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达杰一直是我觉得有特殊默契，也特别喜欢的作家。他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诗歌与小说全才之一。
初识翁达杰，是通过《英国病人》。当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印度锡克族士兵基普与加拿大护士汉娜擦出火花的那些场景。时值二战尾声，他们在废弃的意大利修道院里庆祝汉娜的生日，基普在别墅外的露台围上了一圈用蜗牛壳做的小灯，整整四十五盏灯，四十五个从土里挖出来的蜗牛壳。土里更多的是弹壳，基普看到的却是美丽的蜗牛壳。正像战争更多是破坏和边界的固化，但作者努力要勾勒文明和自由的萧瑟声影。
《英国病人》剧照
后来我又爱上了他后来写的《身披狮皮》，讲述二十世纪初期加拿大多伦多城市建设和移民社群的故事，主人公帕特里克是《英国病人》中女主汉娜的养父。淳朴的移民帕特里克先后爱上了两名女子，以及其柔软的心肠包容她们。第二名女友因为参加激进社会运动而遇害，帕特里克为了表达愤恨之情，带着一个自制炸弹到马斯克卡地区的度假旅店，却在纵火之前大声叫唤，让所有人撤离。在二战之前的动荡岁月里，帕特里克的变身罪犯的经历成为基普在《英国病人》结尾冷漠绝望的序曲。但即便是纯真不再，他们也仍然是温柔的失望者。
不论是基普还是帕特里克，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都因震惊或激愤而反抗，却幸而没有完全被暴力支配而成为其同谋。正如翁达杰反复在《身披狮皮》中引用的康拉德书信中的一句名言所说：“天空所有的部分都并不永生……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所有事物结构都是极端松散的定律”。 翁达杰的小说都关心历史和正义，关心不同阶级和种族人群的纠缠冲撞，也同时关心美好的人如何在为意识形态而战的时候信任结构变动的可能，能平静地保存原初的美好。
同样的意境也散漫于翁达杰的诗歌，正如废墟中的斑驳壁画。他的诗歌没有特别的程式和风格，但熟悉他的读者可以感受这些诗里独特的情感内核，诗人为废墟准备的尊严。当时还在九久读书人供职的彭伦问我是否想翻译这本诗集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后来译稿由何家炜接手编辑，合作也非常默契。
迈克尔·翁达杰
这本自选集中的诗歌往往从意象和小事件出发，引出对于难以名状的美和孤立的书写，如人的抑郁和动物的悲痛。其中不乏有自述性质的诗，与诗人的家人以及成年和儿童经历有关，与父亲有关的尤其令人动容。翁达杰很擅于勾勒日常生活场景，狗、儿子、女儿和妻子爱人间，无不关乎对空间的争夺，也无不关乎边界的消融，家庭矛盾总是与溶剂一般的气味、声音和体温共存。
诗人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也独具一格，比利小子与萨丽局促的爱情、达尔文虔诚的科学、贝西·史密斯受限的从容都是凡尘里跃出的仙气。民族的苦难也没有被弱化，加拿大特许道折射的殖民历史，斯里兰僧伽罗人与塔米尔人的兄弟仇杀，美国黑人爵士乐手在商业背景里的落寞，化成一首多声调的歌。
当然，诗人的主题也难免包括诗人这个群体。翁达杰在《白矮星》一诗中这样描绘他心目中太过于明亮而归于沉寂的诗人：“他们扬帆驶向那完美的边际/——在那里没有人际燃料/也没有掉下的沙袋——/好用来测量高度”。因为太高太烈而被漠视，这是奥登在《艺术博物馆》一诗里也描写过有些异人的命运，但翁达杰作品的情感温度与奥登有别，对于“白矮星”们的细节描绘也更多，这些都可以经阅读而体验。
翁达杰也有许多诙谐搞怪的诗歌，尤其是《幕间休息》那首叠加奇幻隐私的诗歌，读来令人拊掌。
翻译翁达杰诗歌，与翻译不少其它英语诗歌一样，都需要面对一些难题。有的诗句要适当增添主语，有些断句要加以调整，语言的节奏自然也不能随意。笔者一直相信意译与直译相融合的翻译哲学，所以译文也尽量尝试信达而不生硬，更关键的当然也是庞德所说的译文“效果”，要与原文在情感上力求一致。希望读者能在译文中也感受到翁达杰的敏感和豁朗。
当代英语诗歌中也经常会有句法不规则的情况，幸运的是中文的语法和句式本来就比较灵活，应对诗歌中的英文还是很称手的。如《查尔斯·达尔文的一次航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第一节：
巴西海岸线上的景观
一个男人站立着呼喊
面朝一艘帆船的影像
像海那边飞过来的庞大白鸟
在这一节中，原文里的英语和译文在句式上是基本对应的，细细读来不太符合语法，有结构断裂，也有主语的突然切换(从“男人”到 “帆船”)，但在中文里这种的表达还是流畅的，略新奇，但不至于太别扭。保留原诗句式是可行的，在意义和情感层面上效果都还不错。
翻译中还经常会遇见比较生僻的加拿大和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典故，而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点滴也随时可能出现。有首题为《伊丽莎白》的诗就格外引人深思，通篇没有出现伊丽莎白的名字，但可以想见诗歌的言说者就是这位伊丽莎白。在诗歌开头，她的口吻酷似一名普通女孩，回忆小时候与父亲玩耍和童年玩伴捕鱼等寻常经历。不过言语中暗含杀机，说到腐烂的苹果和玩伴吞食活的金鱼，而杀机中又包含性的暗示，菲利普在吞吃生鱼后转而亲吻伊丽莎白。诗歌的后半部分又出现了几个人名，包括汤姆和埃塞克斯，让人意识到或许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首历史诗，所谓的戏剧独白，模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声音。汤姆实为托马斯·西摩(伊丽莎白前任玛丽女王的丈夫)，而埃塞克斯实为女王中晚期宠臣埃塞克斯伯爵，两人都与伊丽莎白有过很近的关系，托马斯·西摩更被认为是对十四岁的伊丽莎白进行性爱启蒙的男人。这首诗到底是对历史人物的重塑还是在描写一个与女王同名的平行人物，让人不得而知。这种模糊性给翻译和解读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也许就是读诗译诗的乐趣。能破解典故，但又不能被完全破解，对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巨大的美事。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翁达杰最为青睐的主题上来。《伊丽莎白》中有一节描写汤姆被处死的场景，暗指历史中的托马斯·西摩因夺权而被定罪处死的事件，但指涉模糊不明：
他们用斧头砍伐他的肩膀和颈部
血柱如树枝伸向人群。
他肩膀下垂，举步不稳
诅咒人们尖利的嬉叫，蹒跚转圈，
依然扭动着法式华尔兹舞步直到屈膝跪下
头抵在地上，
血液像红晕般驻留在衣服上；
就这样
迎接人们对准他背部的最后一击。
这就是经典翁达杰，常常展现暴力，但绝不简单重复暴力。即使是垂死的疲软，也绽放暖阳的红晕。这不是将暴力做审美化处理，而是在告诉“白矮星”部落里的人们：要直面摧残而不失去想象和创造美的能力，要够高够烈但不轻易崩塌。翁达杰的诗歌就是这样用意象和节奏来感化的。
诗人的话语，已转换成另一种文字，诗人的意义，还在不断产生。文学的循环没有起点和终点，自然会随着更多读者的加入而延展变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如蜥蜴般永生。（文/迈克尔·翁达杰）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剥肉桂的人》，[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著，金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