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娥身上背负的是生计之艰难和生活之乐观，隐隐闪现的，是世俗与庄严这一对搭档，看上去似乎不太协调，可是二者相辅相成，揭示了普通人人格的贵重。“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日常生活渐渐浮现出生活自身的重量，这些可能被生活打败过，但永远都能再站起来一次的“庸常之辈”，虽然在历史的碑柱上刻不下印痕，却秉持着最朴实的信念，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自我生存的空间，不论多苦累，都要捍卫生命的庄严。
世俗人生的庄严播下向善的种子
——王安忆笔下的几个劳动女性
文|陈若谷
当王安忆勾画出月娥（《乡关处处》）的故事时，我们面前早已有好婆（《好婆和李同志》）、富萍的“奶奶”、吕凤仙（《富萍》）等几位保姆阿姨了。
月娥来自浙江上虞乡下，因为同乡相帮，进入城市的家政行业，一干就是十几年，她和吕凤仙情况类似，不是住家保姆，而是以钟点或者任务计工，可以随自己方便切割时间，同时接下几户人家的活儿。
虽已客居城市十几年，月娥处处保留着乡里人的朴素心态，她最注重家庭里的烟火气，空荡荡冷清清的房子只会让她在寂静无声中胡思乱想。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一个鞋厂老板照顾孩子，老板家过着新派生活，冬夏都住酒店，早餐在酒店里解决，午晚餐由烧饭阿姨做了送来。这种轻松月娥却享受不来，相反她的苦闷正来源于这样的日子过于飘忽，不像平常人家，一米一蔬都看得见摸得着。
面对一个猝不及防的停工通知，月娥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多索要一个月的工钱。但她不能接受那种乞讨的姿态，“她硬气地想，乡下人穷是穷，总归靠自己，不像他们，靠别人家，还是外国人！”自己的劳动才意味着一切，规矩、本分、勤快、自重，就是在异乡独自打拼的护身符。
在城里做工，既是赚钱谋生，也是度日生活。日子里的乐趣不能少，而这份乐趣背后的平等尊严也不能被强行剥夺。因为有着这一份倔强，柔顺的月娥竟有一次表现出了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月娥从弄堂里捡回拳头大的小猫“爹一只娘一只”，放到主顾爷爷家里收养，但爷爷的女儿担心动物诱发爷爷的哮喘症，气急交加下问月娥“是人走还是猫走”。月娥一声未吭，转身就去收拾行李铺盖。回想到早期王安忆笔下的保姆好婆和富萍的奶奶，她们有时候看不上东家，是因为精致的南方气质对于北方人（比如山东南下干部）粗糙厚重口味和不拘小节习惯的天然轻慢，时过境迁，月娥对主顾的挑拣不再有这一层背景，她喜欢情深恩厚的主顾，也喜欢认真过日子的人，而她自己，正是凭着一身本事和一腔实诚，能够在家政市场上，自主挑选合拍的主顾。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与亲人的分别和重逢都是一层温馨的外衣，无论在沁着竹叶香气的乡下还是水泥森林的城市，生活的内面都是密密实实的人间烟火气。每一个从乡间来到繁华都市里的人，都有一次“震惊”、摇摇晃晃和眼花缭乱的体验，可是依靠着手里实实在在的活计，一针一线的穿引、一粥一饭的熬煮，她们渐渐定住了神、找准了方向。
富萍刚到上海不久就找到了自己与城市相通的精神，璀璨水晶一般的橱窗与她无关，可她知道那些抻长手臂，一下一下地扯布的劳动着的姑娘，“使她接近了这条繁华的街道，消除了一点隔膜”。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零头布店、卖纽扣和线的摊子，这些零头布各有各的花色质地，如若好好挑拣一番，甚至能找到可以补衣服用的适当材料，而形状各异的纽扣，无论大的小的，每种款式都安安分分聚在一个格子里，有着秩序井然的界限和分寸，又共同织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风景。富萍偏爱这里，这就像她自己的生活，朴实、简单又规矩。
生活不在于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在于劳作时抓在手里的肥皂，即便是替人家坐月子的洗尿布，吕凤仙也不忘记教富萍要把水省着点用。月娥为了避嫌，甚至不接受买菜的工作。与妙妙（《妙妙》）一心向往大城市不大一样，和阿三（《我爱比尔》）也不相同，奶奶、富萍、月娥们的生活不关乎交换和消费，她们只是在整理生活，熨烫生活，把那些无法解释清楚的生活褶皱烫得服服帖帖，干干爽爽。她们当然不清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无心过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只相信无论是贵胄还是拾荒人，都不得不诚实地把自己的生活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暖、饱、净。后来富萍走入梅家桥，那里的居民几乎都是从拾荒行当分流，干着磨刀、剃头、修理报废电器、贩葱倒蒜等卑微而庞杂的营生。富萍却在这里找到了认同。只要有手有脚，就能换取自己的基本生活。她们“贪恋”的不仅仅是这一份“经济基础”，而是能够自己供给自己的能力和尊严。因此，即便脏和累，劳动生活带来的也是美感，而不是腌臜气。
这份自足带给人的是远大于其经济能力的快乐。月娥紧张又局促地驾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密集的车流里，作为钟点工，她必须得争分夺秒。“后面有车超她，她不让超，顶撞起来，嘈杂的机动声里，听见彼此激昂的相骂，不由得惊讶自己的厉害不好惹。”这点厉害的迸发，其实全仗着自己是个奔忙的“大忙人”、家庭经济的支柱。这昂扬的生命力支撑起一片乐观和不屈。而她的精神也日益饱满：“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
来自乡村的传统保姆和新型家政工们，作为联结城市内部肌理和外部骨架的一个扭结，和其他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修车人、引车卖浆之流又不一样。她们格外讲究尊严，不想给自己的故土抹黑，加上作为女性，时刻谨守着规矩，舍不得多花一分冤枉钱。过年回家，要带回去的不仅仅是钞票，还有一份从城里归来的体面。在面对外界审视的眼光时，她们会尽量做好自己，比如要强又要好的吕凤仙，她保证每一分收入都是妥妥帖帖干干净净的。这就是为什么，挤得出来油的恶劣住宿环境并不能打倒她们，相反，做完在写字楼里的保洁工作，月娥从员工通道里出来，倒能生出一份主人公的自豪。烦琐生活自身的力量，由沉重的劳作和周密的时间安排稳稳地托住了。
那么王安忆是否重新解释了，人的本质在于劳动？
其实，王安忆书写劳动者的喜悦和高贵，早已不同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的经典论述。这些劳动者立在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里，而这个社会有真穷人，却缺乏真正的农民和工人；家政工的劳动并不能实现社会财富积累，它只是一种劳作，甚或说是为他人做嫁衣的操劳。而终究要回去的月娥，其实也不是回去参加农业的生产和农村的建设，作为上一代人已然退出、下一代又将全然离去的准“空巢老人”，月娥和她的丈夫五叔将要留守的乡村，其实是一座条件艰苦的养老院。面对这个早就被蛀空了芯子的现实基础，王安忆仍旧淡定，暂时放下深究的好奇，她非要打捞出平凡生活的底蕴，看看人之意义的支撑点到底是什么。
月娥身上背负的是生计之艰难和生活之乐观，隐隐闪现的，是世俗与庄严这一对搭档，看上去似乎不太协调，可是二者相辅相成，揭示了普通人人格的贵重。“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日常生活渐渐浮现出生活自身的重量，这些可能被生活打败过，但永远都能再站起来一次的“庸常之辈”，虽然在历史的碑柱上刻不下印痕，却秉持着最朴实的信念，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自我生存的空间，不论多苦累，都要捍卫生命的庄严。
越来越多的人，从故土走出来讨生活，在一块热闹繁华的陌生土地上，他们转换了劳作的方式，重建另一种生活。他们人生的迁移是历史和社会变化的结果，虽然自己并不清晰地知道这一切，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外于历史的循环，可这不会对他们的一日三餐有所影响。这些只想多为孩子和自己的老年多攒一点钱的女人们，乡土社会到魔方大厦的快速流动和颠簸，并未抹擦掉她们人生的那点笃信的底色。说到根底里，她们几乎不可能选择革命、抗议、申诉，也无处可思考自己真实的经济境遇。她们能抓住的，只是每一日的保暖和每一块地板的清洁。就这样，事实上的平等局限在人格领域，而不关涉经济地位，话说回来，如果经济上的差异并没有挤占精神层面的尊严，她们还需要努力去捍卫吗？世上惟剩下认真二字，作为精神生活最后的支撑。毕竟，这些劳动着的女人们还要为家人的生活负责。
烦琐的活计，奔忙的日子，背后都是生存的困境和社会分层下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身在其中的人，仍旧保守着骨子里的自尊自爱。卑微和庄严、世俗和高尚、喧扰和郑重，这些本来势不两立的气质，都在琐碎的营生下面合二为一，汇入到了日常生活层面，这也是她们朴素的（或者说口号般的）生活哲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在世俗的生活中差强人意地为我们的“平凡之路”护航保驾。还记得骆驼祥子是怎样成为了“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吗？月娥们和他的差别在于，正好有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结构和一个比较乐观的调控翼闸挡住了那些黑洞洞的通风口，更是因为她们有一堵心灵防御的厚墙，那种坚守与自持，指示着路的方向，敦促着她们把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完全寄望于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因此，生活虽芜杂，短期内却并非毫无奔头。虽然是小心翼翼地走在个体经验的边缘，但是既然来了，就要心无旁骛，咬定牙根走下去。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1月22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