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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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沉思

2002.6.6

被误读的孔子——读钱锺书札记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钱锺书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涉及孔子凡五十多处。其中我认为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者,莫过于以下一段话:孔子之于刘汉,遂似希伯来先知之于“弥赛亚”(《管锥编》第1册第293页)。“弥赛亚”是希伯来文mashiah(“受膏者”)的音译。是上帝敷以圣膏而派立的救世主。在犹太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前后,“弥赛亚”一词又被赋予一种特定含义,《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将“弥赛亚”与国家的复兴联系起来。按唯物史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那么,为何钱先生说到刘汉时,孔子竟被誉为救世主呢?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我国除奴隶制的周期长达744年之外,从秦到清,历代王朝的寿命如何?较长的: 一是唐: 289年;一是清: 295年;但最长的还得数汉朝: 405年。西汉统治的鼎盛期为汉武帝刘彻时,东汉的复兴期为汉光帝刘秀时。这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是非常尊崇孔子的。另外,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名曰汉,其语言叫汉语;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语文,谓之汉学。如此看来,一个“汉”字,其涵盖面之广,与汉朝年代之长,似乎不无关系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汉武帝为何对孔子情有独钟,分析得颇为透彻:以小亭长出身的开国天子汉高祖,原来非常侮谩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迨叔孙通略施小技,制定朝仪,始知此道有益于统治,乃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然儒家思想真正有益于治道的体验,还是经过高、惠、文、景数世的事变,才逐渐领会到的。高祖在世有信、越等功臣叛变,惠帝之世有诸吕外戚叛变,景帝之世有吴、楚等宗室叛变。该如何才能使这个大一统的局面稳固维持下去呢?他们痛切感到巩固专制政体,最需要的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方略。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于是董仲舒其人便应运而生了。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的神灵,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创立了“天人感应”说,颠倒了大自然和精神的关系。他还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构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加强了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精神枷锁对人民的桎梏,为君主代表天意进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将“三纲五常”视为万古不变的“道”——即永恒的规律。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董仲舒:“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孔学原本是春秋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并不受诸侯国欢迎的“民间”一大学派。孔子绝不等于“孔家店”。早期的儒家与汉武帝之后的儒教,更不是一回事。是董仲舒把儒家神学化,变成了一家独鸣的官学。董仲舒改造后的孔子已经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孔子了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论及孔丘为何在汉朝被统治者看重的原因。儒家的思想作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理论工具。孔丘基本上是奴隶主阶级改革家,他的思想在当时是保守的。但从时间上说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哲学家。

“孔家店”的第二任领袖,我以为是南宋时的朱熹,他所创的理学,大大强化了“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

我认为从董仲舒到朱熹特别选中了孔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百家以孔、老、墨三者为最。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的威权,可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管制;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对人民言服从。孔子不是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而儒家又对君主讲仁政,以宗法的孝父亲子之“仁”,为维系社会之手段,以达到巩固君权之目的,这对当时社会,是最为合拍的;帝王驭民之策,殆莫过于通过仕人从思想上加以牢笼,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汉武帝儒术之动机,不是有契于仁义恭俭,实在是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儒术,备有以下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一) 天道观念;(二) 大一统观念;(三) 纲常观念。

所谓“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书经·洪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形式上的大一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自汉武帝时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其道在于纲常之教,纲常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孝经》)

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家族化,这是孔子伦理政治的神髓所在。“移孝作忠”,都不过表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终目的无非是要加强“君为臣纲”的统治作用。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就是“一人成佛,鸡犬皆仙”,“满门有庆”。政权的核心是靠血缘宗法来维系的。汉高祖刘邦就曾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得称王”。以后直到满清的爱新觉罗氏,后代皆龙子龙孙,这种血统论,成了延绵两千多年的最高权力世袭制——“君权天授”的理论根据。两千多年来,儒家成了历代中国人的不是宗教的宗教。

被误读的孔子,董仲舒之后早已面目全非

但是实际上,刘汉真正实行的是霸道与王道的杂用。汉宣帝和南宋的陈亮,都是主张王、霸并用的。王道重于怀柔,霸道重于暴力,前者为表,后者为里,孔子不过是一个被借用来救世的傀儡而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黄老之术,所以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卷15《宋明帝》第36页)

毛泽东对此批道:“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批道:“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据笔者理解: 毛泽东无非是说,法家赤裸裸无矫饰。毛泽东还批道:“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就是说形式上满嘴仁义道德;而实质上实施的却是严刑酷法。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822期第A0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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