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地狱，就是罪恶的过去。如果不悔改，如果不宽容，那么地狱就一直存在，它有时候只是心灵的枷锁，有时候就是灾难的重现。我无力改变任何一个人，那么就从忍耐开始吧。
更加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既是上帝的僭越者，又是他人的践踏者。是的，我是说我自己，不单指那些恶贯满盈的人们。直接说出来吧，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如果你不会警醒祷告，那么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我一直带领自己、同时引导别人奔向奴役之路。
灵魂的饥渴感才是人性的主要征象。身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这样的方向感一直是清晰的，让我们迷茫的，是灵魂的方向，对于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似乎永远没有答案。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他的信心让他看到了远方之远。
作为德国人的朋霍费尔，坚定地从自由的美国回到德国，他给自己设定的使命，就是暗杀希特勒。可惜功败垂成。朋霍费尔对人类公义的坚守，是人类历史最勇敢的篇章之一，是一名基督徒行公义的最好见证。
你太美，不属于人间，只能栖息在神的身边。
基督信仰的指向，是每个具体的生命的重生，宽容与赦免，这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个人建设。神的国度不在地上，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基督教与时代的关系维度上，是对基督信仰的片面认识。但基督信仰对宪政和市场的建设，的确具有溢出效应，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最醒目的比如托克维尔、韦伯。
人生最大的工作，是认识自己。这是苏格拉底的观点。加尔文后来说，人首先要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两位思想家的话加起来，不仅囊括了一部哲学思想史，而且总结了人生最大的智慧。
奥古斯丁后来坚决过上了禁欲生活，却坚守天主教的等级秩序；路德开启了改革宗的自由秩序，但却一直审判犹太人；里尔克的哀歌有着对神无尽的赞美，但却不相信耶稣是道路。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神给你快乐，就会给你悲伤，给你温暖，就会给你寒冷，给你白天，就会给你黑夜。
道德审判的门槛很低，每个人都能轻易进入，伪善成为每个人的道具。但最大的伦理，却是对人的普遍的尊重，而我们随手拿起的伦理，多半都是一种对人的奴役。
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如果你不信，你肯定读不懂圣经，你所有关于神的言辞，都非常非常的缺乏常识，非常非常的可笑。不是我笑你，是神在看着你微笑。这是一个异象，我今天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人和人永远是隔离的，因为我们有沉重的肉身，但神与我们同在，心灵的居所在神的怀里，他人无法置放我的心灵。试图走进他人内心的想法和行为，从信仰的层面是僭越；从行为的层面是愚蠢。对待他人，我们只有几个选项，爱，宽容，保持距离。亲人和敌人，邻居和陌生人，都当如此。这不是道德，是智慧。
骄傲，就是基于无知基础上的高估自己，急于求成，等等。我在说我自己，回想过去，我所有做成了的事情，都在不经意之间偶然抵达，过度强调目的性，其结果必定是一事无成。怪不得耶稣说，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原谅，是神的宽容，不知道却匪夷所思的骄傲，则是人挥之不去的罪恶。
母亲的确伟大，值得我们赞美。但要知道，女人饱尝生育之痛，是因为吃了原罪之果。同样的，男人必须流血流汗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也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多年以前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生活如此艰难，直到我读了《创世纪》，我才明白，苦难是我们的必然性，悲剧才是人生的主题，没有人靠自己能够超越。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基督语境下的社会，有一种先验的廉洁精神，首先内化成个人的内心秩序，一种与神同行的人生方式。其次，这种内在的人生方式与外在的对人的幽暗性的制度性制衡结合起来，确保了一个社会能够构建一种次优的廉政秩序。
用爱心说诚实的话，不可做假见证。谎言是阻挡人和神和好的藩篱，谎言是走向地狱的第一张门票。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求你让我远离谎言，做一个诚实的人。
如果不信从上帝而来的爱，我们一定会在人与人之间攀比，一定会把人分成很多等级，一定会对有的人顶礼膜拜，对有的人则草菅人命。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其实所谓的平等，一定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
基督福音关乎每个人生命的重生，其他的益处，都是附加值。把个体生命的爱与救赎放在次要的位置，只关注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那真是叫做买椟还珠。
嘴尖皮厚，一曝十寒，贪恋虚荣，好高骛远，浅尝辄止，各种毛病一应俱全，我说的是我自己。眼目的情欲啊，身体的情欲，还有知识的骄傲，惟独不在乎生命的更新，忏悔中。
“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更不是你死我活。每个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血肉相连，感同身受。世界多么大啊，“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每个人都是惟一的生命，所以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世界因此变得更大，我们的心胸因此变得更开阔。
人是有缺陷的，开放社会能够弥补人的缺陷，每个人要多样性的接触信息，一定要抽出较多的时间了解不同途径的信息，只有信息在一个人范围以内达到最大化的多样性，基本判断力才会形成，如果仅仅知道一个方向的信息，对其他的信息完全不知，那么他的价值观就值得怀疑，对世界的判断肯定会出现错误。
在中国古典文献里找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属于牵强索引派。意义不大。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余英时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甚至胡适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找自由精神，都属于这种方法。古典经济学的发轫，首先起源于对每个个体的内在幽暗性的绝对认知。而要形成对个体的人性的幽暗性的绝对认知，惟一的方法是信仰基督，上帝的意志和道路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基准和坐标系。这才是我们至关重要的工作，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得以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秩序：爱主我们的上帝，爱人如己。
我读《论语》、《道德经》，总是能够感受到先人寻找神而不得的忧伤。不可言说，却又反复言说，仰望而不得。他们是求索者，而我们简单的相信，让我们变成有福的人，来自神的智慧，让我们比先人看得更远。
不认识自己，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努力，都可能是南辕北辙。中国的知识人，向来心忧天下，指点江山，却很少审视自己内心的风景。什么时候中国有了自己的奥古斯丁，什么时候中国的读书人写出了自己的忏悔录，大概就能看到希望了。否则，就永远窝里斗，斗到死亡为止。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无法内生，费孝通认为苏南的自由贸易市场，是19世纪初期条约口岸经济拉动的结果。说中国传统和市场发育正相关，这有点牵强。或者说，也许重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这个征象，但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之后，中国的自由经济体系，一直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不要听见逼迫就本能地排斥，事实上这种关于经济史的描述，事实上是合乎常识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一个人处在逼迫之中，这其实是福音将至。所以，面对逼迫，我们的心态应该是直面，应该是怀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抵挡，更不是关起门自己打鸡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