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的记忆我也欣然接受，因为那是我遥远的青春”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影子部队》（1969）
1968年，作为一个业已进入历史的年份，它似乎总能在走近它的人心中激起一阵阵莫可名状的激动和罗曼司的想象：美国作家科兰斯基称这一年是“撞击世界之年”；法国作家、编剧卡里埃尔形容1968年及其后的1969年是一个地道的“乌托邦年代”；意大利人夸特罗其则煞有介事地说，法国1968年是“终结的开始”……类似的词汇还可以举出很多。2003年，在“六八运动”过去整整35年之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戏梦巴黎》登上影院大银幕。伊娃·格林令人心旌荡漾的演出和影像中硝烟弥漫的街垒战斗，仿佛要再度唤起观众们关于“六八年”种种复杂的记忆与情绪。
尽管表征形式多样，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否认，1968年是一段属于反叛、激进和革命的岁月。醉心于构建历史事实及其解释的史学家们也早已在他们织就的叙述网络中为“1968年”编排好了位置：它的舞台遍及各大洲，戏剧的主角是青年大学生，这出戏剧名曰“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左翼运动”，它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特性。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豪尔和杰奎斯就认为：“1968年并不是一次功德圆满的胜利，但它确确实实标志着西欧战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划出了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与70年代的衰退之间的一条界线。1968年事件的根源在于长期繁荣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矛盾。”（S.豪尔、M.杰奎斯，孙虹：《从1988年看1968年：历史性的年代》，《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第36页。）
这是一种从事实和资料的累积中发出的冷峻声调。这种声调同样来自文化研究，但这一次它并不试图揭示所谓“六八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而旨在挑战它的“左翼”特性。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令人惊异而又使人信服地表明，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们在一场花哨的反文化运动中夺回了资产阶级旁落于贵族和无产阶级手中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文化领导权。换言之，六八运动根本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文化领域的逻辑延续。
相比于巴黎街头四处爆炸的燃烧弹和伯克利校园内激情洋溢的演说，日本，作为全球左翼学生运动在亚洲的重要一环，却长期处在“六八年”历史叙述的聚光灯外。赵京华在《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中指出，1968年前后，日本发生了“大学纷争”，它显示出日本的“六八年”“与西方‘68年革命的同时代性’”（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7—8页）。日本的后现代理论，正是在埋葬“六八年”及其反抗行动的坟墓上破土而出的。近年来，长谷川健治等史学家开始逐渐关注这一段日本的“激进左翼史”，也推出了例如《学生激进主义与战后日本的形成》等具有分量的研究作品。
但面对这段并非遥远的过去，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当年占据大学街垒的青年们去哪儿了呢？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革命的终结，不仅结束了一段属于反叛和激进姿态的历史，同时也封存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在欧美也是如此。那些曾在街上吁求社会正义、敢于向保守的父辈叫板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也换上他们的西装，进入大学、银行、跨国企业，毫无负担地迈入他们曾嘲讽和咒骂的社会精英的行列。革命姿态对于这时的他们而言，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但对于房总自然博物馆馆长、曾经亲身参与东京大学斗争的岛泰三而言，“六八年”有着更丰富的意味。正如他撰成的这本书的标题所说，这段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斗争的历史，是一段“以命相搏的青春”。鉴于此，在《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以下简称《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中，岛泰三参考了大量亲历者回忆口述、编年资料等史料，结合亲身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当年日本大学、东京大学“全校共斗会议”（以下简称“全共斗”）的学生们死守安田讲堂、捍卫社会正义的执着姿态。岛泰三认为，安田讲堂的学生斗争是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心灵觉醒的表现。他们反对战争、反对僵化的教育体制，希望改变国家的结构性弊端。但他们在斗争中难免表现出天真和失措。安田讲堂斗争的失败并不能掩盖青年学生们纯洁而崇高的理想。
一
和同时代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1968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一个财富迅速积累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快速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的，是战后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迅速成长。在战后初期“婴儿潮的时代”出生的一代人，到1968年开始涌入大学。其结果正如赵京华所言：“人们开始从专注劳动和经济生产转移到关注更广泛的社会与个人问题，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学生们]在蒸蒸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长大成人，对战后准军事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抱有抵抗情绪。”（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8页）
岛泰三在叙述安田讲堂斗争的时代背景时，着重强调了反越战情绪和反对僵化的教育体制两个层面的缘由。
第一，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越战与战后日美形成的特殊关系，成为当时青年大学生反对的重要对象。越战爆发后，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据点，日本成为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1968年年初，由核动力航母“企业号”进入佐世保港引发的“佐世保斗争”就是当时大学生反战情绪高涨的直接表现。据参与斗争的岛泰三叙述，与法国和美国本土爆发的反越战学生运动不同的是，日本学生运动中的反战情绪不仅出于反对战争本身的道德律令，更与不愿日本受到美国军事占领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因为“企业号”正是二战时美国进攻日本的先锋舰船。
第二，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与战后日本陈旧腐败的大学体制之间，逐渐形成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首先，日本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就设置了“校外生制度”，这意味着到校大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定额的录取人数。有的学科甚至超员5倍之多。其次，学生人数的暴增暴露出大学设备简陋的问题。在通识课程上，教师只能“在大教室里用扩音器授课”，连最基本的课桌、椅子等学习工具都没有为学生配备。再次，教养学部设置的“通识课程”被许多学生认为是“垃圾”，并不能起到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专业学习的作用。这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最后，大学教育体制的僵化还同巨额财政腐败、学阀利益输送等现象相勾连，形成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共同腐败。而“最初发现这种腐败征兆的人，就是1968年的大学生们”。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大学医学部的制度弊端尤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大学医学部毕业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取得医师资格前必须在指定医院（“医局”）参加“研修”。然而所谓“研修”并不能让毕业生按计划熟悉医院工作，而成为了以极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无限超时的工作时间剥削青年学生的制度。在反复同东大医学部、厚生省等机构请愿交涉无果后，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开始实行无限期罢课，罢课学生后又因发生肢体冲突的“春见事件”遭到上田医局诬陷，最终被校方给予停课、退学等处分。
事实上，要求整治大学运转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和医学部学生争取自身生存权益的要求，构成了日本大学、东京大学“全共斗”学生运动的两股源头，也是占据安田讲堂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岛泰三还进一步将安田讲堂斗争同反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联系起来。岛泰三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没有陶冶人格的方法”，无法使青年接受到真正的教育。“强制性的应试学习，从根本上摧毁了日本教育”，因为后者只是助长了在美国军队统治下日本人麻木而无灵魂的人格。日本大学中的体育会和体育会运动部，正是在这种暴力的指导下，监控着大学生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教育体制日复一日地运行中，安田讲堂的斗争成为了大学生们“看到晴空的瞬间”。
正是在这多重压抑、扭曲和愤怒中，东京大学的学生斗争拉开了帷幕。
也正是为了重新还原那些学生们被掩盖的崇高而纯洁的理想、展现1968、1969年“觉醒的瞬间”，岛泰三将我们带回到安田讲堂，和誓死斗争的学生一起。
二
安田讲堂是当时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仪式性公共场所。讲堂建于1925年。它的捐建人是安田财阀（现代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这座讲堂本身就是现代日本社会的一幅肖像：资产者通过捐建大楼，与教育界形成密切关系。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又是政治官员的培养地。资产者镌刻在建筑物上的姓名后又成为未来政治家们崇敬膜拜的对象。这样，财经界、政治界、教育界形成水乳交融的密切联姻。这种稳固而抽象的利益纠结，又得以通过安田讲堂的宏伟与庞大具象化地呈现在一代代大学生面前。社会精英及其价值观的再生产，就这样潜移默化地绵延下去。
因此从文化象征意义上说，占据安田讲堂就是向这种已然僵化的利益结构发起冲击。同时，占据讲堂的行动也表明，使这种利益结构得以稳固的那种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日本大学生而言，占据安田讲堂是一种弃绝的表现。他们对交涉、对话等等一系列讨价还价的事件早已感到彻底的厌倦。1968年5月21日，在东大学生占据安田讲堂整整三十五天前，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反大学腐败斗争遭到右翼学生组织“体育会”的暴力瓦解。到此时，从参与者身份上看，斗争还像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之间爆发的一次群架。
事态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节点，是警察机动队进入日大校园。这一次，秩序与反秩序之间、伸张正义的要求与既得利益者压制之间的对抗关系，完全暴露在警棍和日本刀之下。作为社会秩序再生产重要部分的大学生们，正是在街垒战这种尖锐的肢体对抗中认识到，这种使人窒息的社会秩序原来无形地存在于他们身边：或者他们融入这个既定秩序，或者站在其对立面被它无情地碾过。
学生们在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中，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斗争就是这样：在不断的道路分岔中，同路人变作陌路人、变作敌人。反过来说，斗争的队伍也在一次次淬炼共同理想的过程中逐渐纯化。日共系统及其“拂晓部队”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同路之陌路人”的特殊角色。同样追求校园民主化的学生们，将“全共斗”看作盲动的“空想激进派”。随着斗争日益深入，陌路人愈来愈多。无限期罢课派与终止罢课派之间、不同斗争领导组织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两校学生斗争的外部表象与内部逻辑的分别演进形成一组悲壮的矛盾：一方面，是日大同东大“全共斗”的“胜利会师”、是不断筑造加固的街垒、是团结一心捍卫安田讲堂的惊险攻防战；另一方面，是罢课学生的逐步外撤，是学生们在暴力斗争中不断地流血和负伤。街垒中为“青年之节日”而热烈吟咏的欢歌，在数月内迅速低沉下去，变成幽暗的安田讲堂内几抹微弱的烛光。
决战的时刻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到来的。1969年1月17日，是安田讲堂最后攻防战拉开帷幕的日子。并不使人意外，这场高峰时曾有数千人同时登台的革命戏剧，其终幕只有寥寥数百人参演。在这之前，“全共斗”与“拂晓部队”“体育会”以及机动队的街垒斗争，已经耗去了难以计数的石块、燃烧弹、橡木刀和防爆盾。日本的国家机器展现出垄断暴力的可怖一面。这时据守安田讲堂的青年们，在哼唱着《华沙劳动歌》时，无疑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命运的限度。炫目的街垒战在这一刻仿佛已经变成遥远的往事。1月18日凌晨5点45分，警察机动部队正式出动，包围了安田讲堂。随后，是催泪瓦斯与高压水枪的合奏。1月19日凌晨5时59分，安田讲堂顶上的红旗被机动队取下。《华沙劳动歌》最终未能应验自己的许诺——在堡垒上，没有出现一座新世界。
三
在《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最后，岛泰三详细叙述了自己撰写本书、采访亲历者的经过，并附上了全书引用的资料说明和一份详尽的斗争编年。这使得本书成为一份见证日本“六八年”的特殊文本。从写作者的身份来看，《以命相搏的青春》无疑是一份亲历者的证词，更贴切地说，是一本亲历安田讲堂斗争者的珍贵回忆录。但从全书引用的资料来看，《以命相搏的青春》又超越了亲历者视角。书中引用了《朝日新闻》《中央公论》等当时代报刊，以及不少亲历斗争者的回忆录等一手史料，力图塑造一种关于安田讲堂斗争的可靠历史叙述。
岛泰三为澄清这段历史所做出的努力令人敬佩，不过读者仍然可以看出，作为斗争的亲历者和最后据守安田讲堂的青年之一，他那丰沛的情感和决绝的道德立场。实际上，岛泰三在书中已经表明，《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是一篇“驳论”。它要反驳的对象，就是参与指挥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佐佐木淳行所作的《东大陷落——安田讲堂攻防战72小时》。这是一本从警察视角重构安田讲堂攻防战的回忆录。作者在其叙述中强调了警察负伤、学生暴力抵抗等细节，从而构建了一种旨在证明镇压合理性的历史叙事。
综观全书，岛泰三的反击方式有三。第一，强调斗争起因。佐佐木淳行意在宣扬学生暴力的无序和非理性。然而，岛泰三通过重构当时日本存在的政治、教育弊病，说明了安田讲堂斗争并非一场暴力狂欢，而是学生们为争取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抗争。第二，判明各方立场。通过确立学生斗争作为正义抗争的叙述，岛泰三抛出了第二条回击依据。他表明，在两校学生斗争中，手无寸铁的学生遭遇了日本国家机器更残酷的暴力对待。机动部队在岛泰三的叙述中，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亦即社会正义实现的阻碍者。第三，还原历史细节。佐佐木淳行在其书中表明，东大学生面对机动部队时溃不成军、放弃抵抗而逃跑。岛泰三作为亲历者现身说法，驳斥了“东大学生逃跑”的叙述，从细部反击了佐佐木的说法。
驳论目的的凸显，是《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的成败得失所维系之处。岛泰三试图通过增补和引用历史资料，来为自己的叙述确立更牢固的正当性。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事件亲历者，安田讲堂斗争在他心灵深处所激起的难以克制的情感，深刻地影响了其构建的历史叙述。岛泰三激情澎湃的语言，几乎将读者带回到安田讲堂的现场。为追求质朴的理想，东大法学部的大学生们甚至敢于放弃加官晋爵的大好前程。他们抗争的悲壮和拼死据守讲堂、置生死于度外的奋勇，很难有读者不为之动容。作为亲历者，更是如此。因此，与其说《以命相搏的青春》反映了安田讲堂斗争的实态，不如说它深刻地折射出战后一代日本大学生一段从彷徨到愤懑再到无奈的心灵史。
事实上，以后见之明观之，《以命相搏的青春》在叙述安田讲堂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同时，它自身也成为“安田讲堂斗争”的一部分。围绕安田讲堂斗争史叙述的话语权争夺，几乎和斗争本身一样激烈。从岛泰三和佐佐木淳行的“交锋”来看，这种话语权争夺主要是围绕着斗争进程本身展开的。不过，岛泰三关于斗争动因的叙述，值得认真审视。从他关于斗争动因的叙述中，可以窥见日本对二战乃至于对战争反思的一个罅隙。
岛泰三在《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中颇费笔墨地论述说，东大学生斗争的一个重要起源是越战爆发后弥漫在学生中的“反战”态度。这种“反战”态度的直接指向是美国。而在岛泰三笔下，美国不仅是一个战争贩子，还是导致战后日本文化畸形的罪魁祸首。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美国的帝国文化作为由武力支撑的一切价值的来源充斥全社会。”岛泰三的叙述与学生斗争的动因之间存在的罅隙很容易为人忽略。前者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吉见俊哉所说战后日本的“反美政治无意识”，指向的并非“反战”本身。岛泰三将“反战”与“反美”无意中含混起来的态度，恰恰反映出战后日本社会“反战败”（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多于“反战”思考的缺陷，亦即仲正昌树所谓缺乏哲学层面对战争的反思。
由此观之，《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不仅是一份斗争亲历者献给后世的珍贵记录，也是一篇为安田讲堂学生斗争正名的优秀的“驳论文”。更重要的是，它还通过记述战后一代日本大学生精英在面对社会结构性弊端时的激进行动与抉择，反映出他们困惑不安却又笃信理想主义的矛盾心灵。如将它看作一份历史文本，那么《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还见证着“安田讲堂斗争”在历史书写领域的延续，并透露出那一代人特殊的美国观与战争观。
尾声
“六八年”结束了，一个“让想象力夺权的年代”随之终止。但对亲历者来说，“六八年”尚未结束。“秩序党人”开始着手惩罚这些反叛的孩子们。1969年初，参与安田讲堂斗争的岛泰三等一众学生在被机动部队清理出讲堂后迅速遭到逮捕、审判、收监。现代传媒关于审判斗争学生的一篇篇报道重新巩固了民众对于社会稳定的感觉。学生们作为叛乱者、危害社会秩序者的形象由此确立。
“六八年”的结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知识界的重大转向。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为代表，日本后现代文学批评悄然崛起。后现代主义以消解宏大叙事的名义解构了一切。它同样也解构了“历史”本身。黑格尔笔下的“世界历史”再也无法作为“世界法庭”而存在。宏大叙事的消解，带来了一个话语空前多元化的社会。持不同价值立场的历史叙述在话语场中彼此竞争，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站在“真理”这一边。岛泰三和佐佐木淳行围绕安田讲堂斗争彼此迥异的历史叙述，也应被视作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
然而，《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却顽强地排拒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它要做的，是还原日本当年斗争现场学生的所思所感，以告诉读者，这一代日本学生，并不像他们在欧美的同龄人那样沉浸在花哨的迷幻药和摇滚乐中，任性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动的历史含义，并不惜以血和生命为代价一步步奋斗。“和世界史同频共振”，是斗争学生们的信念源泉。他们乐观地相信，历史将给予他们的奋斗以最终的审判和公正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命相搏的青春》也是一份抗议书，它重新找回了历史叙述应担负的伦理和道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