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成功导致了它的失败。随着自由主义发展到极致，它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解决方案来掩盖。选举政治、国家治理和经济出现系统性问题，公民对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失去信心，这些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相互关联的合法性危机，它们预示着自由主义的终结。
我们的政治眼界太窄，没意识到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运用自由主义就能解决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思想观念造成的系统性问题。问题不在于某个小环节，而是整个系统都有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到，自己正处在一场大危机中，我们最根本的系统性认知正在被摧毁。
自由主义那套好听的说辞现在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虽然那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坚持和维护它，但对于自由主义带来的新底层人民来说，它越来越像是一个谎言，而且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谎言。在那些被领导层告知政策会让他们受益的人中，不满情绪也在滋长，但自由主义还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信仰，尽管他们最应该看清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把普遍的不满、政治运作的困难、经济不平等、人民之间的分裂和民粹主义看作偶然的问题，认为其和系统性原因无关，因为他们在现有体制中有很多既得利益，所以自我欺骗。这种分歧只会越来越大，危机也会越来越严重，政治和经济上的临时解决办法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个体制的运作。自由主义的末日快到了。
这种结局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叫“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继续存在，但它的运作方式会完全违背它所宣称的自由、平等、正义和机遇。现在的自由主义将越来越依赖强制手段来维持自由主义秩序——特别是在由一小部分越来越不重视民主的精英统治的行政国家里。绕过民主和民粹主义的不满已经成为常态，支持自由主义秩序的是越来越强大的“深层国家”的力量，它拥有广泛的监控权力、法律授权、警察权力和行政控制权。尽管自由主义声称基于同意和民众支持，但这些手段仍将继续使用。这样的结局是矛盾的，就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见的，民主最终可能变成一种新的专制。
但是，这种结局肯定会伴随着动荡，暗示了第二个可能的结局——自由主义宣告终结，被另一种政权所取代。想象到这种结局的人，大多都对后续政权可能的残酷性予以了正确的警告。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沙俄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前的短暂自由主义盛行都是现成的例子。虽然这些残酷的失败案例表明，即使在后自由主义时代，这样的政权也不太可能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后自由主义公民的愤怒和恐惧，似乎完全有可能导致出现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威权主义或军事独裁。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表明，这两种结局都可能出现，但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然而，自由主义自身的失败可能预示着这种结局的到来，即使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不愿意承认他们在加剧普遍不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也只会增加这种可悲结局发生的可能性。现在的自由主义捍卫者把他们不满的同胞看作落后和反动的群体，经常用种族主义者、狭隘的宗派主义者或偏执狂这些恶毒的词语攻击他们。由于自由主义把自己看作一台可以自我修复的永恒政治机器，因此，其支持者几乎无法理解自由主义的失败可能导致它被一个残忍恶毒的后续政权所取代。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衰落政权的末期，它的支持者们不太可能努力提出一个人道的后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自由主义之后
设想一个人道的替代方案，来取代自由主义的独裁政权，或可能取而代之的僵化且很可能残酷的威权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游戏，最坏不过是白费力气。然而，如果想要避免自由主义之后的严酷生活，并带来一些可能更好的东西，参与曾经作为政治哲学核心的活动，即肇始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对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的权衡，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今天在我们这个完全由自由主义塑造的景观中只能看到最粗略的轮廓，那么我们需要试探性地迈出第一步。目的地是未知和不可预见的，这段旅程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我初步地将我的看法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我们得承认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能总想着回到过去，要抛弃那种想回到自由主义之前时代的想法。我们要在解决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的同时，继续发扬这些成就。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只能向前看。
第二，我们得告别那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时代。自由主义宣称的理想和公民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谎言已经没人信了。我们不应该去想什么替代意识形态（或者重新捡起某个更新版本的替代方案，比如复兴的极左意识形态），而应该专注于培养新文化、家庭经济和城市生活。
第三，从这些经验和实践的融合中，最终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这样的理论要避开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要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成就和它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对正义和尊严的要求。这种理论的轮廓已经有点眉目了，它以自由主义保留的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古典自由的观念）为指导，并结合了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经验和实践。迈向新理论的第一步虽然是试探性的，但考虑到西方传统中那些自古以来一直有吸引力的基本政治理想，它的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
没有回头路
和人类的其他创见一样，自由主义也有它的成就。当然，那些只活在自己小世界里的自由主义者太自满了，所以有必要展示他们成功背后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更人性化的后自由主义未来，我们就不能假装自由主义时代不存在，或者简单地抛弃它，试图回到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田园牧歌式的过去——尽管过去可以指导我们走向新的可能性。迈向后自由主义时代的每一步，都应该从理解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开始，并努力实现自由主义承诺的崇高理想。
虽然自由主义自称是全新的理论，拒绝了所有过去的政治架构，但实际上它吸收了从古代到中世纪的长期发展成果。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它从深厚的信仰和信念中受益。古代政治哲学特别关注如何避免暴政，实现政治自由和自我管理。我们政治传统中的基本术语——自由、平等、尊严、正义、宪政主义——都有古老的根源：基督教思想和它在中世纪的发展，强调个人尊严、人的概念、权利和义务、公民社会和社团的重要性，以及有限政府作为防止暴政的最佳手段。自由主义的吸引力不在于它对过去的拒绝，而在于它依赖于这些西方政治认同的基础概念。
自由主义的创造者接受了古典思想和基督教传统的语言和术语，即使他们改变了其意义和实践。他们反对古典思想和基督教对人作为社会和政治生物的理解，并提出自由、权利和正义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人性来实现。这使得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更接近大众，更受欢迎，但代价是建立了一个破坏这些理想的政治世界。自由主义与过去的决裂建立在错误的人类学观念上。然而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自由主义未能实现这些理想的不满增加，这些理想变得更加普遍和稳固。
西方哲学与其实践之间曾经存在巨大脱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理想与奴隶制、束缚、不平等、忽视女性贡献和专制等级制度并存。自由主义是西方基本哲学理念的巨大成功，是人们要求政治和社会更接近自由主义理想的体现。
然而，在推进这些理想时，自由主义通过其对人性及政治、经济、教育和技术应用的扭曲理解，背叛了这些理想。今天，我们的既定理想和实践之间也存在巨大脱节，与过去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我们难以察觉这种脱节，因为理想的失败已成为自由主义的固有问题。“自由”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承诺，但在许多领域，自由似乎正在消退，比如许多公民认为他们对政府几乎没有控制权或话语权。在发达民主国家，许多选民投票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声音会被听到，而是在反对一个不再承认自治权利的体制。同时，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却呈指数级增长，导致许多人因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而背负债务。作为公民，我们既无力控制政治领袖，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自由主义社会，我们被保证拥有公民权利，但在政治上却软弱无力，所谓“选择的自由”只是更深层次的束缚。我们可以选择开什么车，但很少有机会选择能否不在无聊中度过大部分生命。尽管存在疑虑和不满，我们仍然基本相信自由主义宣称的自由是现实。
迈向后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步骤是人们要意识到，虽然自由主义最初吸引人是因为其值得称赞的理想，但它的成功往往是通过扭曲这些理想来实现的。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经常把将女性从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认为任何批评自由主义的声音都是想把女性推回到自由主义之前的束缚状态。然而，这种解放女性的主要实际结果是让许多女性进入市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大军，而像温德尔·贝里这样的传统主义者和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都认为这种解放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美国早期的流行观点几乎被人遗忘，即自由不仅是免于国王的专制，也包括免于雇主的专断。如今，我们认为女性解放的最重要标志是她们越来越多地从生物限制中解脱出来，这使她们能够服务于不同的、无实体的“企业”美国，并参与到一个实际上抵消了任何真正的政治自由的经济秩序中。自由主义认为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就等于解放，但它实际上是将女性和男性都置于一种更加全面的束缚之中。
自由主义兴起于对一系列崇高政治理想的诉求，却导致了新的、全面的堕落。用不那么仁慈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们有意挪用了原本被广泛共享的政治理想，并颠覆它们，使那些最能从新定义的自由、民主和共和主义中获利的人受益。承认自由主义的成功，意味着既要承认其最初吸引力的合法性，又要认识其失败的更深层原因。这意味着要提供公民和个人自治所需的真正人类自由，而不是那种结合了系统性无权、消费主义和性自由的“自主”幻觉的替代版本。自由主义既是西方理想的恩赐，也是灾难，也许它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它的失败、虚假承诺和未实现的愿景将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事物。
意识形态的终结
自由主义诞生于“顺应人性”（take men as they are）的口号，旨在建立一种基于对人性有清醒认知的现实主义新政治。然而，它那“顺应人性”的主张却基于一个虚构的前提，即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极端自主的人类。围绕这种扭曲的人性观塑造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成功地改造了人类，使其与这种形象相符，但却产生了可预见的后果，即将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自由主义一直鼓吹人类“应该”如何生活，但却伪装成中立，掩盖了这些规范性理念。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一样，它也召唤了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机器来实现其愿景，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和损害了人类。更人性化的政治必须避免用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诱惑。政治和人类社群必须自下而上，从经验和实践中逐步形成。
自由主义最具破坏性的虚构之一就是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授权说，它描绘了一个虚构的情境：自主、理性的人们经过计算和衡量，缔结了抽象的契约，建立政府，而这个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权利”。这种同意观将所有“非选择性”的社会形式和关系归类为“专制的”，因此是可疑甚至是非法的。当下的自由主义已经成功地从一项政治工程扩展为一项社会甚至家庭工程，企图瓦解所有社会纽带。当自由主义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从根本上拒绝自由主义前提的宗教机构时，我们目睹到政府越来越明显且积极地推进其力量，试图控制宗教和家庭的实践和信仰。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个人只有在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建立任何关系或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参与到功利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并且在不满意时能够重新塑造这些关系。我记得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和一些同事讨论了一本关于阿米什人的新书，那次对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们讨论的是他们的“奔波”（Rumspringa）习俗，就是让刚成年的年轻人离开社群一段时间，去体验现代社会提供的一切。这个分离期通常有一年左右，然后年轻人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绝大多数人——将近90%，会选择回到阿米什人的社群，接受洗礼和社群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限制他们享受现代社会的乐趣。我的一些前同事认为这不是年轻人作为自由个体做出的“选择”。其中一位说：“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解放他们。”完美的自由主义同意需要完全解放的个体，而阿米什青年对家庭、社群和传统的依恋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主义对家庭、宗教、文化这些联系持怀疑态度，却没意识到它自己塑造年轻一代的方式也是在强迫他们接受特定的生活、信仰和世界观，而这些从未被自由主义之外的标准评价过。阿米什人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举其他例子）给年轻人选择权，决定是否留在这个文化中，但只有回归主流社会才被认为是真正行使了选择权。对自由主义的默认接受，不管多么不经思考，都被看作是“默认同意”，而加入传统社群却被视为“压迫”或“假同意”。
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宗教、文化和家庭身份都被视为个人出生时的偶然。然而，对当代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说，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无意识继承的东西，任何替代方案都被视为可疑，甚至可能需要自由主义的干预。自由主义进一步忽视了文化本身的深层同意形式。文化和传统是世代积累的实践和经验的产物，这些经验是自愿积累和传承的，作为礼物送给后代。这种继承是深层次自由的结果，是与世界和他人代际互动带来的自由。它是实践积累的结果，后代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实践来改变它。
维持现有文化和宗教习俗，建立新的社群，需要比现在对自由主义的被动接受更强的责任感。这很有讽刺性（也可以说这是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好处），现在正是自由主义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缺乏反思的群体，而新文化的形成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审议、反思和同意。在自由主义越来越敌视自我强加的限制和约束（特别是，但并不仅仅是，在个人和性自主领域）的时代，许多人认为这种立场是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而非其巅峰，对于宗教社群来说尤其如此。但正是这种冲突，通过展示自由主义不惜一切代价重塑世界以符合自身形象的程度，凸显了在自由主义暮年的废墟之外建立替代性社群和新文化的必要性。
后自由主义实践的兴起与理论的新生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们渴望一种系统性的替代方案，来对抗自由主义提供的那种冷酷、官僚和机械化的世界。这种渴望在正统宗教传统的遗民身上尤为明显，不仅存在于像阿米什人这样自给自足的社群中，而且在不断壮大的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国际化宗教运动中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罗德·德雷埃尔（Rod Dreher）在《本尼迪克特选项》（The Benedict Option）中提出并探讨的“本尼迪克特选项”也越来越感兴趣。在一些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关怀、耐心、崇敬和谦逊等品行的积累，这些人和那些虔信者一样，正在家庭、当地社区和市场中重新发现旧习俗，并创造新的习俗，以培育新的文化形式，而这些正是自由主义试图根除的东西。
这些努力通常被称为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但它们更应该把自己理解为反—反文化运动（counter-anticulture）。在当今的反文化氛围中建设新文化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制造了一片文化荒漠，而且还极力打击竞争对手。文化是自下而上建立的，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它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DNA”。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实际上与文化习俗更具有机性的起源和发展相矛盾。然而，修复被自由主义严重破坏的文化景观所需的独特环境要求一些新的东西。讽刺的是，考虑到自由主义留给我们的默认的基于选择的哲学，未来可能哺育出的非唯意志论的文化景观，必须从唯意志论的意图、计划和行动中诞生。
我们得着重于建立和维护社群文化活动，培养家庭经济和城市生活，或者说是公民共同参与的自治形式。这些做法都旨在抵制自由主义营造的那些抽象、没有人情味的本地环境，从中产生记忆和相互间的义务。虽然文化最直接的培养和传承是在家庭里，但它是在由家庭组成的社群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注重那些围绕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的仪式。文化会考虑到本地环境，通常从本地的地理和历史中得到灵感和营养。它通过故事和歌曲把记忆一代代传下去，不是好莱坞或麦迪逊大道包装的那种，而是来自特定地方的声音。正如“文化”（Culture）这个词所暗示的，它总是和“崇拜信仰”（cult）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乡土是与普遍、永恒、神性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并最终将这些表达出来。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的多样性，即多元但根植于跨文化的人类真理，并因此得到许多人的赞美。
反—反文化运动也需要发展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就是那些支持家庭兴旺的经济习惯，这些习惯反过来又把家庭变成小型经济体。实用性和便利性应该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重视本地知识和技艺的实践。自己动手做事的能力——通过自己和孩子的手为家庭提供必需品，应该比消费和浪费更受重视。建造、修理、烹饪、种植、腌制和堆肥的技能不仅支撑家庭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还能培养出作为文化和共同公民生活基本来源的实践和技能。它们教会每一代人认识自然的需求、恩赐和局限，人类参与和庆祝自然界的节律和模式，并且远离现代市场虚假的自由导致的破坏文化的无知和懒惰。
和家庭经济技艺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尽量减少参与现代经济中的抽象和非人格化活动。在家庭中学到的技能和性格倾向应该扩展到家庭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友谊、地理和历史都是经济交易中的重要因素。重视匿名性的经济会培养出无法正确看待、理解和讨论彼此以及与世界之间关键关系的公民。我们的经济鼓励人们对商品的来源和去向普遍无知，这种无知反过来又会在消费狂潮中助长冷漠。就像自由主义政治一样，自由主义经济只关注短期利益，因此缩小了我们的时间视野，排斥了对过去的了解和对未来的关注。这样的经济会创造只为当下而活的债务人，他们确信儿孙自有儿孙福，以一种透支未来的消费方式消耗当今的地球资源。相比之下，地方市场会培养时间意识和基于地方的关系，并必然引导我们超越个人的算计。买卖双方交易时，会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如何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群，并意识到一些利润将被重新投资于家乡，造福朋友、邻居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
更加重视家庭经济和地方交流，必须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治。如今，我们用投票年龄人口的投票率来衡量政治健康状况，尽管这个比例在过去几次选举中有所增长，但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公民健康标志也徘徊在50%至60%之间。然而，全国范围内对总统选举的痴迷，以及将政治对话和辩论简化为争论联邦政府产生的问题，更多地表明的是公民社会的病态而非健康。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项旁观运动，被包装成供消极大众消遣的娱乐节目。选举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自治的假象，但其主要功能是满足残存的公民冲动，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作为雇员和消费者的生活中。
托克维尔在1820年代后期访问美国时，惊叹于美国人自己动手解决政治问题的精神。不像他那些被动顺从中央贵族秩序的法国同胞，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当地集会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结社的技艺”。他们对遥远的中央政府漠不关心，而中央政府当时拥有的权力也相对较少。托克维尔写道，当地的乡镇政府是“民主主义的课堂”，他赞扬公民们致力于确保共同生活的福祉，这不仅是为了实现目标，更是为了培养习惯和习俗，并为公民自身带来有益的改变。他认为，公民参与的最大好处不在于其对世界的影响，而在于它对参与公民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当使公民们全都参加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必然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有时还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像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实践会在那些有意识建立的社群里发展，这些社群会得益于自由社会的开放性。它们会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被看作一种选择，尽管在更广泛的文化里会受到怀疑，但只要它们不对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运作构成威胁，基本上就会被允许存在。然而，正是从这些社群中学到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一套可行的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这套理论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假设，这些假设不是基于假定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以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和市场为终点，而是建立在人的关系、社会性和学会为了他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性牺牲个人利益的能力上。随着自由主义秩序的消失，这些反主流文化运动将不再被看作“选项”，而是必需品。
然而，在自由主义既取得胜利又走向衰亡之后，我们必须抑制住设计一种新的、更好的政治理论的冲动。追求完整的理论正是最初导致自由主义及其继任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呼吁恢复文化和人文教育，限制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限制自由主义的技术，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人们会要求得到全面的保证，即预先防止因种族、性取向和族裔偏见而产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并依法防止地方独裁或神权统治的出现。这种要求总是导致自由主义霸权的扩大，同时伴随着沾沾自喜的自夸，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和平等，即使我们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市场扩张的影响，并且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更多的控制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由主义通过加剧不平等，并以确保平等和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来继续扩张其全球统治。但也许还存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从善意的人们开始，以不同于自由主义最想培养的那种无根基和非人格化生活的方式，形成独特的反主流文化社群。随着自由主义的顶点变得更加清晰可见，随着其内在的失败将更多的人抛入经济、社会和家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之中，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所谓不断完善的自由状态让我们变得既“独立”又“软弱”，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那些曾经认为这些实践社群奇怪和可疑的人，将越来越把它们视为灯塔和野战医院。从替代性社群形式的工作和榜样中，最终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政治生活体验，它根植于实践和共享自治的相互教育。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在本地环境中培养的实践，这些实践专注于创造新的、可行的文化，根植于家庭内部的技艺经济，以及公民城邦生活的创造。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好的理论，而是更好的实践。这样的状态和它所鼓励的不同哲学，最终可能配得上“自由”的称号。经过一个长达500年，现在已经结束的哲学实验，我们已经为重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铺平了道路。对当今人类自由的最大证明，在于我们想象和建立后自由主义自由的能力。
（本文为帕特里克·德尼恩著《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结论部分，梁乃夫、林泽正译，新星出版社，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