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精英？社会权力的来源
谁是精英？你，读者，是精英吗？如果让我打赌，我预测99%的读者会回答：“不是！”那么首先，让我们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精英是哪些人。在社会学中，精英并不是指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优秀的人。他们不一定更努力、更聪明或更有才华。他们只是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一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能力。一个更能描述精英的词语是“权力持有者”。
由于权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如此重要，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提到它，届时我会讨论社会学家如何定义古往今来不同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力持有者。但是现在，我们走个捷径。在美国，权力和财富密切相关。因此，弄清楚哪些人属于哪些等级的权力持有者相对简单。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并且你的资产净值为100万~200万美元，那么你大概能跻身前10%的行列，这处于美国精英群体的底层。这类人大多并非特别有权力，并没有很多人听命于他们，但这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以及通常伴随而来的较高收入）赋予这10%的人很大的掌控力——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他们可以拒绝不如意或薪水不够高的工作，或者拒绝在他们不愿前往的城市工作，甚至可以选择退出无休止的激烈竞争。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房子，能送孩子去上好大学，突发医疗事件也不会动摇其地位。无疑，他们已经摆脱了“不稳定的生活”。
对于那些资产净值以千万甚至数亿美元计的人来说，财富和真正权力之间的关联才开始变得更密切。这一阶层的人包括企业主和大公司CEO（首席执行官），他们能对成百上千的雇员行使权力。很多有权势的政客也居此列。（大约有50名国会议员的资产净值超过1000万美元。）不过，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9位美国总统的资产净值甚至没有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包括哈里·杜鲁门、伍德罗·威尔逊和亚伯拉罕·林肯。但是超过一半的美国总统有足够的财力使自己置身于现今前1%的层级。在1850年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至少）位于前1%。
此外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在美国，成为权力持有者的穷人不会长久地处于贫穷状态。比尔·克林顿成长于阿肯色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其继父酗酒且暴虐，但现在他的财富据估计至少有1.2亿美元。在美国，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产生密切关联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在职业生涯之初一文不名的政治家，在离开政府工作之后加入了富人的行列。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更有可能寻求和获得政府职位。想想罗斯福、肯尼迪家族、罗斯·佩罗、迈克尔·布隆伯格，当然还有特朗普。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5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参加福克斯“年度爱国者奖”颁奖典礼并领奖。
然而，即使在美国，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联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下面，我们来讨论权力的其他来源。第一种是最强硬也最粗暴的社会权力形式，即高压权力：它是一种强制力，或者一种强制性威胁。专门施展高压权力的美国人，比如军事将领和警察，通常完全附属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美国第一任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其中的例外，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第二种权力是财富（或更广义地说，是积累的物质资源）。富人可以雇用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一定范围内）。
第三种是更为微妙的一种权力形式，即官僚权力或行政权力。现代人从属于各式各样的机构。通常，我们要听命于各种各样的“领导”。当然，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高压权力的元素，因为不服从指令会导致你被解雇、罚款或逮捕。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服从指令只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力量。机构中不同级别的领导行使着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规模越大，职位越高，他们的权力就越大。
第四种是最“软”的一种权力形式，即意识形态权力——信仰的力量。软实力，或者信仰，是一种能够影响民众的强大力量。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包括思想领袖（比如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各大报纸的专栏作家，以及如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人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谁是精英？”这个简单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尝试用过于简单的体系去解释其中社会权力的流动可能会事与愿违。我的工作是使我的理论尽可能简单，但是不至于太简单。
抢椅子游戏
我们一旦开始思考所谓的精英行为，就会见识到其复杂性的多个层面。第一，就财富而言，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收入前10%的人（差不多是以现价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可以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权。收入前1%的人（差不多是千万富翁）可以对别人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权。身价上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甚至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前1%的人和前10%的人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收入分布是一条平滑的曲线。社会对前1%和前10%的人在态度上无巨大差异，或者对前10%、前1%和前0.1%的人在态度上也是如此。
不同的社会精英通常善于运用不同种类的社会权力：陆军将领、海军将领和警察局长施以高压权力；CEO和财富持有者行使经济权力；参议员和联邦部长掌管行政权力；电视主持人和有影响力的主播施展说服力。每一种影响力都有自己的权力等级。这在军事指挥链中尤为明显，但是其他软性的权力种类也有自己的等级序列。
当我们提出“如何造就精英”这一问题时，复杂性的第三个层面便出现了。为了理解精英生产过剩，我们需要理解精英的社会再生产——随着时间推移，精英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区分那些已经属于精英群体的人（建制精英）和那些想要进入精英群体的人（精英追逐者）。精英追逐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取决于他们所追逐的权力类别和想获得的级别。比如，大部分陆军中尉想成为少校，大部分少校想成为准将，而大部分准将则致力于在军衔上加更多的星。同理，千万富翁想成为亿万富翁，那些赚到人生第一笔上亿美元财富的人则致力于进入十亿美元富翁的阶层。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志于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权力追逐者的数量永远大于相应的职位数量，这就造成一些人非常努力但无法获得相应职位——失意的精英追逐者。当精英追逐者想要的权力的相应职位数量远远超过供给数量的时候，精英生产过剩就会产生。现在，让我们聚焦于财富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观察精英生产过剩在这一领域是如何形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超级富豪——资产至少为千万美元者——的数量飞速增长。1983年，这种家庭的数量仅为66000户，到2019年（可获取这一数据的最后一年），这一数量增长了9倍多，为693000户。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美元的通货膨胀；我们调整了进入这一阶层的家庭资产门槛（按199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在这一期间，超级富豪家庭总户数增长了53%，因此按比例计算，千万富翁的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0.08%膨胀至0.54%。
富人财富激增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精英底层。如果千万富翁的数量增长到原来的10倍，家庭资产为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数量就会增长到原来的7倍，那些资产仅在百万层级的人数将增长3倍。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群体财富等级越高，过去40年里其财富增长得就越快。
富人数量的增长从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梦的一部分不就是变得富有吗？但是这个好消息包含两个负面因素。第一，巨富阶层的迅速膨胀并非与其他人群的财富无关。当巨富的数量成倍增加的时候，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在减少。（比“典型”更准确的用词是“中位数”，这一数值将财富分布从正中间一分为二。）普通美国人和富裕精英之间的财富差距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这一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广泛讨论。
第二个更为微妙也更不容易被普遍理解的问题是，当社会金字塔变得头重脚轻时，这将给社会的稳定性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要理解原因，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游戏。在音乐剧《庇隆夫人》中，一群阿根廷军官玩了一个听音乐抢椅子的游戏。它是这样进行的：音乐响起时，军官们开始绕着一组椅子走；音乐停止时，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把椅子坐下。不过，游戏玩家的数量比椅子要多一个，因此总有一个倒霉的军官找不到椅子从而出局。然后撤掉一把椅子，游戏重新开始。最终，只有一个人是赢家。在《庇隆夫人》中，赢家是胡安·庇隆上校，他后来在音乐剧中（同样在现实生活中）成为阿根廷总统和正义党创始人。
在精英追逐游戏（或简称追逐游戏）里，我们在每局中增加玩家的数量，而不是减少椅子的数量。和抢椅子游戏一样，开始时有10把椅子，代表权力职位（比如政府职位）。在第一局中，11位玩家（精英追逐者）抢椅子。10个人可以获得精英资格，失败者则成为一个失意的追逐者。在接下来的几局中，我们增加玩家的数量，最终达到2倍、3倍（同时椅子的数量不变）。赢家的数量保持不变，但失意的追逐者在增多，从最初的1人增加到10人，然后20人。随着游戏的进行，想象一下混乱和冲突的程度会加深。（我不建议在小孩的生日聚会上玩这个游戏。）这当中也蕴含一个不同寻常的放大效应：当我们2倍、3倍地增加追逐者数量时，失意的追逐者的数量会10倍、20倍地膨胀。（这是精英生产过剩游戏的普遍特征。）
抢椅子游戏
根据博弈论（研究策略互动的一个数学分支），玩家必须在给定规则内设计出获胜策略。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在窜改规则。当每一个权力职位的追逐者数量增加时，一些人就不可避免地想要挑战规则。比如，你可以在某把椅子旁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待音乐停止，同时推走其他的竞争者。恭喜你，你成了一名反精英者——一个想通过破坏规则在游戏中抢先的人。不幸的是，其他人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每个椅子前都很快聚集了比肩接踵的人，很快你就知道如何应对失控的拳殴。这最终成为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精英生产过剩后果的好模型。
如我们所见，在过去40年的实际生活中，各阶层财富持有者的人数已成4倍、7倍甚至10倍增长。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花一大笔钱去谋求公职。比如，他们可能渴望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中有一席之地。他们可能去角逐州长一职。当然，最终的奖励是总统职位。这些权力职位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变多，但追逐者的数量随财富持有者总数的增长而增加。由于放大效应，失意的追逐者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增长速度远超业已惊人的财富持有者的扩张速度。
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型，现在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所记载的美国公职选举中的若干趋势。其中一个趋势是，自筹资金型候选人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含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中，有19位候选人花费了至少100万美元自有资金用于竞选。在下一轮选举中，有22位同样富有的追逐者争抢一个国会议员席位。20年后，旗鼓相当的候选人的数量几乎翻倍，在2018年和2020年分别有41位和36位候选人各自花费至少100万美元。
衡量财富持有者生产过剩对选举影响的一个更好标准，是竞选成功的成本。毕竟，不是所有有政治抱负的富人都亲自参加竞选。反而，他们大多选择资助那些能在华盛顿帮他们推进政策议程的职业政客。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搜集的数据，成功赢得众议院选举的平均花费从1990年的40万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35万美元，而成功赢得参议院选举的平均花费从1990年的390万美元增长至上一轮选举的2700万美元。
在过去40年里，美国每两年就会上演一次精英生产过剩的游戏。随着玩家数量增加，打破规则的概率也在增加。那些游戏规则，即受社会规范和制度约束的民众选举，在现实生活中一再被打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然而，精英生产过剩只是故事的一半。财富持有者阶层的扩张并非与其他社会群体无关。是时候引入社会稳定模型的第二个因素，即民众贫困化了。
本文摘自《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一书，为该书第一章的部分内容。
《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美】彼得·图尔钦/著 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