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的作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现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执教，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是中国近现代史专家、美国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开创者之一。贺萧教授于1996年-2006年间，与居住在中国陕西的72位妇女进行深入访谈，而这72位曾经历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女性的记忆，就是贺萧教授在这部书中的研究客体。
当然，现下史学界对口述史作为基础史料的可行性还有存疑，学者也总是对口述史料固有的非客观性抱有忧虑。这里，暂且不论书中72位老妇人的回忆是否为“信史”，因为贺萧教授也无意于完成一部对中国当代史细节补正的著作。真正引起思考的是全书女性视角对国家主流历史叙述的反应，我以为这才是全书最精彩和具有价值的张力所在。
贺萧认为，仅以陕西地区而言，女性实际上是新中国建立前该地区主要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这是由于建国前各方势力竭泽而渔式的征兵活动大量消耗了男性劳动力，迫使女性出于生存目的而非自愿地进入社会公共劳动空间，并在实际上成为当地的主导劳动性别。但从现在来看，这一反常的历史事实不仅未被强调，反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诉苦”运动中，讲述“三从四德”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时期女性典型幽居的生活状态。“她们或许曾经想要过这种幽居，但是贫困却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可以说，通过诉苦，她们拒绝了一种曾经拒绝过她们的社会规范。”（《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页86）
在谈到“女劳模现象”时，贺萧认为妇女劳模在当时具备不同于一般男性公职人员的形象效力，女劳模这一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道德化身却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和旧道德产生微妙关系。拿本书的一个例子来说：“寡妇劳模”——曹竹香（本书的主要被访者，二十岁左右丧夫，终生守贞不改嫁），曹劳模在当地取得的影响力实际上得益于对“守贞”的坚持，然而此类封建父系秩序下对女性的桎梏却是新中国试图消解的对象，换句话说，曹作为劳模是新的国家形象在当地的具化，然而其公信力却得自被新中国摒弃的旧道德规范的背书，这一有趣的悖论在当时显然没有被认真对待，因为曹竹香的寡妇劳模身份绝非个例。
对于其他众生相的普通农村妇女，其确实在国家的引导下，成功且迅速地进入了社会公共劳动空间。但与建国初期的“被诉苦”模式相类似，在农业集体化的时代中，农村妇女所真实经历的苦痛同样不被注意。国家以“男女平等，劳动平等”为口号将妇女纳入到与其生理能力不相符的公共劳动空间，女性被期待可以完成与男性对等的工作强度与时长，可是考虑到女性在经期和孕期的额外负担还有照顾家庭的传统性别分工期待，女性相较于男性需要忍受更多的公分制的弊病。然而，受生理上的弱势所限，女性与男性在实际上农业劳动量的差别被更为明显的体现在了严重的工分差距上，这导致妇女在“公共劳动”这个唯一被认可的领域仍不被认为同男性一样具备价值。还有，对家庭领域的忽略，并不能在实际上减少维持家庭所需的劳动和精力，妇女仍是众多子女的生育者和主要家庭劳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那个生产关系极度超前的年代，妇女成为维系传统农村生活状态的最重要力量。但妇女在家庭领域的“隐性劳动”并没有得到历史叙述的正视，妇女无可奈何的缄默，最多不过被不痛不痒地标榜为吃苦耐劳。妇女在担负着更多压力的同时没有获得同男子一样的物质报偿和社会尊重，却在历史叙述中莫名其妙地“被平等”。
《记忆的性别》的出现于大历史细节描绘或许略少补益，然其突破点在于为中国当代史叙述提供了女性视角，这里所说的女性视角指的并不是作者的性别，而是口述史主体记忆所带有的性别印记。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话语权被规劝在三纲五常下，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人们甚少注意到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思维内核，以及这种受制于男性思维从而给妇女带来的另一层苦难。正是基于此，贺萧的这本《记忆的性别》才显得具有创新价值，她为中国当代史补充发问：妇女是如何参与到政府决策和地方社会实践的？“型塑女人”的尝试与女性自我认知产生的张力，又造就了什么样的“新时代妇女”？ 女性特有的叙述和记忆方式，又可以为我们对集体化时代的认知，甚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视角？
尽管本人对这本书极其推崇，但求全责备地说，本书或许还有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者用十年时间多次访谈这72位农村妇女，积累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贺萧在讲述这72位妇女回忆与经历时略显凌乱，由于全书并非是笔墨均匀地将这72位受访者的故事摊开，而是挑拣了四五个有代表性的女性记忆作为主体（曹竹香、张朝凤、秀珍、周桂珍等人是全书的论述主体），以其他受访者的相似经历作为补充。然而作者在书中很少为这些“次要人物”的出场做背景介绍，再加上建国初期的女性姓名又具有较高的重复性（总是带有凤、香、秀、珍此类字眼，更容易导致读者混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给快速阅读带来了障碍。在第一次粗读时，经常搞不清楚正在被叙述人物是谁，从而把“次要人物”的生活经历无意嫁接到了几个出场频率最高的几个人身上，张冠李戴，直到最后发现矛盾之处还需回来重新捋一遍，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还有很有趣的一点是，由于陕西方言的用词和语法与普通话有所不同，笔者作为说普通话长大的河北人理解起来反倒有难度，有时还需对比英文版本来理解意思。
其次，书名“记忆的性别”，但这个题目隐含了记忆由于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的这层意思在，但似乎全书在对男女性别记忆模式异同以及冲突点的论述还略显不足。其实贺萧在开篇导言时对男女性别记忆这一层对比是有论述的：“在访谈过程中，男人大多遵循着官方的历史事件名称和时间断线，而女性往往对公历年份和运动名号不敏感，却能准确地记忆孩子的出生年份及属相。在访谈过程中，作者与同伴甚至还做了一个“生肖表”，通过对比孩子的出生年份来帮助女性确定她们记忆中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但是这一部分的论述只停留在肌理层面，对于深层归因作者没有关注到，这是因为男女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不同？还是因为新中国女性的活动范围仍局限在家庭从而对社会事件不敏感？亦或者是因为男性女性本质上的记忆模式差别？作者并未作出假设也并未尝试回答，且在之后的行文中也很少再提到有关男女性别记忆差别的问题。“记忆的性别”这个书名或许无法完全与正文内容相呼应。
贺萧
贺萧教授作为外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失长于中国本土研究者，但同样会更少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叙述视角所局限，本书这种以且仅以女性视角为唯一窗口，以单一主题为中国当代史的审视路径的大胆尝试就是一次成功试错，正如贺萧教授在书中的一段话——“聆听朝凤和其他陕西农村妇女们的故事，并关注这些妇女们的叙述如何互相强化或互为矛盾，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去构建历史，然而这些足够好的故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即我们对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讲述为什么不够好，哪里不够好。”（文/廖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