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些书不到四十岁便不能硬着头皮写。”
——《哈德里安回忆录》创作笔记
《哈德里安回忆录》
本书曾部分地或整体地构思、写作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尝试过不同形式。手稿后来全部销毁，那是应该销毁的。
一九二七年前后从福楼拜的一本通信集中读到这么一句话，反复诵读并且重重划上线，久久难以忘怀：“从西塞罗到马克奥勒留是仅有的一段神不再存在，上帝还不存在，人是唯一存在的时期。”从此我的大半生将努力去了解这个时期独立而又和一切相联系的人，然后去描写他。
一九三四年重新动笔；长期研究；写了十五页，自认为这十五页是可以定稿的；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屡拾屡辍。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部小说在我的头脑里是一系列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可以听到当时所有人物的声音。然而写来写去，细节总是掩盖整体，局部总是破坏全局的平衡；乱哄哄的叫喊把哈德里安得声音淹没了。我没有能力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和耳朵来组织整个世界。
一九三四年的底稿只剩下一句话：“我瞥见了死亡的身影。”犹如画家面对着地平线，把画架忽而挪到右边，忽而挪到左边，我终于摸索到了这本小说的透视点。
写一个人被历史所认识、完成和固定的生活（按照生活可能的程度），一下子就展示它的全部轨迹；不止于此，还要找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此人能够估量检查自己的一生，并最终加以评判。要让他用我们相同的态度来看自己的生活。
许多上午消磨在哈德里安别墅；数不清的晚上待在奥林匹翁路边的小咖啡馆；不停地往返于附近的海绵；到小亚细亚旅行。要想利用这些个人的记忆，必须使这些记忆变得和公元二世纪一般遥远。
时间的经验：二十八天、十八个月、十八年、十八个世纪。稳固生存下来的雕像，譬如卢浮宫里安蒂诺乌斯·蒙德拉哥纳的头像，在这死亡的岁月里它们仍旧或者。同样的问题可以从人类世纪相袭的角度来看；有二十四个双手枯槁如柴的大臣，有大约二十五个老头子就可以在哈德里安和我们之间建立一种不间断的联系。
一九三七年第一次在美国居留，到耶鲁大学图书馆为这本书查阅资料。写了看病一节和放弃一切活动一节。目前的版本保留了这两个片断，当然已经过修改。
总之我还太年轻。世上有些书不到四十岁便不能硬着头皮写，因为人不到四十岁往往看不到主要自然界线的存在，这些界线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划出了人类无限丰富的差异，或者恰好相反，很简单的行政分工、海关、军队的岗哨带上了异乎寻常的意义。要学会准确估算我与皇帝的距离是非到四十岁不可的。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此书的写作中断（在巴黎的几天除外）。
读TE劳伦斯的回忆，它印证了哈德里安回忆中有关小亚细亚的描写，不过哈德里安回忆的背景不是沙漠而是雅典的山峦。劳伦斯的回忆使我思索良久。这个看破一切（首先是看破自己）的人的经历在我心里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想在哈德里安身上表现这样一种人的观点，这种人从来不放弃什么，即使在这里放弃了，也是为了在别处索取。当然，不言而喻，禁欲论和享乐论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美国，手稿和大部分笔记都丢在欧洲了，不过倒带了过去的在耶鲁写的几份提纲、一张图拉真去世时罗马帝国地图——这张地图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还带了一张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安蒂诺乌斯雕像图片，是一九二六年在博物馆买的。图片上的安蒂诺乌斯很年轻，既严肃又温和。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放弃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有时候又记起它，不过总是很泄气，几乎是漠然的，仿佛是想到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我为自己曾如此异想天开而脸红。
一个不写作的作家的绝望情绪包围了我。
当我心灰意懒、百无聊赖到极点的时候，我就到漂亮的哈特福特博物馆（康涅狄格州）去看卡纳莱托的一幅罗马风景画，画面上先贤祠是棕色的，闪着金光，映衬在夏日傍晚蓝色的天空上。离开这幅画时心里宁静、温暖。
大概在一九四一年吧，我在纽约的一家杂货铺里偶然发现了比拉内西的四幅版画，我和G把四幅画全买下了。其中有一幅是哈德里安别墅，这别墅我过去没见过，上面画了卡诺普的小教堂。我们现在在梵蒂冈看见的埃及风格的安蒂诺乌斯像和几尊玄武石女祭司像就是十七世纪时从这个小教堂里搬走的。教堂是一座圆形建筑，闪亮的穹顶和有点像人的脑壳，四周飘散着稀薄的雾气，仿佛一束束白发。比拉内西是个颇有灵气的画家，他从这个小教堂体悟到了人的幻觉、漫长回忆的陈迹和人的内心世界悲剧性的结构。有好几年我每天看到这幅画，但却丝毫也不曾想到过去写的那本书，我自己觉得那本书已经抛到脑后。所谓记忆这东西往往要经历这样奇怪的曲折。
一九四七年春，整理文稿。把在耶鲁写的笔记付之一炬，这些笔记看来完全派不上用场了。
小说虽然不写了，哈德里安的名字却出现在我一九四三年写的关于希腊神话的论文里，论文刊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凯洛伊斯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上。本来已经忘却的安蒂诺乌斯一九四五年又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在一篇题为《自由心灵颂》的文章中提到他，此文一直未发表，刚写完我就患了重病。
我一直在想，既然有许多话这个笔记里没讲，那么讲出来的一切就不那么准确可靠了。笔记的中心是个空洞。不可能在这里讲述我几年做的一切，也不可能谈我全部的工作、忧愁、欢乐，以及我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和自我在事实这块试金石上经受的考验。对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其他更加隐秘的经验，对爱情的不断的体验和探索，我也保持沉默。
管他呢，或许必须有这样的休止，只要断绝利欲，总会有好处。这些年我身处异国，一直在读古代的作品。洛伯·海恩曼出版社出版的红皮书和绿皮书成了我第二个祖国。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最好的办法是再现他的书房。有好几年时间，虽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是在做着预先往提布尔的书房里填书的工作。以后只要想象一双肿胀的手如何伏在摊开的手稿上就够了。
十九世纪考古学家从外部做的事我要从内部去实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收到从瑞士寄来的一口箱子，里面装满了家书和十年前的旧信札。箱子是大战时存放在瑞士的。我坐在火炉边清理这些旧物，恍若在处理死人留下的清单。独自度过了好几个夜晚。我把信一扎扎解开，读一遍，然后销毁。这些来往的信函，对方是什么人我已经忘了，而对方也已经把我忘了；这些人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在九泉之下。有几封信是上辈人的，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什么玛丽，什么弗朗索瓦，什么保尔，所有这些人都不在了，信里谈的思想也已经死了，我机械地把这些信扔进火里。我打开四、五张打字信笺，抬头写的是：“我亲爱的马克......”马克......朋友？情人？远房亲戚？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起这么一个人。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马克是马克·奥勒留，眼前的这几页信纸正是我以为已经丢失的手稿。从今天起重新拿起笔来写这本书便成了我义无反顾的责任，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那天晚上我从也是刚刚寄还我的书堆里翻出两本，这堆书是已经七零八落的藏书的残余、一本是昂利埃斯蒂安出版社的精版卡西乌斯的著作，另一本是某家出版社印的一卷《奥古斯丁传》。这两本书在当时是了解哈德里安生平的主要依据，决定写这本书时买的。从那时到现在，世界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我个人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这段永逝不返的时代，向这个皇帝的生活投下了新的光线和新的阴影。过去我想把哈德里安写成文人、旅行家、诗人、情人，现在这些形象都没有隐没，不过在这些形象之中我第一次异常清晰地发现了另一个形象，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神秘的形象，即皇帝的形象。世界的分裂教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
描绘、修改一个聪明人的画像在我是一大乐事。
其他历史人物对我有差不多相同吸引力的只有一个，就是诗人兼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不过海亚姆一生耽于沉思冥想，自视清高，行动的世界对他是太隔膜了、再说我对波斯一无所知，对波斯语也一窍不通。
拿一个女人来当主角，比如说，不是哈德里安而是以波洛丁娜作为小说的轴心，这是不行的。女人的生活太狭窄，也太隐蔽。你让一个女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么人家的第一个批评就是说她不像个女人。其实借男人止口讲出真情已经困难重重了。
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城，随身携带稿纸准备重新动笔，不过好像一个人跳进河里，能不能游到对岸心里并没有底。从纽约到芝加哥，通宵达旦关在卧铺车厢里工作，仿佛封闭在地下墓穴中。翌日，在芝加哥车站餐厅等待被暴风雪围困的列车，写了一整天。紧接着又是一夜，在赴圣菲的特别快车的游览车厢里工作到天明，两边是科罗拉多州那些大山的圆形山丘和万世如斯的星宿。饮食、爱情、睡眠、对人的认识等章节一气呵成。想不起还有哪一天像那么紧张，还有哪一夜像这样清醒。
对于三年的研究我尽量一笔带过，这工作只能叫专家产生兴趣，对于我是如何学会梦呓的，我也尽量一笔带过，因为这只有精神病患者的兴趣。何况梦呓这个词与浪漫主义关系太深，不如说是对已经的存在作一种持久的、尽可能有见地的亲身体验。
一只脚踏着积累资料的船，一只脚踏着幻术船，或者更准确地而且不用隐喻地说，依靠交感幻术。所谓交感幻术就是钻到家人心里化为他的思想。
《哈德里安回忆录》是一个人的讲话。用第一人称写是为了避免任何中介，即使这个中介是我自己。由哈德里安来讲自己生平一定比我讲得实在，比我讲得有声色。
有人把历史小说单独列为一类，忘记了小说家所做的不过是运用现时的手段解释一定数量的历史事件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个人或非个人的回忆，这些材料与历史并无二致。《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完全一样，都是重现一段往事。历史小说一八三〇年间淹没在通俗剧和连载侠义小说中，就连杰出的《朗热公爵夫人》和独树一帜的《金眼女郎》也不例外，这是实情。后来福楼拜呕心沥血，借大量的细节描写重建了汉密迦的王府，又用同样方法重建了永镇。现代历史小说以及通常图方便称为历史小说的作品必须深入到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时代中去、并以此为契机去把握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世上的事情是不受时间影响。我一直很奇怪，现代人自认为已经征服、改造了宇宙，却不知道人能够随心所欲地缩短时代的距离。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会从我们眼前流逝。对我来说，亲生父亲的一生倒比哈德理你安得一生更生疏。倘要我写自己的一生，我也觉得很困难，而且只能从外部来写，仿佛是写别人。自己的记忆是飘忽不定的，必须查阅信件，必须求助于别人的回忆。自己的记忆永远不过是残砖碎瓦，不过是几片阴影。我要努力做到使小说中的漏洞和哈德里安本人记忆中可能有的遗漏相吻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历史的真实无论从哪方面都无从把握。这道理和其他道理一样明显：人或多或少都有弄错的时候。
行动准则：什么都学，什么都念，什么都了解，同事要使依纳齐奥·德·洛约拉的“训练”或者印度的修身法同自己的目标相一致。印度苦行者的修身法是垂眼合目创造一个形象，然后一连几年苦心孤诣地修炼，让这个形象在自己心中日益清晰起来。必须在成千上万的卡片中探求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必须努力叫石像活动起来，恢复柔软灵活的生机。当两份材料、两种意见、两种观点相互矛盾时，不要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把它们统一起来才有乐趣，应该学会把它们看作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不同方面、两个连续的状态，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因为它复杂，合乎人情，因为它丰富。你读一篇二世纪的文章，就要学会拿二世纪的眼光、心灵、感觉来读，让文章浸泡在由二世纪的事物组成的母液中。如果可能，要把二世纪的人和现代人之间一层层思想和感情的沉淀全部清除掉。当然，无妨利用——不过必须谨慎，而且从有关的那篇文章、那个事件、那个人到现在，在物换星移、事变更迭之中一步步打开的新领域。所有这些就犹如道旁的路标，利用它们是为了返回特定的历史时代。切莫带去阴影，莫让镜面蒙上雾气，从感官情欲和精神活动中挑选最本质、最持久的东西作为我们和历史人物的接触点。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也嚼橄榄，也贪杯，也会沾一手粘乎乎的蜜汁，也要在砭骨的寒风或滂沱的暴雨中挣扎，褥暑盛夏也要躲到梧桐树荫下，也玩乐，也思考，也衰老，也死亡。
我曾经请好几个大夫根据哈德里安传记的简短记载推断他患的是什么病。总的来说，它们的诊断和医院为巴尔扎克开的死亡诊断书相差无几。
把早期心脏病写到小说里以便更好地认识这种病。
哈姆雷特看到流浪艺人为赫卡柏哭泣，心里暗想：赫卡柏与他有什么相干？于是哈姆雷特不得不承认，这个流下真心泪水的伶人与三千多年前的赫卡柏之间建立的关系比他与父王之间的关系更深。他父王虽然尸骨未寒，但是他已经感觉不到这么强烈的痛苦，因而不能毫不拖延地去报仇雪恨。
人的躯干和体格结构几乎是不变的。脚踝的曲线、大筋的位置、脚趾的形状比什么都稳定。然而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鞋子对人脚的扭曲比较轻。在本书讲到的这个世纪里，人还比较接近于赤脚的自由和真实。
当我让哈德里安把目光投向未来时，我十分注意要真实可信。他对未来的推测必须含混。一般说来，公正分析世间的事情很少需要考虑事情未来的发展。相反，倘去预测事情的未来的发展道路、未来细节和波折，就会屡犯错误。拿破仑在圣海伦岛说，他死后几百年之内，世界要么发生革命，要么将被哥萨克统治。他把问题的两个方面摆出来，然而他想象不出这两个方面如何能够重叠。可是总地说，我们之所以不愿对即将到来的时代作出大体的推测，纯粹是因为自大，因为怯弱。古代的自有学者同我们一样用物理的和一般生理的语言思考：他们就研究人类的末日和地球的毁灭。普鲁塔克、马克·奥勒留都极明白，一切神灵，一切民族的文明都要成为过去，都要死亡。并不是只有我们才直面残酷的未来。
赋予哈德里安远大的目光，意在强调他身上很接近浮士德的方面。这些方面从《女预言家之歌》、阿里斯狄德的文章或者弗隆东刻画的哈德里安老年的肖像都可以看出来。对也罢，错也罢，反正后人多赋予垂老的哈德里安一种很浓的人情味。
若不是这个人维护了世界和平，繁荣了帝国经济，我才不会对他个人的幸福和苦难有那么大的兴趣哩。
把各种材料加以比较的工作永远也不能说已经足够了。哈德里安从底比斯围猎满载而归，他赋诗一首献给爱神和“赫那孔山中、那喀索斯泉边”的希腊的维纳斯。当时是一二四年秋。大约就在这前后，阿德里安到曼提尼，据波查尼亚斯说，他在那里重修了艾巴美侬达斯的墓，在墓上刻了一首诗；诗文后来佚失了。哈德里安这个行动的全部意义只有读了普鲁塔克《莫拉利亚》中的一节才能明了。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与艾巴美侬达斯同时阵亡的两位年轻朋友和他葬在一起。如果我们同意哈德里安和安蒂诺乌斯是一二四年之间在小亚细亚相识的说法——这个说法终究是最令人信服的，从肖像学的发现来看也最站得住脚的，那末这两首诗便可归入无妨称为“安蒂诺乌斯系”的那部分诗。两首诗都是为多情而勇敢的的希腊写的。年轻的宠臣去世以后，阿利安拿他同帕特洛克罗斯相比时也是这样来描写希腊的。
有几个人物，很想更细微地刻画他们的音容笑貌，如波洛丁娜、萨宾娜、阿利安、苏埃托纳。但是哈德里安对他们的观察只能是间接的。就是安蒂诺乌斯吧，皇帝也不能不经过折光，不能不经过记忆去看他，就是说不免带着一种细琐的感情，不免有讹误。
安蒂诺乌斯的气质只要寥寥数笔就能全部勾画出来。Eager and impassionate tenderness, sullen effeminacy,雪莱以诗人的纯真，仅仅用了六个字便切中精神，放在十九世纪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嘴里，那是非有一本正经的长篇大论或者空空洞洞、错误百出的高头讲章不可的。
安蒂诺乌斯的雕像多得数不胜数，有的令人叹为观止，有的则平淡无奇。这许多像千差万别，究其原因，或因为雕刻家的技巧参差不齐，或因为安蒂诺乌斯本人年岁的差异，还因为有的像是以活人为模特儿，有的则是人死后为纪念他而制作的。尽管如此，这些雕像无一不以其难以置信的逼真令人惊讶，在表现手法上不论有多大差别，像上的人都是一眼便知其为谁的。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还因为像上的这个人既非政治家，又非哲学家，不过是一个宠臣而已，这在古代遗留下来的万千雕像之中实属仅有。安蒂诺乌斯的像两个最漂亮的恰好是最少为人所知的，而且幸亏这两个像，一位雕刻家的名字才免遭埋没。其一是浮雕，背面刻的名字是阿弗洛狄西亚斯的安托尼努亚斯，五十年前从一所农业科学研究院发掘出来，如今就陈列在农科院行政会议室里。罗马城里的地雕像确实太多了，这个浮雕不见于任何一本导游手册，旅游者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安托尼努亚斯的这个作品用的材料是意大利大理石，据此可以断定制作于意大利，而且十有八九就在罗马，作者不是久已在罗马居住，就是阿德里安某次外巡时带回罗马的。作品玲珑剔透，中间是人物的头，四周环绕着葡萄叶图案和阿拉伯花纹，人物面容忧郁，头微微低垂，令人油然想到一个人短暂一生中的收获，想到空气中果香弥漫的秋夜。作品现在还带着二次大战期间在地窖里几度春秋的痕迹，洁白的大理石暂时还沾着灰土的污痕，左手断了三个手指。看来人若发了疯，连神灵也遭殃。
（以上所记发表于六年前。后来安托尼努亚斯的作品转到了罗马银行家阿尔杜洛·奥乔手里。奥乔这个人很特别，倘若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世肯定会对他产生兴趣。他钟爱这个美丽的艺术品就像爱离罗马不远他的领地里那些自由放养的动物，爱他在奥尔贝戴洛庄园栽种的大片树木一样。这是难得的情操。司汤达在一八二八年就说过：“意大利人讨厌树。”如果司汤达现在目睹罗马的投机商往亭亭如盖的松柏上喷开水，毁掉上万棵松柏，他又将作何感想？投机商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树太漂亮，受到城市法的严密保护，妨碍他们营建自己的“蚁穴”。奥乔所讲究的排场也是与众不同的。如今又多少人在他们的树林草地上放养动物不是为狩猎之乐，而是为重建伊甸园似的乐土？就说古代雕像吧，这些安静的东西虽然可以长存，然而又十分脆弱，在当今这个动荡不安、前景幽暗的世界上，就连收藏家们也是极少愿意问津的。安托尼努亚斯浮雕的新主人遵照专家的意见，请能工巧匠仔细清洗了雕像，用指尖慢慢地、轻轻地揩去污垢和霉迹，恢复了大理石洁白如象牙的原貌。一九五八年识。）
安托尼努亚斯的另一个杰作就是那块有名的红玛瑙雕刻，上面镌刻着杰姆·玛尔波列夫的名字。玛尔波列夫的收藏如今已经完全散佚，这块玛瑙雕刻当年便是其中的藏品。有三十多年时间这块雕刻销声匿迹，仿佛又埋进黄土。直到一九五二年春天伦敦的一次大拍卖它才重见天日。趣味高雅的大收藏家乔奇奥·圣乔治把它买回罗马。蒙圣乔治先生厚谊，我有幸目睹了这块稀世之宝，并且有幸把玩片刻。作品的背面刻了一个不完全签名，据种种理由判断，就是安托尼努亚斯。小小的一块玛瑙，上面只刻了一个侧面像，然而由于艺术家巧运匠心，竟得以和巨大的人像和浮雕一样成为失传的古代艺术的明证，有人拙劣地浇铸了一个金衬子托在作品的背面，后来辗转易人，从一个不知名的收藏家的手里换到另一个不知名的收藏家的手里，最后流传到维也纳，当地十七世纪的一个收藏中就列有这个作品。注明古董家盖文·海弥尔顿买下这块雕刻带回英国，后来它又从英国返回它的诞生地罗马。如今世上所能见到的古代珍奇异宝，比较有把握是阿德里安经常把玩的大概只有这么一件了。
有些再简单不过、文学意义再普通不过的事，我们竟要深入到问题最隐蔽的方面才能发现。研究了阿德里安的秘书弗雷贡以后才明白，歌德和写《科林斯人的婚礼》的法郎士从中获得灵感的世界上第一部鬼混故事，那篇美丽、阴森、情深意切得《科林斯人的未婚夫》，便是出资这个被后世遗忘的人之手。弗雷贡还写过双头怪兽和能生育的阴阳人的故事，和《科林斯人的未婚夫》用的是相同的笔调。那种对人类范围以外的一切所表现的恐惧和好奇也是相同的。这些故事很可能是——起码在某些日子里——饭后茶余与皇帝聊天的资料。
倘有人以为与其写《哈德里安回忆录》，倒不如写《哈德里安日记》，那便是忘了注重行动的人是不写日记的，须到晚年无所事事时他们才回忆，才写作，才经常对自己感到诧异。
素日缺乏材料，然而阿利安就黑海巡航写给皇上哈德里安得信已足以勾画出皇帝的特点：身为一国之首什么都想了解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和平和战争问题的关心，对精美而逼真的雕像的兴趣，对诗歌和历代传说的热爱。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世界，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世界自从马克·奥勒留死后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连敬重和尊敬都有微妙的区别，然而阿利安身为文人、行政长官，都能以朋友的口吻给皇上写信。他在信中无所不谈：缅怀古希腊令人愁思绵绵；含蓄地回忆失去的爱情；活着的人如何追求神秘的慰藉；到了异域他乡，不习惯蛮夷的气候，信中不免生出忧虑。信中有一段远远先于浪漫主义文学的对荒芜不毛之地的描写，满目苍凉，只有海鸟在盘旋。这让人想到从哈德里安别墅发现的现存瑟米斯博物馆的那个美丽的古瓶，瓶上画着一行鹭鸶展翅高飞，此外别无他物，唯有花瓶晶莹的大理石，像是茫茫的白雪。
一九四九年记。我越是想画一幅逼真的肖像，我就越写不出一本给人消遣的书，写不出一个叫人欢喜的人物。将来只有少数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才能理解这本书。
如今小说吞噬了其他一切文学形式，不用小说来写大概不行的。这部探讨一个叫哈德里安的人的命运的作品，放在十七世纪可以写成悲剧，放在文艺复兴十七可以写成随感录。
我单为自己另写了一本大书，这部小说便是那本大书的缩写。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把与另一个时代长久接触的幻觉中所产生的印象全部写下来，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哪怕是三言两语的谈话，举手投足的小动作，难以觉察的变化都不遗漏。在小说里浓缩为两行字的场面在我那本大书里则洋洋洒洒地铺开，好像故意在磨时间。这些记录加在一起可成就一部几千页的鸿篇巨制，可是我每天早上都把头天写的东西付之一炬。许多晦涩深奥的沉思冥想，几处相当色情的描写就是这样完成的。
有人说：“哈德里安就是你。”那未免太无知。有人说选取如此古老而遥远的题材太奇怪，那同样很无知。巫师招魂要割破拇指，因为他知道鬼魂听从他的呼唤是因为要吮吸他的血，他知道或者理应知道，他从鬼魂那里听到的话比他自己的叫喊更有意义，更值得倾听。
我很快就发现我是在写一个伟人的传记，因此我越发尊重事实，越发谨慎从事，而我自己则越发沉默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成了书便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写他的生活是为维护或者攻击某种社会制度，是为了说明投我们锁好的生活方式。然而这并不妨碍传记作品把一个人或捧上天，或踩下地，对具体事实或添油加醋，或讳莫如深。传记文学的名声往往坏就坏在这些地方，它用编造出来的人代替了大家所理解的人。不过不要忘了，不论一般人持怎样的看法，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图式都不是由一条水平线和两条垂直线构成的，而是由不断相交又不断相离并无限延伸的三条线构成的，这三条曲线是：他自以为是的那个人，他想做的那个人，他实际上是的那个人。
不论你怎么做，你都是在按你自己的方式重修历史建筑，你若能用真的石块去修，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一切经历过人类曲折道路的人都是我。
我对二世纪感兴趣，因为那是在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一批自由人生活的时代。就现代人来说，我们同那个时代大概已经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寒气袭人，美国大西洋海岸的荒山岛，四周是近乎极地的静寂，这时我努力在自己面前重现公元一三八年七月的一天，巴伊埃斯赤日炎炎，空气令人窒息。一条毛毯沉重地压在一双滞笨无力的腿上，间或传来风平浪静的大海难以觉察的呜咽，而这个人则只能听见自己弥留之际的喃喃低语。我努力再现那最后一口水，最后一次抽搐和死前一霎那的面容。皇帝的死期就在眼前了。
本书没有题献给任何人。本应献给G·F......的。要不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我自己应该努力回避，所以不宜题写献词的话，它真就献给G·F......了。可是即使写上世上最长的献词，要赞扬他对我的友谊也嫌太短，太平淡。现在当我准备讲一讲他的友谊对我的帮助时我想这种友谊固然可贵，却也不会是我独家的幸运，在我孜孜不倦地写作时，在一个走运的作家的生活中，有时身后是应该有这样一个人的。这个人不放过任何一句欠妥或者疲软的话，而这句话是我们自己因为总是改写不好而想姑且保留的；这个人在必要时能和我们一起反复推敲有问题的段落；这个人为我们从书柜里搬下大部头的书，查找有用的资料，当我们自己厌倦得合上书时，他却仍在埋头翻阅；这个人支持我们，肯定我们，有时也和我们争论；这个人和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共享艺术欢乐的生活欢乐，创作和生活从来不会使人厌倦，可也从来不是轻松的。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影子，不是我们的反光，然而他却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获悉德国历史学家威尔海姆·韦伯不久前谢世，一九五二年四月听到注明学者保尔·戈兰托尔的死讯，我从这两个人的著作中获益匪浅。最近几天和G·B与J·F谈话，他们两人都认识版画家皮埃尔·古斯曼，是画家在哈德里安别墅作画时认识的。我觉得自己属于一个Gens Aelia，成了那个伟大人物众多秘书中的一员，参加了人文学者和诗人为探索皇帝的伟大历史而进行的时代相传的接力赛。具有同样的感情，考虑同样问题的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他们的团体（拿破仑专家、但丁专家就是如此）。
尤瑟纳尔之墓
布拉齐乌斯和瓦迪乌斯式的人物还存在，他们肥胖的表兄巴齐尔也还没有倒下。我就遭到过一次——仅此一次——粗暴的侮辱和奚落。此人断章取义，使我的话变得愚蠢可笑，他自己的话则似是而非，论证空泛而武断。那些信赖得过文凭的大人物，自己没有时间也不想去刨根问底的读者最容易上这种人的当。此君的作为是某些人的作风和伎俩的典型反映。相反，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我们这个隔行如隔山的时代本可以对文学重现历史的企图嗤之以鼻，况且这种企图大有越俎代庖之势，可是他们却表现出十分亲善的态度......有那么多的学者屈尊降訏为我弥补漏洞，考证细节，我在这里一并致以谢忱。每一本书再版时都必然受益于它热心的读者。
认真地写。修改。对修改过的地方再作小的改动。叶芝说：“当我修改作品时，我是在纠正我自己。”
昨天在别墅，想到千千万万的人默默无闻地写作，像蜉蝣一般短暂，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比拉内西时代的波西米亚人、盗窃古物的人、乞丐、牧羊人、在废墟的角落里草草安家的农夫，从哈德里安时代起一代又一代生活到今天。橄榄林旁的一座古甬道，刚清理了一半，我和G在里面发现牧羊人用芦苇搭的床，两块罗马三合土块中间插着临时的衣钩，火堆的柴灰还带着余温。这时我心里泛起一种普通人之间的亲切感。在卢浮宫，每当关门时刻看到那些雕像之间摆上警卫的行军床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上面这段话到一九五八年仍无修改。牧羊人的衣钩还在那里，只是床不见了。而每年的那个神圣时刻复又降临，万物不顾人类加在世界和人类自己头上的威胁复又洋溢着盎然生机时，我和G又来到紫罗兰环绕的当贝草坪。别墅发生了一些不甚明显的变化。当然，不是全都变了，岁月悠悠，有毁坏，也有创造，人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不过这里却犯了一个在意大利少见的错误，在进行必要的修复和加固时增加了一些危险的“装饰”。大片橄榄树给砍掉了，让位给一个热闹的停车场和一个像集市似的小吃店，本来高雅淡泊的帕西尔颇有街心公园的风貌了。路人饮水的泉眼，在石槽上加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仿古石膏兽面像。另外一个更没有意义的兽面像用来装饰又用池的围墙，游泳池里一群群鸭子游来游去，煞是热闹。一批希腊-罗马雕像的复制品草草安放在台基上，雕像是新近发现的，原来用作花园的装饰，都是平庸之作，而复制品又用了华而不实的石膏作材料，不雅不俗，不伦不类，原先带着几分忧郁的卡诺普花园如今仿佛是拍摄凯撒故事片的摄影棚。风景区的平衡是最脆弱的。我们尽管善于想象，却没有去更改古籍，没有让古籍受到评论的伤害。同样应该知道，对古代石建筑的修复稍有不慎，在几百年来花草来自生长的原野上随便修筑一段不长的石碴路，那就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美消失了，真也消失了。）
我们选择在这里生活，这是我们超越时间为自己修筑的无形的房屋。我生活在提布尔，我也许将要在那里归天，就像哈德里安在阿喀琉斯岛归天一样。
不，我又旧地重游，到别墅区看阿德里安与朋友闲谈和休息的小楼，去看那些豪华而并不奢侈的建筑的遗迹。这些建筑极少帝王气象，它们的主人是富裕的雅士，善于把艺术享受不与田园的闲适融为一体。我在先贤祠里寻找四月二十一日太阳的光斑应该落到的位置，在陵墓的甬道里踽踽独行，这是哈德里安生前好友沙布里阿斯、赛雷、底俄迪墨斯多次走过的死亡之路。但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列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些事情再也不会历历在目了。他们虽然离我不远，却永远人去楼空了。对我来说，他们已经同我自己一生的记忆一样，既不少些什么，也不多些什么。同别人的交流永远是暂时的，一旦得到了满足，吸取了教训，提供了帮助，完成了事业，交流就中止了。我能说的都说了，能学的都学了。以后该考虑其他作品了。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87），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真名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是法兰西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尤瑟纳尔坚信，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是对人类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因此，她特别青睐历史，她的虚构作品漫游于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初的广大空间。
