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老人在世时，赞美《收获》是她“心中的红玫瑰”。笔者的认知里，感知《收获》不仅是中国文苑百花丛中色彩绚丽的奇葩；在弘扬文学忠实生活真实、展示人间万象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揭示上，也可谓是文学期刊群峰中的珠穆朗玛。
如果不是五七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我想我早就有缘与其相会了。但命运让我在其创刊的当年，走上漫漫风雪冰霜之路——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折进密布岗楼和电网的大墙之内，成为一名文化之囚，因而无缘接触当时的《收获》，没有对其评说之论据。有幸的是，在“文革”暗夜即将接束，历史新时期到来——中国的命运在前进或后退的博弈之际，我与《收获》开始结缘。当时山西的作家马烽、胡正等几位富有人文良知的作家，得知我浪迹山西后，把我从大墙里“打捞”出来，成了栖身于临汾文联的文化人；更为幸运的是，就在我非人非鬼的时刻（当时为右派改正的文件还没有下达），我以史为魂，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文革”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地将其寄往了上海的《收获》。
当时半人半鬼的我，何以将小说投掷给《收获》，而不邮寄给别的文学期刊？当时似乎耳闻到巴老将主持《收获》复刊的工作，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潜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即使如此，我对小说没有抱有问世的希望，因为中国还没有一部描写“文革”年代监狱生活的小说，更何况小说演绎的是革命人血色的悲情故事。可以说当时将文稿寄往《收获》，一则出自于对巴老的内心崇敬，另则是我的个性使然——因为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文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我：“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我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决定了我还是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收获》。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小说能够发表的奢望。因为中国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如《红岩》等，都是写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还没有一篇是写新中国的监狱，在“文革”中血色杀戮的文学样本。可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1978年底我回京探亲时，母亲交给我一封《收获》的来信，告知我小说将于一九七九第二期发表。我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冲动，而是让我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的翻江倒海的思绪——因为这篇描写严酷监狱生活小说，是我文学生命复苏的首篇，而首篇就问世于《收获》，是我与《收获》迟到的文学之缘。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记得，当时此作曾给《收获》带来不少麻烦：北京有人质问此作是苏修“解冻文学”的中国版；有人给《文艺报》写信，说此作恶攻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小说中监狱政委名字叫章龙喜，与曾监管过我的一个劳改矿山狱政科长名字谐音，此人便到山西劳改局去诉讼此篇小说，称其恶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把已经得到平反并返回北京文坛的我，称之为“从犯”（来自公安部的文字材料实录，此人为公安系统的文代会代表，在会议期间不仅让我看了上诉我的文字材料，还曾带着我和几位受过牢狱之灾的作家，参观了秦城监狱）。可想而知《收获》的编辑人员和主持刊物的巴老，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中国历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国人越来越多，因而《文艺报》拿出两期的篇幅专门研讨此作时，赞美小说之声渐渐超过讨伐该作之声，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小说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记得，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因为当天来探望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达了真挚谢意，并承诺记住了老人叮嘱之后，便与在巴老房间内相遇的《文艺报》的吴泰昌，一块离开了巴老住处。在路上我有感而发地对泰昌说出我的内心感悟：“巴老的话，是文学箴言。与胡耀邦同志给我信中写的‘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异曲同工。”泰昌结结巴巴地对我言道：“巴老就是讲真话的人，要是换上一位文场官员，一定会让你开拓新生活新世界。对吧？”泰昌说完这句话，我俩都不禁开怀地大笑起来。
这是《大墙下的红玉兰》与《收获》之间，留下令人心灵震撼的第一件文坛轶事。之二，笔者所叙说下列文学往事，比《大墙下的红玉兰》更具有文坛万象中的黑白景观：1981年，我抒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我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的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的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屠光群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然否定，让这位编辑转告一句刺痛我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话如何解读？即不要再从社会的最底层（指监狱劳改队）再寻觅题材——此论调正好与巴老对我的叮咛南辕北辙。不是吗？试想，一个历经二十年驿路风尘的我，如果不写我感受最深的生活，而去舍本去求其末，简直是背离文学的ABC；以此论据去扫描一下世界文学，法国何以会出现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俄罗斯又怎么会出现索尔仁尼琴写囚徒世界的生活长卷《古拉格群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当我确认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谬误之后，才决定为此篇小说另找“婆家”的。好像是天意使然，没过两天，我在家里接到了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陪同巴老刚从法国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城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我有近日有没有什么新作。当晚，我即去巴老的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没有忘记的是将新作《远去的白帆》遭到封杀一事，告诉了巴老。该刊主编以小说“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并规劝我“今后不要在粪土里找黄金了”，我难以接受该刊主编的文学观，认为其说违背文学反映生活真实之根本。当时，巴老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我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我是否把小说带来了？我把长约六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小林。据巴老和小林飞回上海后，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当夜匆匆翻看了我的小说；在返回上海飞机上，他叫小林对小说进行了认真的复读。其结论是，“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面对电话机，我对小林说：“五六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聪的话，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出来。到了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这是我与《收获》的又一次文学链接。人是有情物——因而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伤住院了。我给小林打电话祝福巴老早日康复的同时，询及小林能否让我儿子从众去上海为巴老做一尊雕像，以留作纪念。儿子当时刚刚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些作品已在美术期刊上发表。巴老出于关爱后来人之情怀，愿意见见我的儿子，因而我儿子从众有缘去上海为老人完成头像的雕塑。据儿子归京后对我讲：在华东医院他与半坐半卧于病榻上的巴老，相处了两三天的宝贵时光。头部雕像不仅完成得十分顺利，而且深深受到巴老的教益，其中深深触动他的是巴老的平易近人——一个国际国内享有盛名的大文豪，生活竟然那么低调，在伤痛折磨中精神那么洒脱，这些看似平凡但内含人生深刻哲理的行为，给了他做人行为的大的启迪。
儿子离别上海前，巴老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巻《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巻是赠送给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头并熟读过了的《真话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真为镜。从众留在上海的巴老头像，后来被上海雕塑同行，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即后来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巴老的黑色的铜雕。我家里也有一尊大理石的巴老雕塑，那是从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寻找大理石料，到打磨石料精雕细刻而完成的（本文使用的就是这这尊雕像）。
我把巴老的石雕头像和老人的《真话集》，一起摆在我的书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来彰显文学求真的宿求：“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则醒世箴言。之后，我又从其《随想录》中，读到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呐喊，可以说那是“文革”之后，中国文化人中发出的探索真理、呼喊民族自励的最强音。巴老在其文章中写道：“决不能让我们中国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我们二十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使“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的惨痛教训”“制止‘文革’历史的重演。”这些文字可谓字字沉甸如金，这是只有对我们民族爱到心痛地步的人，才能孕生出的文胆。读到这些文字，我全然明白了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际，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让《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在《收获》上问世了——我从巴老的心灵自白中，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而别无分号了。
试想，《收获》有这样的气魄和认知，自然吸引了众多作者的眼球并成为作家们追求的一道奇丽风景，好的文学作品不请自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以我个人为例，当我刚刚完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时，我婉谢了北京一些期刊的稿约，义无反顾地将其再次寄往了《收获》。刊物分两期刊登了该作之后，最令我欣喜的不是获得了北京市长篇小说奖，而是在全国大、中学生投票遴选中，获得了三十七万多张选票的“青年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奖”——之所以如此，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中还有不掺杂商业因子从中造势的纯净，因而是我心灵上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可以这么说，《收获》是文苑中识才的伯乐，难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力作，陆续在《收获》展现他们的文采呢！其中如陆文夫、邓友梅、张贤亮、张一弓、张抗抗……以及后起之秀的谌容、莫言、梁晓声、冯骥才、路遥、苏童、余华、王朔等人的力作，接连在《收获》上刊出，让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收获》，成为文学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
想来，在天宇间那颗被命名的巴金星，回眸在大地上文苑播种耕耘的往昔时，一定会绽放出无憾的笑容——因为在他一百零一岁的人生中，为中华大地的文学振兴，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
…
2012年秋日于北京书斋
【此文为作家从维熙2012年为《收获》55周年撰写，收入《大家说》一书】
作家简介
从维熙，1933年生，河北玉田人。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发表处女作，1955年出版*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78年重返文坛，《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北国草》在全国和北京获得优秀文学奖；《断桥》获优秀文学作品畅销奖；电影剧本《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根据其小说《伴听》改编的电影《聊聊》获大学生电影节奖；长篇小说《裸雪》获全国第三届儿童文学奖。1995年《从维熙文集》八卷问世。1999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作品《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并多次再版，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至2010年底，共出版著作62部（包括在港台地区出版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和塞尔维亚语在国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