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中幽灵般显现的面庞／潮湿黑色树枝上的点点花瓣”，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这首《地铁车站》，或许可以借来概括侦探小说经久不衰的魔力：人潮中的幽灵面庞，带来令人恐惧的未知，于是便有了潜藏在文学作品里的窥探目光，并且以一个确定的结局作为终结，才终于能够心安。当然，对谜团的恐惧和对确定性的追寻不是现代人的专利，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和民间故事等，都已经有解谜、探案的元素。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才真正出现的。这一文学类型的诞生，大概要归功于在这不久之前，警察制度和侦探局的成立。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朱迪思·弗兰德斯的说法，十八世纪末，伦敦食物价格高昂，就业率低下，由此引发许多暴力犯罪和社会动荡。此前受雇于教区或治安法庭的治安人员已经不足以维系社会秩序，英国国会才在十九世纪初建立起隶属于政府的警察部门以及侦探局。大家所熟悉的常常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出现的“苏格兰场”，就是警察总局所在之地，之后成为侦探局的简称。
威尔基·科林斯于1868年发表的《月亮宝石》普遍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侦探小说，但其实在他之前已经出现过一些有侦探角色的小说，比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1852-3），以及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莫尔格街凶杀案》（1841）。然而，真正在大众读者中掀起“侦探小说热”的，还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这也部分得益于当时“廉价小说”在英国的风行：随着教育的普及，渐渐出现了一群识字但却贫穷的年轻读者，刺激了面向大众的廉价读物的出版。发表过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斯特兰杂志》，当时仅售6便士。
当时一流的出版社并不愿意出版这些廉价大众读物，柯南·道尔自己也不认为侦探小说是文学创作，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同时在写作的严肃的历史小说。但无论如何，福尔摩斯系列最终还是成为了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并且开创了许多被后来的侦探小说沿用的范式。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法，以及对法医学的应用，都延续了启蒙时期以来对科学、理性的信心。华生式的“糊涂助手” ，也成为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形象。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古典派：“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
所谓“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一段时间 。阿加莎·克里斯蒂大概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作家，被称为“侦探小说女王”，也被国内读者亲切地叫做“阿婆”。她的许多作品都有令人惊叹的情节设计，除了最近被改编成电影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外，经典之作还有《罗杰疑案》、《无人生还》等。
同样是探案，柯南·道尔所追求的主要是冷静的逻辑分析，阿婆却总是在作品中融入情感、人性、心理分析的元素，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她的小说屡屡受影视导演青睐的原因之一。《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小说，虽然推理方面逻辑不太严谨，但都曾被翻拍成电影而为人所熟知。对人际关系的关注，也带来了道德层面的思考。受害者不一定无辜，作案者不一定邪恶，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不再适用，正义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甚至，法律作为制裁罪犯的手段是否完全可靠，也受到质疑。
▲阿加莎·克里斯蒂《无人生还》
阿婆所在的“黄金时代”，写作法则基本可以归纳为：罪犯要作为角色出场，案件线索要完整呈现给读者。这样，读者就能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像侦探一样参与其中，进行推理，尝试得出谁是罪犯的结论。这种写作手法也被称为“古典派”，美国的埃勒里·奎因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埃勒里·奎因是一对表兄弟作家弗瑞德里克·丹奈和曼弗雷德·李的合作笔名，也是书中侦探的名字 。他们在作品末尾揭晓谜底的时候，总是会设置一个“挑战读者”章节，将侦探冒险故事变为智力推理游戏。 埃勒里·奎因最有名的作品是“迷系列”和“悲剧系列”，《希腊棺材之谜》和《X的悲剧》是了解他们风格的必读之作。
▲埃勒里·奎因《X的悲剧》
硬汉派：大萧条时期的英雄形象
再奇巧的诡计也有穷尽的时候，这时，在美国兴起的“硬汉派小说”，就逐渐取代了古典派侦探小说的位置。此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传统白人男性的身份自信受到威胁，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正好填补了大众的想象。达希尔·汉密特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之前的侦探小说作家，大多只能通过想象来描写侦探的工作：柯南·道尔的正职是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则是家庭主妇。在他们的作品里，侦探往往家境良好、有些书卷气息，很少与罪犯发生正面对抗。汉密特本人却曾经是货真价实的私人侦探，并且把他真实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了创作之中。在他的作品中，侦探们要做的却不再仅仅是拿着放大镜到现场勘查，或者和受害者家属谈话以寻找疑犯，他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来自犯罪团伙的威胁，常常要进行打斗甚至枪战。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也使他们成为了美国文学中、银幕上新的英雄形象。
雷蒙德·钱德勒是另一位“硬汉派”的代表作家，但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与其说是“英雄”式的，倒不如说是处在“英雄”和“反英雄”的夹缝之间。他笔下的侦探菲利普·马洛依然总能识破罪犯的伎俩，但他从中获得的却不是伸张正义的成就感，而是屡屡见证人性罪恶却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在钱德勒之前，再好的侦探小说，也只能停留在通俗文学的范畴，但他显然有将侦探小说提升到严肃文学高度的野心。破案本身在他的作品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案件里包裹着的爱、嫉妒、贪婪、仇恨等人类情感，以及人性本源的悲剧，才是故事的重点。钱德勒自己曾经在文章《简单的谋杀艺术》（The Simple Art of Murder）中这样描述他的侦探小说：“这些角色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里，这个世界——远在原子弹之前——就已经创造了会致使其自身毁灭的机器……法律是追逐利益和权力的工具。街道阴沉，那是比夜晚更黑暗的什么东西。”
▲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本格”和“变格”：东渡日本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迷可能都知道“欧美系”和“日系”的派别，这种按地域划分的方式或许过于笼统，却也可以反映出日本的确是英美以外，侦探小说创作十分兴盛的地方。现代侦探小说最初被译介到日本，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时代。对于那时的日本来说，“西方”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最早将侦探小说翻译到日本的记者、作家黑岩泪香（1862-1920），看重的就是这些小说对科学和演绎推理的推崇。他认为，它们可以促进日本迈向更理性的时代。
这些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广受喜爱，不少日本作家也乐于以此模式创作。江户川乱步可以说是日本现代侦探小说的第一人，他的原名是平井太郎，以爱德华·爱伦坡名字的谐音取笔名为“江户川乱步”（日语发音Edogawa Rampo），表达对这位开创侦探小说先河的作家的致敬。他创作的作品中，有些和欧美侦探小说一脉相承，有些则融入了日本的神怪元素。其余的日本作家的创作，也大致可以粗略地分作与欧美传统侦探小说相近的类型，以及企图加入变态、血腥、超自然元素来自立门户的类型，前者被称为“本格”，后者则被称作“变格”。
社会派：现实问题的影射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认为侦探小说的道德指向可疑，其源头又是英美等敌对国家，因此不适合在战时发表。侦探小说的创作一度停滞，战后才恢复过来。
这也是 “社会派”小说兴起的时期。这一派的作家注重对犯罪现象和心理的探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出生于贫困家庭，高中没有毕业就开始打工，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有着深刻的感知。他一开始写的是更为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后来才转向侦探小说的写作。他所创作的小说重心不在解谜游戏，而在于对人物悲剧性命运及其社会因素的探讨，不少作品都有现实社会问题的指涉，比如贪污腐败、性丑闻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往往成为导致罪恶和悲剧的核心。
▲松本清张《砂器》
新本格派：诡计的回归
1979年，岛田庄司发表《占星术杀人魔法》，其中惊为天人的“不可能犯罪”设计，让本格派推理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绫辻行人在他的“馆系列”中延续本格推理的写法，出版商为了推销这些作品，就给它们打上了“新本格”的标签。
新本格派将重心放回到诡计的设计，以精巧、华丽、富有想象力的杀人手法设计见长，人物刻画和社会心理的描摹则相对较弱。而且，之前的主流侦探小说，无论何种派别，都是建基于现实条件之上的，也就是说，案件必须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但对新本格派的侦探小说来说，只要在虚构的世界里完成能够自圆其说的案件推理就可以。绫辻行人的“馆系列”，凶手为了犯案甚至能建造出一整栋专门用于谋杀的建筑。有人吐槽，既然有这个财力，何必如此大费周章，直接雇一个职业杀手不就好了？但绫辻行人却认为，在推理小说的核心，还是要找到智力游戏的乐趣。案件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发生，他并不关心。
▲绫辻行人《钟表馆事件》
虽然说了这么多派别，但它们也只是我们理解侦探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凭依。也有很多作家，不拘于特定流派的写法，比如最近的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就很难简单地被分进“社会派”或“本格派”。当然，所有的流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一些不变的宗旨：酣畅淋漓的解谜游戏、日常经验以上的另外可能、对人类悲剧喋喋不休的探问、生活谜团里一点确定性的慰藉……无论怎样，你总能找到一个喜欢侦探小说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