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关注蟋蟀，西班牙人斗牛，美国人喜欢骑野马野牛，其实这都和他们鲜明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中国的蟋蟀文化成了全世界范围里面独有的文化现象。
关于养虫文化，马未都说，过去古人倾听自然之声的愿望特别强烈，而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听不到自然之声，倘若有一天偶然下乡听见清晨的鸡鸣，会不自觉地倍感亲近。
虫的文化挺复杂，观其一生，观人如观己，看见别的生物能看见自己。我们现在说很珍惜某种生活，是因为生活越来越短了。人生一世，草虫一秋，都是一样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轮回的点而已。
生活变化得如此快，马未都却坚持拿笔写作，不用电脑。在手稿上写写划划，让所有的事情都有最初思维的记录。不像电脑写完了不停地改，最初的思维和使用词置换的痕迹都没了。
对于孩子而言，比较可悲，不同于过去斗蟋蟀的乐趣，现在全部是虚拟的乐趣。当然不能说那不是乐趣，但对于一个小则人，大则民族，甚至国家精神的愉悦和健康，马未都觉得过去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再反观现在，若我们内心能够宽松一点，生活可能会更好。
以下内容来自“以一本书向王世襄致敬——白峰《斗蟋小史》新书分享会”上的马未都实录，内容有删减。
分享会现场，左起：白峰、马未都、汪家明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
我对斗蟋蟀这个事有点情感，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一个极大乐趣，今天孩子的乐趣基本都在动漫和游戏上，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所以所有的乐趣都来自于天然。我们讲养虫文化，这应该处于末端的，因为我们自己说“花鸟鱼虫”，“虫”就是排在最后，关于“虫”的文化是挺复杂的事。
我有时候说，你看虫的一生很快就完成了，一般过去虫子都是百日虫鸟，活个100天，条件好点可以养200天，现在可以养大半年。观其一生，观人如观己，看见别的生物能看见自己。
我们自己岁数说大就大了。过去我喜欢的很多文化大家，现在都进入了人生的暮年，我们在人生最好的时候赶上文革，后来又加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明年正好都40年了。
这40年中国巨变，这次巨变中国也赶上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上的第三次重大革命，就是信息和智能革命。人类早期的两次大革命我们没有赶上，但是能享受其利。比如说从埃及开始的农业革命，中国人尽享农业革命带来的成果，至少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站在世界巅峰的状态。再看工业革命，我们刚开始大的一波没有赶上，至少晚了个一两百年，我所以后来们开始被动，受穷受苦受难。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快了脚步，中国人的蓄能比较大，所以在很短暂的时间内生活有所改观，简单来说吃喝不用发愁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刚改革开放要是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跟美国有一拼，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当时说200年也追不上。没有想到我们只需要一代半人就追上了，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中国人蓄能的能力是很强的。
这次我们面临的第三次科技智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将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包括我们的后代，包括我们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觉得今天的人，不要说预知未来，5年、10年后的事都说不清楚，因为没有这样的能力。
第三次科技革命网络图
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很容易怀旧。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我们怀旧都是从小事做起，我写了《往事与旧物》，就是写很小的事。昨天晚上写了北京的腌菜、渍菜。北京过去不腌酸菜，酸菜是东北的，北京人腌点雪里红还有白萝卜。
也写了其他很小的事，我觉得小事很能说明社会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文化一旦逝去的时候你才觉得有价值。比如说蟋蟀，蟋蟀现在在圈子里很火。我每年都养秋虫，我现在办公室有两个大蝈蝈，叫得非常好听，不过现在一个蝈蝈很贵，好点的要一百块钱一个，但是能听见自然的声音总归不错。
昨天是我博物馆的纪念日，我把蝈蝈专门放在公共空间让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听见夏虫的叫声。冬怀鸣虫是因为过去古人要倾听自然之声，今天我们人大部分时间听不到自然之声，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人为的，比如你们听我说话的声音中间有麦克风，你听到的不是我真实的声音，是通过音响系统发出的声音。
你听音乐很难听正经的现场演奏，即便是现场的也有扩音设备。古人听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发自于此时此刻的自然的声音。所以大概20年前我写过关于秋虫的事，是《倾听自然之声》。
过去为什么要养秋虫？除了斗蟋蟀，还有一部分是听，听它鸣叫，尤其是晚上。我去王世襄先生家，他家炉子旁边一圈全是秋虫，听声的虫和斗的不是一类，斗的不叫，听的是叫唤的，冬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叫起来非常好听。
你们听不见自然之声，可能习惯了以后也不会苦闷，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如果你有意识的话你就会很苦闷，人最怕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又做不到就会很苦闷。古人倾听自然之声的愿望特别强烈。
我们今天对于声音的感受，所有人都变得非常迟钝，尤其听自然的声音的时候，没那个感受，因为你听不见。如果我们偶然地下乡，早上起来突然听到鸡叫，真正的鸡叫，而不是定的闹钟的鸡叫，你听到的时候，会突然觉得特别亲切，接着马上各种自然的声音就出现了，人声，碰撞的声音，各种声音，那就是一种生活。
今天社会变化非常大，很多社会的景观看不到了。我小时候对北京的印象逐渐没了，现在进胡同的感受是恶劣大于美好，很难再有特别美好的感受。并且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需要知道过去。
珍惜生活是因为生活越来越短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去出版社工作也跟现在的“北漂”似的，跟民工没有区别，干最苦的活。每天早上起来打扫卫生，打开水，今天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就给自己保洁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和工作，使你的人生阅历变得非常丰富。我什么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饭都能凑合，我也没有觉得山珍海味多好吃，粗茶淡饭多不好吃，所以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一碗面条就很高兴了。
没有想到生活变化这么快，我曾经非常热烈地喜欢过文学，认为文学是我一生中的事业。结果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没有操守，干了十年就从出版社走了，移情别恋喜欢文物了。
写小说遇到难题是可以绕的，尤其在中国写小说，专业性问题都不太严谨。我很少看到非常专业的严谨的作家，包括今天最流行的影视剧之类的，专业戏剧中的专业问题，往往都会出差错。
而西方有很多好的作家，好的影视剧在专业上不会出差错，这就是我们跟人家比的差别。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宽容包容的民族，对什么事都不斤斤计较，所以生活中最好的态度是算了、就这样、凑合着。由于全民族这样的宽容，所以文学作品的整体质量不是太好。倒是白峰写的《斗蟋小史》很好，比较严谨，这样的书我比较愿意读。
读书是这样，文学书我们过去渲染得比较厉害，认为文学书是书的一部分，我认为文学是杂书，是消遣的书。读文学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读学术的，比如说美学书、哲学书，如果你再喜欢深一点，读一点玄学的书，对你一生有很大的书。这些书要会读，从中捕捉出蛛丝马迹。
我们不管读什么书，要读到它的深处。我原来说，写一本书给人家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当你有这个意识，看书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有意思了。中国的各个领域，有大量的空白，随便都可以找到一门让你去钻研的学问。
我老说自己是“布道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民族有一个觉醒的意识，希望民族把好的东西发扬，把坏的东西改正过来。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所以文学给我很大的好处是，文学的滋养让我很容易轻松地表达。
我到中央电视台录《开讲啦》的时候，其实准备的并不是上去讲的内容，只不过是被学生刺激的，临时改了一个话题讲读书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考试完了就完了。大学生上来就问我，马老师你“打豆豆”吗？我实在搞不清楚“打豆豆”是什么，后来听说是大学生很幼稚的一种游戏。
马未都《开讲啦》
在我年轻的时候，11岁“文革”开始，21岁“文革”结束，我们完整的人生观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是亲历了这个世界的动荡和变革，我们知道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什么值得去珍惜。
人很快就会变得岁数大，这个过程往往你自己不觉得，就像我不能想象自己突然某一天被人叫“马老”，听着就很悲哀，我原来觉得我还可以追女孩呢，结果被人家叫“马老”，一点戏都没了。人生一世，草虫一秋，都是一样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轮回的点而已。其实我们现在说很珍惜这种生活，是因为生活的日子越来越短了。
我记得以前跟王世襄先生聊天，其实那时候没人找他聊天，所以他好不容易逮着你就不让走，他不是泰山北斗，就是一个孤独的老头没人理。后来他忙起来的时候还说，你的日子都是按年过，我的日子都是按天过。我一开始不是很懂，现在能明白，人到岁数大了，时间紧迫感就特别强烈，我很多事想做却做不出来。
现在写书比过去容易，电脑上搜搜弄点资料上去就成了，现在很多准学者写的书都是电脑书，你看一眼马上就可以知道是通过百度写的，罗列的现象一看就是搜的，不是消化过的。
白峰写《斗蟀小史》这么一本书，我太知道做这个事情难多了，这个东西很偏门的，不是查查谁和谁哪天好起来的，出了绯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查古代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会花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过去写书，到最后放下笔的时候，才觉得这个事终于过去了，内心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还是拿笔写作，不动电脑，其实手机也完全可以，但是那种感觉没了，可能是会限制一种写作的思维，我现在都是用手。我那天下午就“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发的声明，写完之后给了4页纸给秘书，他们打出来我没有发，我先看看，白天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到夜里大概1点钟左右，我觉得大家都睡了，就把我对于这个事的态度发出去，结果还是在微博上获得特别高的点击量。
让所有的事情都有最初的思维记录，所以手稿的重要性就出现了，电脑写完了不停地改，最初的思维和使用词置换的痕迹都没了，而纸上修改的痕迹会留着。我现在保留了一堆手稿，很多，我老说晚年实在不行了一天卖两张手稿也可以活下去。
现在孩子比较可悲，全是虚拟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斗蟋蟀，没有人为赌博，其实就是寻求一个胜负，现在蟋蟀在南方有些地方都是有很大的赌注。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斗，一开始胡斗，搁到一个盆里就斗，先搁的会占便宜，它会适应一下，后面一倒进去有时候不出来，一甩出来蟋蟀都快懵了，三两下就败下阵来。蟋蟀很善斗，咬人很疼的，小时候还被咬出血、咬青咬肿。天下事只要是斗，都是赢了的高兴，输的不高兴，然后就各自回家。
那时候蟋蟀养着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没有养虫的好瓦盆，就拿玻璃瓶子，那种装糖水罐头的广口瓶。广口瓶在过去老百姓家里是一个最好的容器，不管装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盖上盖，搁在屋脚阴暗的地方，因为虫子特别怕光，有时候还拿东西遮挡一下。
王世襄先生不懂斗，就是听，因为年纪大了，对胜负的渴求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就像我现在觉着，看斗蟋蟀还不如养蟋蟀。他家里都是炉子，一到冬天炉子一圈围着，一个挨着一个，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哪个养蝈蝈，哪个养蛐蛐，也有养油葫芦，品种特别多。生活节奏缓慢，允许你有这种乐趣，而今天确实没有这种生活的雅致了，现在活得都乱七八糟的。
王世襄
蟋蟀跟蝈蝈都一样，对于温度极为敏感，叫与不叫差半度。我爹活着的时候，一回家如果蝈蝈叫得特好，他们在打麻将，我上去说爹输钱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输钱了就躁，人就热，蝈蝈就拼命叫，我一进屋没声肯定才是赢钱，心静自然凉，蝈蝈不叫了。很多东西本身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举个例子，慈禧过生日的时候有放生，第一个是放鸟，大量的鸟准备好，老佛爷一坐下开始放鸟，鸟满天飞，一会儿全落周圈了。马上有大臣拍马屁说，老佛爷心慈，鸟都不愿意离去。慈禧太后尽管高兴但是不傻，说你蒙我，我根本不信，鸟飞不远，是因为鸟不是抓来的，从小没有遛过，鸟飞不动。
遛鸟其实是让鸟锻炼胸大肌，所以散步的时候，我爹拿四个鸟笼子来回遛着，实际是让锻炼胸大肌，鸟没遛过的放出来就飞不动，勉强飞几圈就落在周边了，是有科学道理的。
大臣说这个鸟自古有训的，但没有人训鱼，所以放鱼，一百桶倒到昆明湖里，鱼全游走了，没了。老佛爷一看鱼没了，5分钟以后鱼全都游回来了。大臣说，老佛爷您看，自古有训鸟的，没有训鱼的，还是您心慈福大，鱼都回来了。
所有都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真是老佛爷宅心仁厚，这其实跟水温有关，岸边水温热，往里面凉，桶里面的水温是岸边的水温差不多，这鱼往湖里倒，游到凉处受不了，换成人也往回游，所以就回来了。岸边水温跟桶里的水温一样的，很简单的一个事。
过去养这些怡情，现在靠什么？靠吵架怡情。过去养这些，养鸽子，养狗，现在不养了，是因为精力不匹配了，因为养狗还得遛狗。中国过去的土狗跟人特亲，不贫，就是不过分讨好你，贫就是老北京话，话多，腻。土狗跟人很亲，很忠诚，但是又不贫。
这种乐趣生活幸亏我们小时候还有点，现在孩子比较可悲，全部是虚拟的乐趣。当然你也不能说那不是乐趣，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小则人，大则民族，甚至国家精神的愉悦和健康，我觉得过去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我们这代人受了很多苦，但是我们非常幸福，我们父辈是打过仗的，战争肯定是社会最不好的时候，著名的话是离乱人不如太平犬，打仗的时候的人不如和平时期的狗过得好。
我们现在进入很长的和平时期，从1949年到现在，再有两年是建国70周年，按照古代的计算都是古稀之年，70岁很长的时间，没有大型战争，战争不纷扰你的家庭，尽管我们打了很多局部战争，但是没有影响到绝大多数个人。
我们小时候所受的苦和穷，上山下乡都没有什么。现在能享的福全享了，今天想吃什么可以你自己做，你到菜市场，你的收入都足以随便吃想吃的。住的条件也得以改善，过去很多的东西没了，现在谁家里还有尿壶呢？一到冬天过去不舍得出被窝，太冷了，小孩都是家长接着，早晨起来公共厕所排队倒掉。我们简单来讲，你能享受的就这些。
我年轻的时候买家具，运输家具去找了三轮车的师傅，他靠蹬三轮把三个儿子养大，人生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前一段时间我去胡同吃饭，车开不进去，我就走着进去，但是又怕撞见人认出我来，要缠着我，所以我就把手机扣在耳朵上假装打电话，心想，你打电话人家肯定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结果刚走进去，一个北京大爷就拍着我肩膀说，你是马未都吧，你先把电话挂上咱俩聊会。这是北京大爷，你没辙，你什么辙都没有，还得尊重他，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他口中的坏人。我们现在看所追求的人生幸福，如果我们内心再能够宽松一点，生活可能会更好。
人要是变成机器，就特别可怕了
时代在发展，理论上讲会是一代超越一代，但是有一些东西从哲学层面来讲未必是这样的。举个例子，瑞士是欧洲公认的发展最为缓慢的国家，由于很早实行议会制，所有的事情都要全民表决，导致欧洲所有的进展瑞士都跟不上步，全是特别古老的东西，想修个现代化的桥都没有人同意，一反对就干不成了。
瑞士有三个赚钱的产业，第一手表，第二医药，第三是金融，三大块是赚钱的。后来发现正是由于不改变自己，就变得非常有价值。这是从这些的层面来看，不是说走在前面就一定有价值，走到最后也可能变得非常有价值，就是旅游的资源。今天你到瑞士看，经常这个点几百年都没有任何变化。
假设我们的北京没有变，第一个节点是1949年，那个时候北京建筑博物馆有沙盘非常好看，就是北京当时的四九城什么样的。当然民国革命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节点应该是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北京二环路以内还有遗旧，胡同至少损失了一半。
这说明一个问题，不是简单说要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父辈人年轻时候一样，一代人说一代人的问题。
未来科技发展的走向不清晰，到底这个星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不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照此下去肯定是失控的。
有点像开车，开车要限制120公里时速，是因为人的智力反应和对于机器的操控能力在这个时速之下是安全的，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速一旦发生了问题，什么都不要说了。比如说200公里时速，高速公路有一只猫出现你都肯定因此丧命。120公里是人类设置的安全的时速，是根据人的能力来定的。但是今天社会科技革命的发展速度没有限速，全球发展非常快。
今年是中国移动成立30周年，30年前打电话仅限于在家，你不会想象20多年以后是这么一个平板没有键盘的东西让你一指知天下，而且你现在不愿意打电话，都愿意用信息沟通，我相信今天人打电话的次数肯定少于信息沟通的速度。
30年以后，2047年的时候，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依赖什么生存都不清楚，包括交通工具包括未来的手机是不是这个样子都不清楚，这么薄的一个东西，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今天还离不开，变成身体的器官之一。
现在人类没有能力设想未来，如果人类不自律的话，有可能出现大事故。对于个人的事故就是人仰马翻，车烂了人也死了，对于人类来说就比较可怕了，今天科技发展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预估，现在智能人出现更加如此，就是机器现在可以思考可以对话。
我看日本机器人播新闻，结果机器人突然断电了，把电插上以后，机器人第一句话说“刚才太紧张了，断电了”，这句话不是工程师设置的，说明它已经开始有思维的能力，所以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存乐趣，我不知道。
我希望人类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把给我们精神愉悦的这一部分东西替换掉，变成科技的，如果未来的人都属于科技人，换句话说我们变成了机器，就特别可怕了。
《斗蟋小史》，白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