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改革计划充满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们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观也体现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意识到，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浪漫主义的价值观往往并不相容。许多十二月党人（如丘赫尔别凯尔）倾心于古典主义风格，认为古典主义诗歌能更好地表达古老的“共和美德”精神。
卡拉姆津地位独特，但他也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倾向的直接影响，他关于历史连续性之重要性的观点主要就借鉴自孟德斯鸠（尽管他断然拒绝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卡拉姆津尊重宗教，将其视为社会秩序的支柱之一，但他也称宗教神秘主义为“荒谬学”。
本文讨论俄国思想史上启蒙主义哲学的几个极端对立面，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到神秘的宗教学说，或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
十二月党人起义
神秘主义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神秘主义，是18世纪末俄国共济会内部以施瓦茨和玫瑰十字会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派别的直接承续者。叶卡捷琳娜和保罗对共济会成员的迫害并未阻止这一派别的发展，外国神秘主义者著作的原作和译作越出越多。
神秘主义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兴盛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反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的失败被解释为一个证据，证明俄国肩负一项神圣使命，她被上帝选中来抗御反基督，以使基督教重获新生。法国皇帝的垮台被与《启示录》中白马骑士的失败作比，预示世俗荣耀的无常和人类力量的卑微，它们均难以与上帝的意志相提并论。拿破仑的失败也是一个反对“人类理性之自负”的观点，因此它事实上同样反对启蒙哲学家们的这一主张，即神的王国可以在没有神启的情况下在人间建立。
这场运动的基调系由亚历山大本人定下。这位沙皇年少时曾接受过瑞士自由理性主义者拉哈普的教育，在其统治的后半期，则受到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影响，还与她合写了一本书，书名意味深长，即《圣地上方的云朵，或骄傲的哲学甚至也无法预见之物》。亚历山大在起草神圣同盟文本时曾征询这位男爵夫人的建议，他之后在1815年9月与普鲁士国王、奥地利皇帝共同签署了这份文本。这份文本将入盟三国称为“同一基督教民族”的三个成员，三位君主为天启的世俗代表。应该指出，亚历山大真心相信这一虚构的基督教联邦，为了它甚至不惜让俄国的民族利益面临风险。另外两位君主签署《神圣同盟宣言》则纯粹出于政治动机，奥地利皇帝以及他那位有权势的大臣梅特涅公爵甚至认为，这份条约的措辞表明其作者已然精神错乱。
神圣同盟被恰当地描述为一个国际封建守旧派的联盟。不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俄国神秘主义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统一的保守派别。除一些保守的（通常是十分模糊的）倾向外，还有一些旨在升华宗教体验的实在尝试。许多神秘主义信徒不仅尖锐批判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而且也将矛头指向官方的东正教，这驱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教会之外的“内在宗教性”（inner religiosity），这种信仰直接诉诸感情和直觉。新教信徒，尤其是贵格会信徒，博得了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每个基督徒灵魂中燃烧着的神秘的“自然之光”能照亮救赎之路，而无须神职人员介入。英国圣经公会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时俄国神秘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亚历山大·拉勃津（Aleksandr Labzin，1766-1825）。他是玫瑰十字会会员施瓦茨在莫斯科大学教学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在施瓦茨影响下参与了共济会运动。1806年，他创办期刊《锡安导报》，在教会上层的要求下，该刊几乎立即被封禁。但在1817年，在自身亦为神秘主义者的正教院院长亚历山大·戈利岑接管教育部一年之后，这份杂志又被允许出版。1817-1818年间，《锡安导报》极具影响，连东正教的主教们也被其观点所感染。大牧首福季是异端神秘主义的死敌，可他也称拉勃津是受正教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崇拜的“偶像人物”。这种说法自然是夸大其词。不难理解，大多数神职人员均对拉勃津持有敌意，正教院支持拉勃津的观点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为了讨好皇帝和戈利岑公爵。
《锡安导报》宣扬“内在基督教”（inner Christianity）概念和道德觉醒的必要性。它向其读者承诺，一旦他们在道德上重生并因信仰而充满活力，他们就会获得超越理性的认知能力，能够洞悉自然的种种奥秘，从中找到一把能够破解最高启示的钥匙，而不必借助教会。
拉勃津的宗教是一种无宗派的、反教会的基督教。他坚持认为，在创世的第一天，人们的内心即已充满对基督的信仰。因此，较之于那些虽然受了洗，却被错误的文明价值观所蒙蔽的现代各民族，作为异教徒的原始人反而更接近真正的基督教。官方教会只是一个低级的基督徒团体，《圣经》才是“沉默的导师，能给心中那位活着的导师以象征性暗示”。在拉勃津看来，所有宗教教条均是人的杜撰，耶稣并不强求人们思想一致，而仅希望他们行为公正。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哪，到我这里来吧！”这句话表明，他并不想在信众和上帝之间设置任何中间等级。
当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受大牧首福季影响时，拉勃津便在劫难逃了。他的期刊再次被查封，他们在找到第一个借口后立即将他流放，他最终死于流放地。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1772-1839）是俄国神秘主义思潮中的有趣人物之一，我们在前文论及卡拉姆津时曾提及他。斯佩兰斯基在1812年因涉嫌支持拿破仑被流放，但这位立法改革家的思想却似乎是神秘主义和18世纪司法理性主义这两者相当奇特的有趣混合物，因为他曾在神学院学习，是共济会会员洛普辛的好友。在研习《拿破仑法典》的同时，斯佩兰斯基还阅读了雅各布·波墨、圣马丁、盖恩夫人和希腊教会教父们的著作。他的政府改革灵感源于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社会秩序观。他相信，在俄国引入代表制、法治和财政问责制是符合《福音书》中的禁令的，他认为《福音书》中包含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流放中，斯佩兰斯基成了一个更加狂热的神秘主义者和更加激烈的反教会者。他写道，官方教会的教义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基督教体系”。
尼古拉一世登基后，神秘主义思潮很快遭到冷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作为神秘主义运动之核心的共济会分会被查封。共济会早在1822年即被禁，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弥漫开来的恐惧气氛中，任何地下状态的共济会运动均难以为继。然而，隐在的神秘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在恰达耶夫和浪漫主义的爱智派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迹，也波及年轻的巴枯宁以及斯拉夫派的观点。
爱智派与俄国的谢林主义
除神秘主义外，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最重要思潮即哲学浪漫主义，这一派别主要以1823年成立的秘密社团爱智者协会（Society of Wisdom-lovers）为代表。实际上，此协会仅有五名成员（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德·弗·维涅维济诺夫、尼·米·罗扎林，以及后来的斯拉夫派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亚·伊·科舍廖夫），但由于它与被允许公开活动的谢·叶·拉伊奇的文学协会关系密切，因此影响相当可观。爱智派通过1824-1825年间出版的辑刊《摩涅莫绪涅》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用神秘的共济会术语“爱智”取代“哲学”一词，以表明他们是独立于法国哲学的流派。该协会主席奥陀耶夫斯基在《摩涅莫绪涅》中写道：“直到如今，大家仍会把哲学家想象成那些18世纪法国饶舌鬼的模样。我想知道，是否有很多人能够理解真正神圣的哲学与伏尔泰或爱尔维修之间的巨大区别呢？”这些年轻的爱智者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真正神圣的”哲学，奥陀耶夫斯基如此表达他们的感情：“古代条顿人的土地，高贵思想的土地！我把我崇拜的目光转向了你。”
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趣，就是对十二月党人及其追随者所热衷的政治兴趣之背离。后者无法接受爱智派从绝对概念的高度看待世界的方式，绝对概念会诱使他们鄙视世俗的“经验主义”，对当时火热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视而不见。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奥陀耶夫斯基这两位堂兄弟之间的通信有趣地显示出了这一差异。堂兄亚历山大是十二月党人，他指责堂弟的“偶像崇拜”，称堂弟会在抽象概念中迷失自我；堂弟弗拉基米尔则指责堂兄缺乏对于精神的更高层面的理解。
正如科耶雷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爱智派和十二月党人间的差异不仅体现为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爱智派是更年轻的一代，1812年卫国战争并未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也显示出了俄国两座都城之间的距离。爱智派的哲学兴起于莫斯科，而十二月党人的主要活动中心是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丘赫尔别凯尔在给弗拉基米尔·奥陀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逃离莫斯科那腐朽、恶臭的氛围。”半宗主制的莫斯科及其古老的贵族家族是古代莫斯科公国的都城和俄国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大本营，它抵制理性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甚至自由主义思想。在18世纪，它曾是作为共济会神秘分支的玫瑰十字会的主要中心，在19世纪，它又催生出斯拉夫派运动。与其相对，圣彼得堡则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池，它是当时俄国唯一的现代城市，它是背井离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摇篮，也是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据点。
这些年轻的爱智者起初主要对谢林的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感兴趣。他们视世界为一件活生生的艺术作品，视艺术为无意识创造和有意识创造的有机统一。他们认为，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并未模仿现实，而是在根据神的创造原则重新创造现实，因此，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就真正值得被称为神圣的存在。此外，艺术与哲学密切相关，哲学的工具之一其实就是艺术直觉。无怪乎，满怀此类信仰的年轻爱智者们会对古典主义的一切呈现和“模仿法国样板”的一切举动表现出强烈敌意。
爱智派的自然哲学受到两位俄国谢林主义者的影响，一位是达尼洛·韦兰斯基（Danilo Vellansky，1774-1847），韦兰斯基是谢林的学生，也是圣彼得堡医学和外科医学院自然史教授；另一位是米哈伊尔·巴甫洛夫（Mikhail Pavlov，1793-1840），莫斯科大学教授，《摩涅莫绪涅》杂志的创办者。但与这两位导师不同，爱智派并未接受过科学训练，因此他们的自然观极易滑入幻想领域。他们追随谢林，反对原子物理和机械物理，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一切问题。他们认为：自然是一个活的、精神的整体，其中包含着创造力、运动和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立面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与此同时，自然又仅仅是精神的外衣，其一切表现因而均具有秘密的象征意义。理解这些象征物并进而阐释和把握自然的钥匙，可在思辨哲学中觅得。奥陀耶夫斯基在半自传性质的《俄国之夜》一书中这样描写他的青年时期：“我的青春时代是一个形而上学成为普遍氛围的时代，一如政治科学在当今成为普遍氛围。我们相信一种绝对理论有可能帮助我们创造（我们当时使用“建构”一词）一切自然现象，一如当今我们相信一种社会秩序有可能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
爱智派世界观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摩涅莫绪涅》上的许多文章均吁求一种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似与十二月党人的文学纲领相一致，这也正是丘赫尔别凯尔愿意向《摩涅莫绪涅》供稿的原因。然而，此类合作的思想基础十分薄弱。依据理性的启蒙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对十二月党人影响甚大），民族首先是一个由立法和“公民总和”构成的“政治实体”。可是，爱智派却把民族视为一个超越个体的整体，一个独特的集约个体，这一集约个体是依据其种种“独特的”原则历史地演变而成的。这种解释或许会导致对民族存在中的非理性元素的理想化，对所有那些有可能中断历史连续性的“机械变革”或曰革命的谴责。坚信历史注定会让每个民族均肩负其独特使命，这一看法可能会与理性的普遍主义发生冲突，后者是十二月党人思想主要的（尽管并非总是有意识地表达出来的）前提之一。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以及起义者们后来的命运对爱智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安全起见，他们的协会立即解散，但成员们继续非正式地会面。1820年代后半期，他们仍是一个相对一致的群体，并在由历史学家米·波戈金主编的《莫斯科导报》上发文。他们的主要兴趣由自然哲学转向了历史哲学，他们如今关注的问题是俄国相对于西欧的地位，尤其是由两者之间的接触，以及由纯粹的民族因素和被彼得大帝移植过来的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一问题在诗人兼哲学家德米特里·维涅维季诺夫一篇简短却有趣的文章《论俄国的启蒙状态》（1826）中得到讨论。作者的中心命题是俄国文化缺乏独特的“民族因素”。他认为，让俄国找到其真实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它与欧洲隔离，向欧洲展示出一种基于坚定的哲学原则之上的人类精神进化的整体观，只有这样，俄国方能发现其位置以及其独特的历史使命。
1830年代担任爱智者协会主席的是弗拉基米尔·奥陀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1803-1869），他或许是俄国浪漫主义保守思潮中最具天赋的代表，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作家。1844年，他出版了《俄国之夜》。这本有趣的书包含朋友间的谈话，其中穿插进各种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因为（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它“描绘出一幅相当精确的画面，展示了1820年代和1830年代莫斯科年轻人所热衷的思想活动”。
与谢林本人一样，奥陀耶夫斯基也逐渐转向神智学和宗教历史哲学，他花费更多时间阅读神秘主义者和神智学家的作品，如波墨、波尔达吉、圣马丁和巴德尔等人的著作。如今引起他关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是原罪问题。在奥陀耶夫斯基看来，人曾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人目前对自然的依赖是人堕落的结果，因此，肉体应被称为精神之疾。但是，人通过爱和艺术能获得再生，人类的美学进化表明人类有能力恢复其失去的完整性与精神和谐。不过，艺术必须为宗教所渗透，如果脱离宗教，艺术就仅为一种“自我中心的力量”。科学亦如此，如果脱离宗教和诗歌，科学或许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
在奥陀耶夫斯基看来，能使一个民族融为一体并转变为一个活的整体的力量，即他所谓“本能”（instinct）。这种本能当然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一种强大的非理性力量，近似“神的火花”。神秘主义者认为这种“神的火花”是在人类堕落后残存在人身上的，它使人在未来的重生成为可能。原始人大量拥有这种本能力量，但后来由于文明的进步，尤其由于古罗马文明的理性主义，这些力量变得微弱了。虽然基督教业已开创了一个新的本能时代，但在一个较先前更高的文明阶段，这些力量的源泉正再次枯竭。这是理性主义和过度分析的结果，理性主义和过度分析导致了唯物主义和现代工业化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19世纪早期保守的浪漫主义而言十分典型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在俄国思想史中即发端于此。
奥陀耶夫斯基宣称，与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不同，真正的哲学是直接以本能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直接源自本能的“先天观念”，就不可能将认知客体视为一个活的整体。幸运的是，艺术部分地保留了在理性主义影响下丧失的原始能量，它有助于强化被削弱的本能。诗的直觉永远不会出错，“诗意的冲动是心灵中最宝贵的力量”。诗歌不仅能渗透进知识，而且还能渗透进人类活的社会肌体。诗歌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能够联结社会的强大的本能力量。在一个科学进步导致宗教和诗歌消失的地方，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退化的有机体。本能是一种创造性原则，一种有机力量。没有本能，人类的一切努力，无论艺术、科学还是立法，都将是无生命的。没有本能，就没有活的社会纽带，理性主义只能创造出一个“机械的、无生命的”社会。
奥陀耶夫斯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坚信，西欧居民失去的本能力量财富被保存在俄国，保存在这个仍然生活在“英雄时代”的年轻国度中。由于彼得的改革，俄罗斯人已被欧洲的文明成就所同化，他们虽然获取了老人的经验，却依然是孩童。因此，俄国如今被赋予一项崇高使命，即向欧洲古老、僵死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值得补充的是，奥陀耶夫斯基的德国导师们也分享了奥陀耶夫斯基的某些想法。1842年，当奥陀耶夫斯基身在柏林时，谢林曾对他说，俄国“注定会建立伟业”。德国哲学家弗朗茨·冯·巴德尔在其晚年曾给俄国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伯爵寄去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标题意味深长：《俄国教会在西方基督教衰落背景下的使命》。
在奥陀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俄国和西欧并非相互对立的两极，俄国的使命是拯救欧洲文明，而非用一种全新的、迥异的文化来取代欧洲文明。在某些方面，他预先道出了斯拉夫派对欧洲的批评，但他也希望俄国能吸收欧洲文明中一切最好的东西，并在其中注入新生命，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和年轻的赫尔岑亦持同样看法。
奥陀耶夫斯基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持有的社会观则是保守的浪漫主义之典型代表，他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和自由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缺乏诗意元素的机制，一种以自身利益为动机，没有任何道德纽带加以束缚的个体聚合物。在他看来，俄国的半封建制度远比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优越，尽管他也承认，俄国的制度尚有待改进。例如，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作为人民的监护人，最好能接受特殊的道德测试和科学知识考试。话虽如此，奥陀耶夫斯基也认为后一个观点过于大胆，他期望到20世纪初再实施这一举措。
爱智派的思想及其在奥陀耶夫斯基后期著作中的延续，构成了俄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方面，通过在俄国普及德国哲学，尤其是谢林哲学，爱智派为俄国接受黑格尔哲学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也许这才是主要的方面），他们是斯拉夫派的直接先驱（爱智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直接联结者是科舍廖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后来的俄国官方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和文学批评家斯捷潘·舍维廖夫也与爱智派有联系。最后，爱智派率先讨论的一些思想后来催生出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
（本文摘自安杰伊·瓦利茨基著《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