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进而上升为一种浓烈的生命情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的，还是一部《红楼梦》。
林语堂曾写过一幅融合了自矜与自勉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质之以他毕生的写作经历和文学成就，应当承认，这幅对联并没有太多的夸饰成分，而是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双语作家，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于早年一直就读教会学校，所以，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倒是明显晚了一些，但经过后来在文化和文学实践中的一番“恶补”与长期浸淫，竟也能撷英咀华。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他围绕孔、孟、老、庄，以及武则天、苏东坡所作的持续译介或生动描述，即使单就其随意品评古典小说的文字来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论。譬如，《苏小妹无其人考》调动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里，去伪存真，说明冯梦龙《今古奇观》所记苏小妹“三难新郎”事，纯系小说家言，而非历史真实，便有助于人们懂得怎样看小说中的历史和历史类的小说。《刘铁云之讽刺》由刘鹗《老残游记》的楔子说开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国国情与作者幽愤，亦不失启人心智和发人深思。而一篇《谈劳伦斯》，更是凭着对《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两性描写的恰切对比与奇特分析，而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广有影响。
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进而上升为一种浓烈的生命情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的，还是一部《红楼梦》。关于这点，我们读林语堂的传记资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难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1916年，林语堂来到清华园任英文教员。有感于以往教会学校对中文的忽略，他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这时候，《红楼梦》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叙》里的话说就是：“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从那以后，《红楼梦》便成了林语堂常读常新的一部著作。而正是这种持续的读“红”，使林语堂不仅获得了语言和文化的营养，而且丰富了写作的材料和灵感。后来，他笔下的《中国人的家族理想》《论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说》等一些散文随笔，均与《红楼梦》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随着对《红楼梦》的情感日深，林语堂萌生了将其译为英文的想法，然而又担心巨大的时空差异会影响西方读者的兴趣和理解，所以决定直接用英语创作一部《红楼梦》式的现代小说，于是，便有了完成于1938至1939年旅美期间的《京华烟云》。也许是因为写仿“红”小说尚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酷爱和兴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干脆直接作起了红学研究，先是写出了6万多言的《平心论高鹗》，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然后又有《论晴雯的头发》《再论晴雯的头发》《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论大闹红楼》等一系列文章披露于“中央社”特约专栏。1967年到台湾定居后，林语堂对《红楼梦》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发表演讲、接受采访，《红楼梦》常常都是重要内容。这种对红学的迷醉似乎一直延续到林语堂的晚年，从其次女林太乙提供的资料看，在林语堂逝世的1976年，台湾的华冈书店仍然有林氏的中文著作《〈红楼梦〉人名索引》出版。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红楼梦》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部洋洋洒洒70万言的作品，剪裁自义和团运动到抗战爆发这段历史作为背景，着重描写了古都北京三个富贵之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与风流云散。其中“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应当看到，《京华烟云》作为林语堂初试小说创作的结晶，是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层次的。不过，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即把《京华烟云》同它全力趋鹜的《红楼梦》相比，在整体上远不具备那种“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风度与气魄，尚缺乏《红楼梦》那样渊赡博大的浑一性和兴味无穷的感染力。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译文质量的不尽理想，也是个重要因素。我曾想，在现代作家里中英文水准均属一流的郁达夫，当年如果能够兑现对林语堂的承诺，完成《京华烟云》的译事，那么，如今流行世间的该书，很可能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走的是以考证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书情形和文本评价上。坦率地说，林语堂做这样的学术选择，多少有一些兴趣至上的意思。因为围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及其艺术成败问题，自清代至今天的红学界，一向见仁见智，各有所持，而事实上，如果没有新的坚实的第一手材料做支撑，已有的种种说法充其量不过是既无法证实，亦难以证伪的一种推论和揣测，其学术价值不会太高。林氏的红学研究大抵可作如是观。他在《平心论高鹗》等文中所强调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而是他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固然可以开阔人们的思路，但是想作为学术定论，无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倒是在以上过程中，林语堂表现出的小说家特有的对艺术感觉和创作经验的注重，以及企图将这一切融入文学考证，用于解决作者问题的努力，似乎有着方法论的启示。这才是林氏对红学的真正的贡献。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