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被称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从1937年11月1日建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却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
80年后的今天，90余位年逾90的西南联大老校友在北大欢聚一堂，欢庆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社会、媒体交口称赞，一片溢美之词。而早在2015年，陈平原却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书中说道：“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在“西南联大”成为热门话题的这十几年中，在熨平无数历史的“伤疤”与“皱痕”后，我们越来越少地看见它的缺憾与不如意，只记得其如何慷慨壮志激动人心。
西南联大是否被神话？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联大？真实的西南联大是怎样的？反倒成了当下稀有的追问。凤凰网文化特摘编《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书中“应叫青史有专篇”一节内容，以飨读者，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西南联大校门
原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早已结束，才更值得后人追怀。就好像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延安鲁艺、燕京大学，以及香港的新亚书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因为过早“凋谢”，所以格外凄美。倘若西南联大不解散，一直延续到今天，评价肯定没有这么高。
再好的大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我们都只记得其风姿绰约，热心谈论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我曾认真翻阅北大历年“纪念册”，得出一个结论：凡在校生编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老校友编的，大都是温馨回忆。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最好是对照阅读，方能见其真面目与真性情。
当然，西南联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归终，这个故事实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后来又“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借用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起承转合之间，有充分的戏剧性，但又未见抹不去的阴影。那些被迫关闭的大学，当事人壮志未酬，深感压抑；而西南联大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解散，班师回朝，故壮志多而悲情少。
另外，西南联大的历史及精神遗产为三校师生所共有，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样，今天的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无论如何吹捧西南联大，都不会被世人讥讽。陈岱孙曾感叹：“我们有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的历史神话化了？”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忆为主导，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策应，必定偏于溢美。更何况，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意义上，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1938年4月25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图中横幅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
“西南联大”之成为热门话题，是最近这十几年的事。最早描述联大生活的书，当属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刊印的《联大八年》。此后的四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有一部长篇小说《未央歌》（鹿桥著），但也只是在台湾及香港流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联大学生陆续退休，加上整个环境变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方才逐渐发酵。1984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创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至今已出42期），对于凝聚校友、组织活动起了很大作用。而以下图书的刊行更是功不可没：《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刊印，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政协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西南联大在叙永》（1990年）、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至于北大、清华、南开以及云南师大四校合编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宝库。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加上为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而编撰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三本书起码让我们明白，关于“大学叙事”，就体例而言，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文学；就立场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就趣味而言，可以是开新，也可以是怀旧。而这对于引领1990年代中国学者及读者的“大学想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是，大家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西南联大的历史。联大教授的自述（如蒋梦麟的《西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师友杂忆》）、日记（如浦江清《西行日记》及《朱自清日记》《吴宓日记》），以及学生的追忆（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有小说散文（如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的《未央歌》、中文系学生汪曾祺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都陆续进入了世人的阅读视野。而张曼菱总编导、总撰稿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五个光盘加一册小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音像片附同名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让联大故事的讲述更为“声情并茂”。至于研究著作，除了本文引述的，值得推荐的还有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遭日军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区
先是老校友，后是教育史家，接下来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联大之所以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不仅仅是闪光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动人的故事。经过四十年的遗忘，二十年的发掘，如今恰到好处，该是西南联大“风光”了。大家都在追忆、凭吊那所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问题在于，从何入手最为合适。
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毫无疑问，西南联大肯定是“青史有专篇”的，问题是在什么“史”上—是政治史、教育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
西南联大的遗址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1982年，校方在联大遗址建立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2004年又在此纪念馆附设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十多年前，我曾批评《北京大学校史》，称大学史的写法不该是“学生运动”加挂一点“教学与研究”，引起了很大争议。几年前，我撰文分析“清华国学院”的崛起，直言这是一个移步变形的过程：“最近二十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同样道理，总有一天，我们会倒过来：应该是“校史馆”附设“一二·一运动纪念馆”，这才顺理成章。
西南联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都能有精彩的发现。读文学的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谈论中国大学，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愿这只是我多虑。
本文摘自《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