代起，新一代的城市旅行为体面的通勤城市阶级而发展起来，其中的交通工具包括伦敦的马拉迷你巴士、电车和地铁。伴随着更短的行程以及更随意的乘客“混搭”，它们的车厢设计遵循了低等火车车厢更开放、流动的原则，这使旅行者常常不得不与陌生人紧挨着站。这些旅行的形式造成了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横行扒手，如何避免不必要的交谈并维护私人空间，如何规避与陌生人及其携带细菌的肢体接触。
作品简介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美]詹姆斯·弗农 著，张祝馨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现代世界一向以快捷、便利、自由著称，而就在19世纪之前，人们却处处受制于时空的阻隔和传统的规训。短短的200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无“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熟人社会逆转为陌生人的天堂？
《远方的陌生人》以英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例，对19世纪前后的大量社会细节进行对比和分析，从选举制度、金融体系、人口普查、社交传媒等多个方面，详细描绘了一幅英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图景。詹姆斯•弗农不仅揭示了，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断冲突、适应与融合的结果，也为今人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的来源做了最生动的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