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必须过列强这道关。真正有欲望、有力量主宰中国进程的唯有日本。对此，日本却一变再变，反复无常，今天唱红脸，明天唱白脸，实属包藏祸心，兴妖作乱。而洪宪帝制外交的失败，导致日本坐大，驰骋东亚，无可匹敌。袁世凯死前，对此似有预感，如其自挽联云：“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上联迅速应验，下联终而落空，无一不是悲剧。
袁世凯
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成败，受制于三大因素：舆论、军事与外交。洪宪帝制末期，他与张国淦聊天，谈到这三点。在他看来，“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谈。倘若中国并无舆论，他何必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改制，试探民意；何必以二十万巨款收买梁启超，企图说服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何必以四万金利诱、二十信恐吓严复，请其出面驳议梁启超的雄文呢……
再说军事。袁世凯问张国淦：“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张国淦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此言深中肯綮，一语道破迷乱的时局。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举兵反袁，目的在于造势，单凭护国军的单薄兵力，加之唐继尧在后方掣肘，焉是北洋军对手。事实上，哪怕等到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蔡锷及其部队依然陷于苦战，连四川都没有打出去。不过，我说过，反袁的胜利密码，不在兵，而在势，这一点与辛亥革命一样。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论辛亥革命，曾有妙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大势一张，人心激荡，响应者前赴后继，风起云涌。不要问他们为什么而响应，理念还是利益，只要能推动大势，便该鼓励、赞赏。如张国淦所言“东南”，即坐镇南京的北洋系大佬冯国璋，他之反袁，更多在于利益（冯国璋的选择，即张国淦所担心的“不左不右”，以第三者自居，唯有如此其收益才可能最大化），然而恰恰是他，给予袁世凯一记重创，令其进退维谷。
至于外交，袁世凯留下了一句“外交我很有把握”，张国淦注释云“实则无把握”。那么到底有没有把握呢？我读唐启华新著《洪宪帝制外交》之时，屡屡想起这个问题，读毕才发现，以彼时情势之峻急，只怕参与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把握”一词。何况在局中，袁世凯早已失却先手，被迫看人眼色，任人摆布，纵有反扑，却也乏力。所谓弱国无外交，更兼弱国不思奋起，反入歧途，这外交，无论如何都将是一场闹剧、一笔烂账。
《洪宪帝制外交》
唐启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必须过列强这道关。民国初年，在中国最有发言权的列强，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等。不过，哪怕从帝制运动的酝酿阶段计起，德、英、法、俄诸国皆已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或者分身乏术，或者有心无力。当时德国明确支持帝制（如朱启钤云“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英国却不因与德国为敌而对帝制大加反对，抑或愈发热衷，只是谨慎建议袁世凯延期到战争结束之后进行；如《洪宪帝制外交》所述，法、俄之流更像跟屁虫；美国虽在战局之外，却一贯中立或骑墙。真正有欲望、有力量主宰中国进程的只剩下日本一家。
《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主题，可视为中、英、日三国博弈史。英国对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相当明晰，起初考虑到一战的形势，主张延缓，后来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同意登基，最终则惟日本马首是瞻，反对复辟。相形之下，日本却一变再变，反复无常，今天唱红脸，明天唱白脸，称之为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也许高估了它们，要说包藏祸心，兴妖作乱，则属实情。
袁世凯称帝
所谓洪宪帝制外交，始于1915年6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终于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若论中日关系，还得往前推半年，从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件说起。关于这一节，唐启华意在拨乱反正，试图拭去泼在袁世凯身上的种种脏水。一般认为，日本人有意以“二十一条”鲸吞中国，袁世凯有意复辟帝制，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事实上，纵使日本人如是想，袁世凯却不上钩，在长达三月余的交涉期间，他使用拖、赖、离间等权术，硬生生把二十一条砍成了十二条，即《中日民四条约》。对此，书中引用了王芸生、蒋廷黻等人的评论，给予袁世凯一方以肯定：
“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
“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第六卷》）
中日双方代表交涉二十一条
王、陈之外，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听闻此事，写日记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再如日本方面，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寺内正毅认为，其前任大隈重信“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二十一条”事件过后，日本国内，主张中日修好的元老派渐渐被主张“大陆政策”的军人、浪人所压制，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遂从观望转向干涉，诸般阴谋，由此而生。譬如最著名的大陆浪人、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在1915年10月中旬，向元老、内阁提出《对支问题解决鄙见》，认为若不解决袁世凯，中日融合绝无可能，“建议日本对于帝制问题，先不表示明确意见，在帝制将要面临新政权承认与否之际，始加否认，采取所谓渐进扼杀的方法，置袁氏于死地”；与袁世凯周旋之同时，“以彼邦革命党、宗社党为首，并唆使其他不平份子，在支那各地骚扰，迫使其国内陷入混乱状态”。唐启华指出，内田良平的发言不止代表浪人团体，而且足以反映一般国民对日本“大陆政策”所持“最大公约数”的见解，换言之，这乃是日本国民的共识。
1913年，日本企业家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商讨集资讨伐袁世凯。
这一计划，貌似无懈可击，从结果来看，俨然大功告成，不过在推行过程当中，屡遭变数，譬如英国等列强的制衡、一战的损益、袁世凯的权谋等，都险些改写东亚局势的走向。袁世凯擅长以夷制夷，此刻联英制日，一度以参战为筹码，争取到英、法、俄三国支持，几乎迫使日本赞同帝制，不料英国表现拙劣，紧要关头，向日本妥协，在东亚追随日本，日本投桃报李，在欧战援助英国，袁世凯就此沦为弃子，令其老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抱愧终生。这一幕，好比三国演义，只是难言哪一方代表了正义。
洪宪帝制外交的失败，导致日本坐大，驰骋东亚，无可匹敌。袁世凯死前，对此似有预感，如其自挽联云：“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上联迅速应验，下联终而落空，无一不是悲剧。毋庸置辩，不论生死——生前三十余年他一直奔走于抗日第一线，死后中国群龙无首，日本乘虚而入——他都堪称日本头号敌人。唐启华在书中还提到一个与其呼应的细节：1916年4月中旬，梁启超从广西南宁发电，坚持袁世凯下野，电文云“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万一事久不决，而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袁世凯读到“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一句，批云：“敌国忌恨，讵非伟人？”这有些自我解嘲的意思，却未尝不可视作袁世凯与日本之关系的一个注脚。
袁世凯葬礼
说到“劳他人为我驱除”，则可引出《洪宪帝制外交》一书结论。作者认为“外交因素应是帝制失败的主因”，所谓外交因素，主要指日本的干涉。对于此说，恕我不敢苟同。这里不必说什么内因与外因，且以势而论，可分作造势、借势、顺势、逆势。洪宪一役，造势者无疑是云南打响反袁第一枪的蔡锷及护国军，此后北洋系裂变，推波助澜，日本人变脸，落井下石，不是借势，就是顺势，这一比，作用高下立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