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土耳其简史》，[英] 诺曼·斯通 著，刘昌鑫 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
“二战”前后，土耳其成为德国难民的庇护所
早在近4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内陆腹地，赫梯人建立的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先河。此后数百年间，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地区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
拜占庭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堡犹如镶嵌在地中海世界的璀璨明珠，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标志。蒙古西征期间，突厥人如同潮水般涌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大约700年前，奥斯曼帝国横空出世，成为继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后中东历史长河中最后的帝国。
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雄风不再，国势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土耳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处在和欧亚大陆互动的过程当中。“二战”期间，希特勒出台的高压政策，让很多犹太人逃离德国，来到了土耳其。一方面，土耳其为这些人提供了庇护所。另一方面这些人也为土耳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弗里茨·诺伊马克（FritzNeumark）用德语创作了一部名著，即一本名为“博斯普鲁斯避难记”（ZufluchtamBosporus）的土耳其回忆录。尽管他不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却详细描绘了自己在1933年夏末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时的美好场景。
时值夏末秋初，伊斯坦布尔林木茂盛，处处郁郁葱葱。客船依次穿过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金角湾之后，便到达了加拉塔大桥，桥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式灯塔，这种建筑样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极为普遍。库尔德搬运工背负着诺伊马克的行李走上街道漫长的台阶，将他送到公园旅馆歇脚。这个旅馆紧挨着原来的德国大使馆，是一座装饰成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
在到达博斯普鲁斯后不久，诺伊马克参加了由外交部部长举办的接风宴—如果需要一件晚礼服，一位希腊裁缝在三天内就能赶制出来。作为一名从希特勒的魔爪下逃出的难民，诺伊马克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了讲授金融学原理的教师职位。在此期间，大约有1000名德国难民来到土耳其，甚至有一段时期，爱因斯坦差点成为他们的领袖。当时，爱因斯坦已经接受了理论物理的教学职位，但由于土耳其政府希望他讲课而他又不愿意，因而最终没有就任，而是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如此，其他到达土耳其的德国难民也非常优秀，以至新伊斯坦布尔大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名列世界大学前茅。
威廉·勒普克（WilhelmRöpke）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后来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汉斯·赖兴巴赫（HansReichenbach）讲授数学哲学，并组织了土耳其的滑雪队。这些难民中的佼佼者非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Ritter）莫属，他是一位性情古怪、吝啬、脾气有些拧的人，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于德国情报部门。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堪称玄妙的伊斯兰诗歌方面的专家。由于同性恋问题（考虑到当时的时间以及地点，这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他被迫从汉堡东方研究所离开，来到土耳其。最初，他在安卡拉火车站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大提琴，勉强维持生计。随后，他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书馆员，负责重新编排书目。在此之前，该图书馆的书目由一个蓄着胡须的小老头负责，他把图书条目潦草地写在纸片上，然后将它们存放在抽屉里。
那些德国难民中的配角也同样素质超群，其中包括卡尔·埃伯特（CarlEbert）。他是格林德本歌剧院的首席艺术指导师，在1936年创立了安卡拉音乐学院中的歌剧和戏剧学院。作曲家保罗·亨德密特（PaulHindemith）则帮助重组了土耳其的音乐教育。
在这些难民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恩斯特·罗伊特（ErnstReuter），他于1948年成为西柏林市的市长。那段时间苏东阵营正在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还发生了著名的柏林空投行动。罗伊特被英国贵格会教徒从集中营中救出，并在1935年到达安卡拉，讲授城市规划课程。他精通土耳其古语，因而肩负起土耳其语言改革的使命，这项任务主要是用适当的土耳其古语词汇取代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
罗伊特曾在1917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因而被认为拥有深厚的土耳其古语功底。很可能是罗伊特推进了土耳其语的改革。另一方面，他在安卡拉很受爱戴，他个子很高，经常戴着贝雷帽，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四处走动，而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主要是在中欧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赫尔曼·扬森（HermannJansen）教授负责设计（充满智慧），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ClemensHolzmeister）教授负责执行（也充满智慧，但偏离了正常轨道）。
土耳其需要这些德国难民，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开启激进的文化、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今日的土耳其，也就是在1923年建立起的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基本未变，一直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奥斯曼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领土曾延伸到三个大洲。从17世纪末期开始，帝国日益衰落，并在“一战”结束后解体。随着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土耳其共和国应运而生，其领导人决定扭转土耳其继续衰落的趋势，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
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8年的语言改革。当时，土耳其语主要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包含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涉及情感或者食物时还包含大量波斯语词汇。但是，阿拉伯语是一种喉音式语言，仅有3个元音，而土耳其语有8个元音。在辅音方面，旧土耳其语也存在诸多问题，仅阿拉伯语字母“z”就有4个版本。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要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拉丁字母甚至是西里尔字母会更实用。
正如土耳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军队在语言改革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战”期间，如果土耳其军方要发送一份加密电报，首先需要将源语言翻译成法语，然后再进行编码并经莫尔斯电码发送，接收方则需要将其解码后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当时，已经有军官呼吁将整个过程简化，于是在战争结束10年后便发生了如下一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字母全都实现了拉丁化。
最终，土耳其民众的文化水平确实有所提高，现在土耳其每年能够引进1.1万册外版书籍，而中东地区每年引进的外版图书只有300册。土耳其作家很早就已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哈利卡纳苏斯的渔民》（The Fisherman of Halicarnassus）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在英国成为畅销书，正如今日的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的作品一样。
但语言改革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退步：许多文学传统遗失；在旧帝国应用科学学院—这所大学的官方名称—学者们反对进行语言改革，而且故意拖延。1932年，这所大学被关闭，因而才需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来填补空缺。希特勒将大批优秀的德国人驱逐出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红利，但是这些难民仅仅是众多来到土耳其的外国人中的后来者。
20世纪著名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马特（NazimHikmet）就是一位被驱逐的波兰人的外孙，他曾创作了一句流传已久的土耳其名言，将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占领举动描述为：“冲出亚洲，像一匹母马的头一样延伸到地中海地区。”
作品简介
《土耳其简史》，[英] 诺曼·斯通 著，刘昌鑫 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
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束，全民同意改总理制为总统制，给予总统更大权力，引发世界哗然。一个国家的宪法改革为何牵动全球？土耳其的政局变动对世界政治又有何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斯通从1000年前写起，讲述土耳其的沧桑往事，寥寥数笔从11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人写到21世纪申请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写到土耳其共和国，更对“一战”后的土耳其因东西方、宗教、传统和现代化等因素而充满动荡和冲突，甚至影响国家定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只有了解了土耳其的国家兴衰、民族觉醒、宗教抗争等，你才能懂得土耳其这个位居欧洲和亚洲连接处的国家，为何在近百年来成为“东方问题” （近代欧洲列强为争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又为何触动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