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巨变的时代。无论是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动荡，还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走向，都是社会各界近年关注的焦点。2024年年底，经济学家高柏新著《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后便引发广泛关注。该书从历史长周期提出国际国内政经问题的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大变局”的历史前缘与底层逻辑，以比较与历史的视野呈现世界大国曾经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并探寻其间的共性与规律以为中国镜鉴。
三联学术论坛第24期 “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的未来”海报
1月4日，三联韬奋书店2025年开年首场学术论坛“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北京举行。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封凯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从国际秩序、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等多个面向，共同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深刻变化及其实质，从历史经验出发，思考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当下挑战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论坛现场
“打通福利国家内循环模式的任督二脉”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脉》一书开篇即提出：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百年前，这三个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崩溃、大萧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蔓延，最终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认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三个历史周期又一次出现同频共振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将世界推向与百年前十分相似的局面。
《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 高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2
“如果希望充分理解世界今天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并在此背景中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不仅要看一个世纪前所发生的，而且要看到世界大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应对两次大变局的，进而探讨这些国家及中国所走过的路对今后的选择有何启示。”论坛开场白中，高柏表示。
在高柏看来，科技革命带来了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而各国之间在这些产业的竞争则会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另外一方面的动力来则自于全球化本身。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受损害的群体会要求政府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运动。新兴产业竞争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就使得霸权国开始担心被新兴大国取代，这等于是从全球化的概念过渡到霸权周期的层面。”
高柏
“于是国家安全的考量开始取代效率优先。在全球化阶段，效率被视作主要的经济治理的原则，现在大家如果关注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各国主要的担心都是国家安全。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国家安全取代贸易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成为大国管理经济的新原则。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彻底改变了各国对全球化时期形成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的看法。”
“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生存空间’是许多国家主导对外政策的原则，最近几年其翻版开始以‘脱钩’‘去风险’‘友岸’或者‘近岸生产’的新形式出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经济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经济依赖武器化，既存霸权国经常依靠经济制裁来压制新兴大国。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实行了广泛的禁运；30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俄乌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并对它实施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制裁。俄乌危机以来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这正在削弱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各大国之间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对潜在敌对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并确保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时本国供应链的安全。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谈及中国对此的应对之道，高柏认为有两方面：一是休养生息，二是强筋壮骨。
“我在这本新书中有三篇文章都是讲产业升级换代，发展一系列战略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仍然寄希望于国际市场，以电动汽车为代表，只要我们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仍然会有竞争能力。虽然我们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有下降，但同全球南方贸易有上升。下一步如何利用全球南方的大市场支持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许多学者应该研究的题目。”
“休养生息则是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居民的消费作为国内循环主要的支撑点。”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雷少华在发言中提出，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 2023年中国GDP制造业总规模达到全球35%，其中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据全球29%，“当下中国经济和产业是冰火两重天，新兴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传统产业哭爹喊娘。为什么出现两个极端的情况？我认为是全球发展的根本性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雷少华
“如果传统经济还在依附于西方市场、西方的消费体系，依附于传统的能源，它很可能就会处于相对发展受限、受阻的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大量外贸企业处在一个相对困境状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放在中国新增量的发展模式上，比如说很多投资、外贸转向了‘一带一路’国家，很多科技、产业的发展走向了以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增量发展的模式，比如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这一系列领域。这些变化也使得这个现实的世界，逐渐摆脱了对于稀有资源、存量市场的争夺，转向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增量市场的贡献。”雷少华说。
封凯栋在发言时表示研究赶超式发展，无论是之前的工业化赶超，还是之后的创新系统演进，国内学者的理论源泉，都是1962年俄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集约资源、集中投放”的观点。“因为工业和创新的发展都有规模效应，一定要保证投资能够越过那个基本有效的门槛来进行集约式发展，才会取得成效。所以过往的赶超式发展，在进行资源动员的过程中，有被资源集聚的领域，就必然有被资源抽取的领域。而长此以往，就会积攒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封凯栋
“这个模式到了今天，可以说不管是从国家内部内循环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大循环外部的角度来看，都面临着现实的瓶颈。不仅发达国家会逆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会在这个浪潮当中有自我保护的景象。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但事实上，我们整个理论体系和政策范式并没有对今天的领跑地位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一方面出海是有必要的，搞区域性的贸易集团是有必要的，但这种方法能走多远？能够获得多大的空间？在现实层面，需要跟我们思考怎么样部分输出产能，进而如何能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当我们寻找中国发展出路的时候，不管是从经济逻辑还是安全逻辑上讲，它一定需要一整套逻辑上的闭环。”封凯栋说。
针对高柏在新书中把应对的落脚点放在国内经济上，姚洋在发言时表示认同。
姚洋
“如果这些真的发生，对我们将会意味着什么”
在以上三位学者发表观点后，高柏也在随后的发言中一一做了回应。“从产业政策的协调上讲，我虽然特别强调外在危机可能会逼迫我们走向内循环，同时就目前而言，的确也还有很多可以运作的空间。从新能源汽车领域来看，中国如何能够系统出海，比如充电桩行业、储能行业加上新能源行业可以彻底打通的话，为中国新兴产业提供广阔海外市场的空间是存在的。”
“关税危机现在的确还没有完全展现，中国去年对美贸易顺差大概是3300亿，对欧盟是2900亿。但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真的提高到60%的关税，欧洲也跟进的话，这对中国将会意味着什么？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最近我一直在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看得非常清楚，造车新势力几乎都是‘黑灯工厂’（由智能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按照系统指令自行完成生产的工厂）。”
“去年3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谈了对汽车行业的最新形势判断，认为新能源行业已进入淘汰赛，2024至2026年是规模、成本和技术的决战。中国汽车公司新能源产品加速投放将会蚕食合资品牌市场，未来3至5年，合资品牌份额将从40%降到10%。但如果真的这样发生，那么对跟外资合资的这些国有大厂，对这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
“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我一直在观察中国和日本。如果看问题的源起，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也像中国现在这样，专注如何集中资源去发展。但经过几次大的政治冲突，资方逐渐意识到安定是特别重要的指标。所以日本主流的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想要社会稳定怎么办？必须解决分配的问题。”
“日本企业搞技术创新，大规模利用新技术，工会一般都会坚决反对。因为一旦自动化了，公司就要解雇工人。责任经济学家就此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三原则：第一，怎么增加生产力要跟工人商量；第二，终极目标不是为解雇人；第三，所有获得的利益要跟工人共享。这些观点实际上在日本社会经过了很大的博弈，在60年代中期才逐渐成为共识。所以他们发展出了普遍的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型工资，还有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回到国内，我们看华为、胖东来、中兴国际等，这些近年来最成功的中国创新型企业，实际上也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跟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图/三联书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