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1日，日本著名史学家、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辞世，享年92岁。值池田温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唐文明研究院拜根兴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
2023年11月11日，我正在应邀前往兰州大学讲学的高铁上，惊闻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敦煌吐鲁番文书、隋唐史研究学者，年届92岁高龄的日本东京大学、创价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温先生不幸逝世，看到微信群中诸多师友同仁表达哀思和追悼，学会秘书处同仁很快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发去唁电。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我留学韩国前后和先生交往的情景，不禁缅怀先生毕生为学为人的高尚品德，于是有想写点文字的欲望了。只是此后其他事情缠身，时间匆匆流逝。
一、与池田温先生的合影
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于1989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当时我正在攻读硕士学位，我们研三几位隋唐史专业研究生很幸运地成为大会筹备组服务人员，全程参与大会的接待服务工作。比如我在大会开幕之前，负责到西安火车站迎接与会的外地老师，唐长孺、陈国灿、朱雷等先生就是我从车站接到会议场所的。会议期间，我与张萍、李锋敏忙于会务，时时接受筹备接待组领导的指令，照顾和解决参会老师们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记得古贺登先生是出席这次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成员有池田温、气贺泽保规、高桥继男、大野仁、石见清裕等学者。本科选修赵文润教授“敦煌学概论”课，他讲述敦煌学术史时曾提到池田温先生，所以在会上能见到池田温先生本人，我非常高兴。池田先生向大会提交了《韩琬<御史台记>辑考》一文，他宣读论文时我恰好在会场。记得先生虽然中文发音不准确，讲话也不甚流利，但非常认真，一字一句地读，唯恐大家听不懂。这样虽然用的时间也长，但给人的印象是兢兢业业，不敷衍了事。
由于当时学者出差或出席学术会议机会不多，学术会议举办方常常在会后或会议间隙，组织与会者参观所在地的名胜古迹等，这些都成为参会者津津乐道的事情。这届年会之后，会议举办方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组织大家参观了开放不久的法门寺博物馆、兵马俑博物馆，以及刚刚建好开馆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西安钟楼等地。我收藏的和池田温先生的合影，看相片后面标注时间，拍摄于10月15日，地点恰好在1988年拍摄大型历史片《秦始皇》之前建造的仿秦大型宫殿建筑前。作为会务人员，我与师弟李锋敏的任务是督促与会者上下车，清点人数，以防走失迷路等。可能是听过池田温先生论文报告的缘故，到秦宫后，我俩就和兰州大学的三位研究生一起，跟随池田温先生参观，并给他讲解在秦宫拍摄电影的事情，至于池田先生和我们说了什么话，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如此参观完毕，就有了和池田温先生合影的机会，而香港的罗永生、张伟国两位先生在拍照的最后一刻也加入进来。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主动要求和池田温先生合影的可能性也不大，一定是池田温先生看到我们作为会务组人员，加之兰州大学的三位女研究生询问有关问题，才让其他人用他携带的相机拍照。合影照片拍摄得很好，大家神态自然，笑容满面，虽然三十余年过去了，但照片色彩依旧如新。池田温先生回国后，将洗好的照片寄给牛志平教授，牛老师再转给我，毕竟细想当时，池田先生直接给我寄照片的可能性不大。
1989年，西安秦王宫，左起：拜根兴、李锋敏、池田温、续华、邵文实、张伟国、杨英、罗永生
另外，李天石教授曾贴出一张照片，照片的主背景应该是西安钟楼二层平台上，有池田温、李天石、陈国灿、黄约瑟等先生，还有我及另一不能辨认的先生。池田温先生右手腕挎着手提袋，左手提着相机皮套，好像看着黄约瑟先生。我手里拿着一卷纸，正与另一先生说着话。很幸运在三十五年前，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能够和鼎鼎大名的池田温先生同框合影，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呀！
第三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武汉大学举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上。记得我陪同恩师牛致功教授坐火车到达武汉大学，住到珞珈宾馆收拾停当之后，在楼道竟然碰见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明士教授。高先生1994年8月中旬到我们唐史研究所访问，我受史念海、马驰两位领导的指派，陪高先生到乾陵等地参观考察，高先生返回台湾后，我们多有书信来往。一年后再次见面，我们都很高兴。高先生与池田温先生有师生之谊，所以他顺便带我拜访已住进宾馆的池田教授。我们前往池田教授所住房间，看到前一年刚刚逝世的唐长孺先生公子唐刚卯先生，还有韩昇、李锦绣、黄正建三位老师也在房间。正如大家所熟知，作为敦煌吐鲁番研究大家，池田温先生多次到武汉大学访问，唐长孺先生生前和池田先生颇多交往，两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故唐刚卯先生动情讲述唐先生逝世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们静静听他讲，心里戚戚然。过了一会，大家谈论学界的其他事情，因中国唐史学会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这次会议，作为学会秘书参与了会议的筹办事宜，我简单谈了会议的筹备情况，池田温先生也说了日本参会人员情况等。高先生得空给大家拿出从台北带来的柚子，据说所带柚子的品种大陆很少见，作为北方人，我第一次吃到柚子感到非常新奇。当时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池田温、高明士两位先生居中，一边是韩昇、李锦绣，一边是唐刚卯和我，应该是黄正建先生拍照的；另一张是池田温先生拍照，高明士先生与唐刚卯居中，一边是韩昇、李锦绣，一边是黄正建和我。武汉大学举办的中国唐史学会年会非常成功，会后由朱雷教授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也收录了我提交的论文。可以说，这是继1989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年会，1992年厦门大学年会之后，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人员，我又一次得以和池田温先生见面并合影留念。
1995年武汉大学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左起：韩昇、李锦绣、池田温、高明士、唐刚卯、拜根兴。
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可能是九十年代初，我从曾供职三秦出版社的张玉良先生处，要到一本胡戟老师主持翻印的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大著，因为这本书印数少，即便是翻印本也很难找。得到这本书后，我常常向熟悉的师友们炫耀。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供职的雷闻师弟得到消息，几次向我讨要这本书。应该是2004年左右，我忍痛割爱将该书寄赠给了雷闻。当然，后来中华书局重新翻译出版了该书，我第一时间买到手。虽然我并不搞敦煌吐鲁番研究，但可能是认识作者池田温先生，这本书又是大家常常提及的顶尖名著，我才会如此激动吧！
二、池田温先生给我的三封书信
我于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在唐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此之前，受恩师牛致功教授及牛志平教授的信赖，从1988年末开始，就在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为学会做一些服务工作。留在唐史研究所之后，我正式承担学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武汉大学年会之后，我收到池田温先生10月6日寄来的照片及信，信中写道：
拜根兴先生 大鉴
时候秋凉，先生起居平安，研学日进为颂。
于九月中旬武汉大学历史系开会第六届贵国唐史学会年会和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敝生幸而得机参加，能拜眉多位旧知，学习多般获益深厚，又蒙先生关照不少，衷心感谢了。
时值爽凉，天晴气清，参观登黄鹤高楼，或往复长江大桥等，其间武汉市的急速现代化，给我们深刻印象。敝生于19日回到东京，于下月四日京都予定开催敝邦唐代史研究会小会，其时关尾史郎君和敝生将报告武汉盛会情况，学会成果之一端于来会同行们。
兹以当日照片同封奉寄，以为纪念。
以上匆匆致谢奉告，敬祈平安研祺
池田温 10.6
从信中可以看出池田温先生对如我晚辈，也是谦逊客气有加。“敝生”“敝邦”两字还刻意写得小许多，让人读起来难能接受，显示出老先生作为著作等身誉满学界的学术大家与生俱来的自谦和胸怀。他介绍了回国之后将要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介绍武汉会议情况，并寄来我们的合影。有关这一点，确实值得我辈学习。
第二封信源自中国唐史学会与美国唐研究基金会1996年联合举办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的事情。武汉大学年会之后，经学会理事会研究决定，学会胡戟副会长负责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的申报筹备工作，学会理事投票选拔这次高级研究班参加人员，而作为学会秘书，我受学会领导委托，具体负责统计学会理事投票，以及联络国内外参会人员等事宜。当时学会制定的选拔条件比较苛刻，不仅年龄有具体的要求，而且要么具有教授职称，要么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在学界有相当高的声誉影响。在九十年代中期，具备如此条件的学者并不多，故能够入选者无疑堪称唐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从最后参与学者名单看，大陆学者参加者有：王小甫、邓文宽、宁欣、牟发松、荣新江（出国未参与活动，但提交了论文）、孙继民、杜文玉、陈明光、张国刚、赵和平、葛承雍、谢重光、郝春文、蓝勇、魏明孔。十月中旬，我代表学会给池田温先生寄信，想委托他推荐日本唐史学界参与人员名单。他在回信中提到十一月四日他们在京都举办的唐代史研究会上讨论过此事，大家推举石见清裕、妹尾达彦两位先生填写申请表格。池田先生随信寄来石见清裕先生的主要论著目录，并说妹尾达彦先生正在河南偃师出席中国古都学会年会，难能谋面，故他会寄送申请表，让其填写后直接邮寄到学会秘书处。池田温先生在书信最后还请我代向胡戟、马驰、黄永年诸教授问好。
从最后日本学界参与者来看，除妹尾达彦、石见清裕两位之外，还增加了气贺泽保规先生，显示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会对日本唐史学界的重视。日本学界三位学者参与中国唐史学会举办的这次学术活动，既丰富了唐史高级研究班人员构成，为这次唐史高级研究班增光添彩，而且使得这次活动更具国际化色彩。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高级研究班活动后编辑出版的《唐研究纵横谈》一书看，应该说这次唐史学会高级研究班举办得相当成功，实现了学会理事会最初的设想和目标，为学会向后发展储备了高端人才、奠定了基础。
1998年5月末，我前往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开始了近五年时间的留学生涯。庆北大学是韩国古代新罗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而留学日本十余年，池田温先生的高足任大熙教授就在该校师范学院任教。我之所以能够到韩国留学，任大熙教授在最初的推荐，乃至首飞韩国的机票，均尽其所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0年11月23日，任大熙教授邀请池田温先生到庆北大学讲学，我有幸聆听老先生有关海内外敦煌研究现状的学术报告，并和先生见面聚餐交谈，获益良多。2002年8月末，我获得博士学位返回陕西师范大学，次年6月，博士论文《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2004年初，我与樊英峰合著的《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由三秦出版社推出。鉴于此前因中国唐史学会的缘故，以及在韩国和池田温先生交谈时他对我的鼓励，我想将最新出版的书寄给先生，表达对先生的崇敬感谢之意。先生收到小书之后，即刻写长信与我，不妨抄引如下：
拜根兴博士大鉴
拜悉先生6月玉翰，同时收到新刊大著两册：《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对于您的厚意敝生表示衷心感谢了。
先生毕业陕西师大历史系，因熟悉唐西京史迹，亦精读唐史，而后留学韩国庆北大学，专攻隋唐与朝鲜半岛交流史，吸收韩、日先学的成果而综合拓新，其所论精细使读者感佩。敝生已超古稀，2002年定年退休创价大学，然而创价大学事情不允退职，尚以特任教授名目要继续教学到75岁。敝生年已老化虽基本离开研究前线，但学期中每星期登校三天，负担一般4课和研究生4课一共8课，碌碌度日。于昆明唐史学会不能参加为憾。
您著《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细说诸般颇值参照，又图版丰富，使人认识当代实情。只惜印刷有限，墓志原文困难识读等。
虽涉些末，偶然留意贵著（《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误植。331页6行，“活動てついて→活動について”；同页末7行，“8世紀初たかけ→八世紀初ににかけ”。
以上匆匆致谢奉告，又依另外邮件将奉寄拙著《敦煌文书的世界》（名著刊行会），敬请指教！
时候大暑，敬祈
先生全家平安健胜！
池田温 拜草
感谢池田温先生对我从事唐史研究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交流史研究的肯定，并对新出版两部小书的指点鼓励。从字里行间中，可以感受到大学者对小辈的呵护奖挹和鞭策，特别是指出拙著参考文献中对日文著作名称假名的误植，足见先生确实翻看过这本小书。正因如此，在2008年该书重印出版之时，我依先生的批正修改了日文书名。202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修订本之时，我还特意让学生核对校样中的日文，以免再出现误植现象。而先生给我寄赠的《敦煌文书的世界》大著，虽然此后有中译本出版，但我在给学生讲授日本学者敦煌研究业绩之时，常常取出该书，表达对先生衷心地感谢之意。先生出版的《唐研究论文选集》，也一直都是我给硕博士研究生布置的必读书。先生在书中有关新罗、日本争座位等问题的看法，应该是海内外学界现有研究中最有说服力者。
2008年11月末，我因担当陕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香峰子研究中心”主任的缘故，陪学校领导前往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访问，当时对创价大学接待者高桥强先生提出想拜见池田温先生的请求，据高桥先生所言，当时池田温先生身体欠佳，不便接待学界同仁参访。2016年7月末，我与荣新江、胡戟两位老师应邀赴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做学术演讲，作为多年的学界老朋友，胡戟老师亦曾委托专修大学土屋昌明教授联系池田温先生，但当时池田温先生患病住院，家属觉得不便见面，胡戟老师让土屋先生代向先生问安。虽然两次赴日都没能见到先生，但在随后与日本友人见面或者前往日本学术交流之间隙，我还时常打问先生的消息。
池田温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日两国唐史学界、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重大损失，故荣新江先生、刘进宝兄，还有其他先生很快撰就文章，表达对池田温先生的怀念之情。我的专业方向并非敦煌吐鲁番研究，和先生的研究领域方向也颇多距离，虽不能弘扬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但因数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在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和留学韩国时与先生有一定的来往，亲身感受先生对学问的执著追求，以及对学界小辈的鼓励和鞭策，觉得有必要撰写文章，追忆和先生交往的诸多情景细节，为学界缅怀先生高尚品德学术人生增添一些素材，进而表达我对先生的追念感怀之意。
池田温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