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在1938年1月撤往昆明之前，曾经短期驻留于长沙。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史语所考古组在长沙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幕。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培养开始，中国考古专业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具备较高科学发掘水平的专业人员应该在20人左右。这些人员主要分布在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史语所考古组。中国有能力从事大规模、高水平科学考古的专家，主要就是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几个人。
这十余人是中国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但他们的资历、教育、出身、师承以及派系都有一定的区别，大致可做如下分析：
资历
属于第一代的老师辈，对于史语所考古有开创之功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资历较浅、属于学生辈者包括“十兄弟”中的大多数人，以及刘屿霞、赵青芳，还有后来出国深造的吴金鼎和夏鼐。
即使同属于老师辈或者学生辈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例如，老师辈中，李济实际上是梁思永的长辈，因为李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梁启超的同事，同属研究院导师。而且李济发掘的西阴村陶片是梁思永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来整理的，李济有指导之力。学生辈诸人中，资历、水平差别更大。论田野资历和能力，王湘、石璋如、刘燿参加田野工作最早，次数最多，技术最好。“十兄弟”中的其他人，很多是由这几位训练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殷墟出身，城子崖出身的吴金鼎是个“异类”。但吴金鼎先后在山东、河南、西南开展考古活动，成就斐然，对于史语所早期考古有极大贡献，在后辈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1936年冬，史语所考古组在南京所址前合影，后排左起：董作宾、梁思永、李济、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前排左起：王湘、石璋如、刘燿、郭宝钧、李景聃、祁延霈
教育背景
以教育背景而论，可以分为留洋派和本土派。
留洋派包括早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济和梁思永，以及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吴金鼎和夏鼐。其他人如董作宾、郭宝钧、“十兄弟”等都可说是本土派。
李济和梁思永是留学西方学习现代考古学的先驱。李济本来学习的是体质人类学，兼学了一些考古学知识。但梁思永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学习考古学，虽然梁思永只是得了硕士学位，但他在美国学习的时间却很长，自1923年至1930年，前后达7年之久。而且他得遇祁德（.V.Kir）这样的大学者受教，有一定机会参加田野实践，所以他后来成为推进中国田野考古学近代化的最重要人物。吴金鼎和夏鼐去英国学习考古学是受到了李济、梁思永的直接刺激，而且选择去当时世界考古学的中心英国留学，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认识。吴金鼎和夏鼐通过这难得的机会，学习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学知识和技能。他们的考古学修养，似乎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但战争期间有限的实践并没有给他们证明的机会。吴金鼎先是改行脱离考古界，更于1948年英年早逝。而更具优势的夏鼐，则在新中国做出了超越前辈的成就。
本土派虽然都是在国内受的教育，但情况差别很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在中国文化中心如北京等地的名牌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如董作宾、高去寻、胡厚宣等毕业于北京大学，吴金鼎、夏鼐、祁延霈等毕业于清华大学，李景聃毕业于南开大学。这些人深受新思想、新知识的影响，属于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但接受新事物，还有很强的学习精神和传播能力。二是在内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者，如郭宝钧、石璋如、刘燿等一批河南人士，虽然也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影响，但比较间接而微弱，与前者相比，更处于一个学习者的地位。三是只接受过中等教育者，如王湘、刘屿霞、潘悫等，凭借机遇和勤奋逐渐在田野工作中磨炼出来，成为一方面专家。其中尤其是王湘，考古技术既高，在研究方面亦颇有心得。
本土派和留洋派在史语所考古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明显不同的。留洋派是现代考古学的引进者，是思想上的先驱，行动上的先导。本土派对科学考古学有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之功。两类人物有相辅相成之关系，但留洋派在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中起主导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史语所这少数几个留洋派考古学家在中国科学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是如何重要。但是，从这一段史实延伸出去，更有深意的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说，另外一些具有考古专业知识的人为什么进不了史语所。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史语所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声望如日中天，待遇和治学环境极好。文化人都以能够进入史语所工作甚至以能在史语所挂名为荣，成名学者毛遂自荐者不少。如郭绍虞，1936年他写信给傅斯年，讲了自己的众多成果，想进史语所。但以傅斯年看来，郭绍虞的学问属于传统的文史考证和诗话，不是“预流”的学术，故而傅斯年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学问“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给回绝了。
但胡肇椿的情况与郭绍虞有所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胡肇椿是极少数几个在国外受到过考古学正规教育的留学生，但以现有资料来看，当时这个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考古学者和博物馆专家几乎没有与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有过什么交集。
胡肇椿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随滨田耕作等日本第一代考古学家专门学习考古学数年，1930年回国。他以考古学留学生的身份回国，后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从事本专业。他一生做过多种工作，包括考古学者、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出版家、翻译家、官员等。令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姓名的原因是，他从日文本入手，翻译了大量有关文物考古和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考古学方面有两种，一是他做银行职员时和郑师许一起翻译的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留斯《考古学研究法》，这本书可能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因为他留学日本时候的老师滨田耕作的名著《考古学通论》的方法论这一部分就是蒙特留斯的《方法论》。二是他曾经独自翻译的英国学者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此外，他还翻译过滨田耕作的《古玉概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名著，特别是后者，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他到黄花考古学院任教，发掘过广州东郊木塘岗汉墓、西郊大刀山晋墓。后来胡肇椿逐渐转向博物馆研究和教学，先后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山大学博物馆学教授等职。
类似胡肇椿这种专业出身而不为史语所见重者，其实不在少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有门户之见，另一方面，与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史语所的欧美派学者对日本考古学的隔膜以及民族主义意识有关。
地缘和派系
由于不同的出身或者是来源，史语所考古组的学者群体客观上形成了几个派系是一个事实。这件事情并无人去讨论，但加以探讨却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他们的机遇、命运，以及在历史关头的抉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语所考古组的人员来源，主要围绕三个人而形成，那就是创始“三巨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故而围绕这三人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三个派别。
首先谈一下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创建者，对李济、董作宾有知遇之恩。是傅斯年为二人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功成名就。但这三人之间却并非绝对的从属关系，因为史语所的功业是大家共同开创出来的，李济、董作宾都为史语所名扬天下做出了决定性贡献。随着李济、董作宾学术声望日隆，在社会上也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李济长期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三人都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员，董作宾、李济还先后代理史语所所长。所以虽然傅斯年在史语所有绝对的权威，实行家长制管理，但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在地位上却大致是平等的。三人合作无间，但也经常为了所务甚至私事争吵。特别是董作宾，本来创所之初他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比研究员低一等的编辑员，但他有实力又有运气，对殷墟甲骨文的独家研究使他成为名重天下的学者，很快在国内外有了很高的声望，与李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董作宾在与脾气火暴的傅斯年相处不融洽的情况下，屡次以辞职相威胁，而傅斯年竟然毫无办法。董作宾在史语所的地位，实际上也就代表了甲骨学在史语所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虽然考古发现是史语所业绩的重点，但作为一门更有传统根基的新学问，甲骨学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要大得多。
史语所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学术团体，第一代创业者是同志的结合，而第二代进入者，基本上是第一代人及其密友的学生或者亲朋故旧。外人除非有很强的奥援，或者机缘巧合，一般不予接纳。以考古组为例，大多是傅斯年、董作宾和李济引进的人员。围绕三人进入史语所考古组的人员，以李济最多、最强，其次是董作宾、郭宝钧等河南籍人士，最次是傅斯年。
李济延揽的主要是清华和南开时期自己的学生。清华出身者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当然是梁思永，梁思永因其资格和显赫的出身，虽然不算李济的私人关系，但他从事考古事业李济助力甚多。清华出身者还有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指导的唯一的考古学研究生。吴金鼎在史语所大陆考古时期贡献极大，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西南考古的开拓者。另外还有较晚的祁延霈和夏鼐，但夏鼐与傅斯年的关系似乎更为亲近。再就是“十兄弟”中的老大李景聃，是李济任教南开大学时期的学生。
以董作宾为首的河南籍学者，因为在殷墟发掘的地缘关系，数量相当不少。最重要者是郭宝钧以及石璋如、刘燿、王湘。郭宝钧和王湘都是南阳人。郭宝钧是董作宾的小学同学，王湘则是董作宾的表弟，二人自殷墟第一次发掘即参加，资格很老，业务水平和贡献也很高。刘燿和石璋如则是因为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的协议才以实习生的名义参加殷墟发掘，因为表现突出，又被史语所录取为研究生，经过长期田野工作，后来成为考古组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立，郭宝钧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以此机构为据点，招揽了相当多的人员，如他的南阳同乡尹焕章、赵青芳等。其中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出。
当然，进入史语所的绝大多数人都与傅斯年有关，但他直接招揽进入考古组的人并不多，后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傅斯年作为胡适的得力助手参与北大事务，实际控制了北京大学史学系之后，开始实行所谓“拔尖主义”，挑选了不少有潜力的毕业生进入史语所各组，包括考古组，其中有高去寻、胡厚宣等人。
因为这样一种进入方式，故而第一代与第二代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严重的依附关系，内部等级秩序森严，薪资待遇相差很大。管理上实行家长制，业务上实行学徒制。
据1930年史语所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及备忘录显示，各级职员的薪资标准是：专任研究员为400元，编辑员240元，助理员120元或80元，书记25元至30元。像王湘这样第一线的田野工作人员，1929年10月至12月每月只有10元，到1930年1月至5月，才增长到每个月16元。
这三种来源不同的人，各自有其独特的性格。他们在史语所的机会和地位很不相同。傅斯年和李济的人一般有较好的发展机会，如吴金鼎、于道泉等都得到了公费留学的机会。而河南古迹研究会的人员机会稍弱，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在1949年历史巨变关头的不同选择。傅斯年和李济及其追随者大部分去了台湾，而河南籍学者除董作宾一人之外，其他全体留在了大陆，包括元老郭宝钧在内。
社会阶层与出身
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们大多出身不高。稍高一些的，如史语所的领袖傅斯年出身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李济出身下层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在清末短暂当过小京官；梁思永的父亲梁启超则是清末民初文化界和政界巨擘。其他人大都出身寒微。董作宾少时曾因家境贫寒一度辍学，与人合伙设馆授徒，并兼营书店；郭宝钧为遗腹子，由祖母、母亲抚育成人，以开布店为生，家境十分清寒；石璋如出身农村小地主家庭。其他人大多也是如此。
史语所考古学家们虽然大多出身寒门，但又并非一贫如洗，家庭尚有余力支撑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以改变命运，大体属于由社会底层上升而来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与罗振玉等老一代金石学家已经有根本区别。清末民初从事金石学研究者大都出身社会上层，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以及闲暇从事玩赏和考据之学，躬身田野是与其身份地位和一贯生活作风不相配的。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很难有机会和条件从事这种学问。科学考古学的崛起在需要新型知识分子献身田野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晋身至少是谋生的机会。民国时期中国一批田野考古学家的出现，与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级崛起带来考古学的繁荣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考古学家与传统金石学家们在身份地位上的不同，也在这两种学问上留下了不同印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它们具有了不同的风格与个性。当然，史语所考古学家这种身份上的高度一致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清民之际知识阶层结构的普遍转变密切相关。
但经过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群体，在1938年的长沙，在战争压力下却面临解体。这时候，殷墟的工作才刚刚进入正轨，全国性考古活动刚刚起步，大量的材料都没有整理，中国田野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
这一幕是在长沙一个有名的饭店“清溪阁”发生的。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掌故叙述出来，是因为它拥有太多的历史含义，特别是中国考古学和考古人的爱国情和民族恨，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无须解释的根源，任何其他辩解与分析，在这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面前，都会陷于苍白无力。民族情怀在中国考古人的血脉中流动，在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中得以永固。
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然后发生了大屠杀，举国陷入震惊与悲愤之中。长沙很快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史语所在没有找到新的搬迁地之前，为了同仁安全决定疏散。个人去留的先决原则是：家乡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乡沦陷的话，跟着史语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所走，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考古组商量的结果是，三个高级委员，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是不能动的，要跟所走，“十兄弟”则各奔东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未沦陷，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洛阳人，家乡还在中国军队控制下，也要回家；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未沦陷，但他是考古组的古物管理员，不能走；老四刘燿是河南滑县人，去延安投奔他的哥哥参加抗战，后来改名尹达；祁延霈是山东济南人，家乡沦陷，去重庆投奔教书的父亲，后来也去了延安；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没有沦陷，但他决定跟着长沙的一些大学生去抗战；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沦陷，随所走；老十潘悫，获派押运古物到重庆，也没有走。这样，“十兄弟”只留下了四个，有六个离开了史语所，都是考古组的主力成员。
据石璋如回忆，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去了“清溪阁”。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李、董、梁三先生，还有几位常年跟随考古组的技工：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连春。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喝酒比较爽快。大家先说“中华民国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一路喝将下来，满座大醉。醉后是惨然的离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此之后再未见面。
“十兄弟”中离开的六个人，后来际遇颇为不同。石璋如经过一番漂荡，幸运地又回到考古组，之后再未离开。尹焕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考古工作，卓有成就。刘燿成为职业的革命家。祁延霈抗战期间病逝于新疆哈密。李景聃抗战胜利不久后病逝。王湘则终生脱离了考古。
战争期间，史语所和中国其他学术机关一样，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期间队伍很不稳定，除了上述人员之外，考古组的骨干人物，如吴金鼎、郭宝钧以及胡厚宣，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史语所。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对于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考古队伍受到的战争摧残极为悲痛和愤怒。在1940年夏即已编竣、历尽艰辛在1947年3月才得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报》（即原来的《田野考古学报》）第二册的《前言》中，李济悲愤地写道：
试看这个统计：六篇报告的作者，已死了两位，改业的又有两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寻两君抱残守阙到了现在，但他们的健康，已被战事折磨了大半。至于去世的，是祁延霈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传略。这种损失在将来的和会上是否可以列入赔偿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赔偿可以抵补这种损失么？不过无论麦克阿瑟将军所主持的盟军总部对于此类损失作何打算，我们仍希望负责计算中国在战争中文化损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这一项的道义的和法律的意义。
......
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没有，但考古组的工作却不能不继续。田野工作人员从此在屋内读读书，除写作未完成的报告外，再多写点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许对考古学可以有更新的贡献。
麦克阿瑟等人也许并不在意中国考古学的这点损失，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考古人造成的伤害，就像他们给全体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一样，是永远不会被轻易抹去的。
（本文摘自陈洪波著《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